1940年初，日本陸軍特務田中隆吉在華北開設走私公司“大隆洋行”，結識了一位自稱“龍文”的中國商人。見這位龍文先生出手闊綽大方，田中隆吉以為對方是大老板，便有意同他做一筆大生意。

為穩妥起見，避免上當受騙，田中隆吉安排手下特務暗中調查了龍文的底細，結果令日本特務震驚不已，原來龍文是偽裝者，他的真實身份是國民黨軍統局在平津一帶的負責人馬漢三。

馬漢三這個名字，田中隆吉刺激極大。

正是此人，制造了讓日偽當局極度恐慌，全城戒嚴長達兩個多月的“麻子殺人案”。

1940年秋，馬漢三獲悉日本天皇派特使視察北平的重要情報，便與部下策劃暗殺行動，以顯軍統抗日的威力。

當時，日本特使住在鐵獅子胡同一帶，經常騎馬外出。馬漢三捕捉到這一行動規律后，于11月29日上午，率領兩名軍統殺手埋伏在附近的一家酒樓里。當日本特使騎馬出現后，馬漢三隨即命令軍統北平站行動組組長麻景賢騎自行車尾隨，麻景賢追蹤到鑼鼓巷附近時果斷開槍，兩名日本特使一人當場被擊斃，一人受重傷。

完成暗殺后，麻景賢由鑼鼓巷逃出城外，藏匿在西山一帶的親戚家中。日本人展開全城大搜捕后，有目擊者為了賞錢告密，說兇手臉上長有麻子，于是日本人下令關閉城門，全城戒嚴抓麻子，并將此次暗殺稱作“麻子殺人案”。

由于兇手特征明顯，麻景賢存在僥幸心理，1941年初，麻景賢不幸暴露，被日本憲兵隊逮捕殺害。不久，軍統在北平、張家口等地的地下交通站也遭到搜捕和破壞，馬漢三的叔父馬德明、前妻朱鳳珍和眾多部下均被日本憲兵逮捕，馬德明拒不招供，被酷刑折磨致死，馬漢三年僅兩歲的小女兒也不幸夭折。

日本人的這次行動，對軍統在平綏一帶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僥幸逃脫的馬漢三無法安身，最后只好南下逃往香港，暫避風頭。

軍統老板戴笠在北方重用馬漢三，一方面是因為馬漢三能力出眾，另一方面是因為馬漢三在北方人脈極廣，在軍統內部，馬漢三被稱為“北方活地圖”、“平綏電話簿”。

這次，田中隆吉意外地查到了馬漢三的行蹤，不敢怠慢，沒有猶豫，立即會同張家口的日本特務機關秘密逮捕了馬漢三。

抗戰時期的軍統大特務，有很多非常的“邪”。他們抗戰，有時候跟日本人死磕，似乎并不是出于信仰，更像是亂世搏擊，所以一旦被捕，他們往往會變節。在軍統的潛規則里，對于大特務變節，戴笠的思想也很“邪”，認為變節的特務如果利用好，依舊可以上演無間道。

正因為如此，在暗戰激烈的地區，例如上海、北平，軍統大特務的身份往往非常復雜，許多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

馬漢三也是這個德性，雖然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但被捕之后，他很快就供出了所有底細，不僅如此，為了保命，他還將戴笠委托他暫時保管的九龍寶劍奉上，此劍是乾隆皇帝的隨葬品，異常名貴，孫殿英東陵盜寶后將其獻給戴笠以示討好。

馬漢三玩這些很溜，不知他與日本人達成了怎樣的交易，又或者就是這把乾隆寶劍起了關鍵作用，最后田中隆吉不僅釋放了馬漢三，而且還配合他編造了“九死一生”的脫險經歷。

但是日本人留了一手，馬漢三的一切情況，都被秘密地掌握在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手中，包括他交出的那把乾隆九龍寶劍。

1945年，馬漢三調任軍統局本部布置處處長，日本投降后，馬漢三以國民政府接收大員的身份擔任北平肅奸委員會主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軍委會北平行營二處處長等要職。

其間，馬漢三收受賄賂，大發橫財，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和不滿。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將馬漢三受賄及侵占敵產逆產的情節查得一清二楚，而后秘審了被收押的川島芳子。

川島芳子為了活命，招供了一切，并交出了九龍寶劍。

從整個事件的全程來看，有一個感覺非常強烈，那就是馬漢三始終被戴笠玩于股掌之中，在戴笠的眼皮子底下，他根本沒有秘密。

關于戴笠之死，有一個說法流傳很廣——馬漢三從一些蛛絲馬跡中察覺到戴笠已了解實情，他知道戴笠心狠手辣，絕不會放過自己，便決定先下手為強。

3月16日，戴笠從北平飛往青島會見美海軍第七艦隊柯克上將，但柯克已去上海，戴笠便于3月17日飛離青島。馬漢三安排心腹潛入青島，偷偷在飛機上安置了定時炸彈，結果戴笠在南京附近的岱山機毀人亡。

杜月笙的小兒子杜維善知道當年許多內幕，他堅決認為，憑借戴笠的警覺以及滴水不漏的安保措施，馬漢三根本沒有可能在戴笠的專機上安裝炸彈。

對此，國民黨高層其實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順著上述的邏輯，認為馬漢三一直在戴笠的股掌中蹦跶，那么也可以認定，戴笠絕不會給他暗殺自己的機會。

種種跡象表明，待到時機成熟，戴笠是要殺掉馬漢三的，甚至可以講，戴笠已在馬漢三的名字上打了√。

如果這是歷史的真相，那隨后發生的事情就好解釋了。

戴笠死后，到了1948年，馬漢三極力幫助李宗仁競選副總統，絕不是什么昏招，而是為了保命拼命在尋求靠山。

而戴笠的繼任者毛人鳳之所以要殺馬漢三，不是為了給戴笠報仇，而是殺馬原本就是戴笠早已定下的，符合軍統整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