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麥當勞是胖貓的生前愿望。

文 | 佘宗明

“投機之王”杰西·利弗莫爾說過：世界上只有1%的人明白真相，剩余99%的人三觀是被塑造的，他們只負責站隊。

問題是，那99%的人經常覺得自己就是那1%。

隨之而來的場景便是：許多人并不關心真相，卻在爭奪真相的定義權——通過重新定義真相，來蔭庇自己永遠“真理在握”的幻覺，捍衛自己永遠站在制高點上的正當性。

這兩天，此前一度住在熱搜上的胖貓事件有了下文。

下文里呈現的故事，在“鬧劇的掩體是悲劇”中印證了“悲劇的底色是鬧劇”：它集合了“愛而不得”與“得而不愛”交織的情節和“貓一杯”自導自演式的橋段，呈現了一部“消失的他”的上下集。

之前不少網民賽博哭喪與瘋狂獵巫，多是基于“撈女專坑純情男”敘事的入戲和加戲。

可從重慶警方的通報看，套用這套敘事模板的根基，正在二人的真實往來與第三方的輿論操縱中動搖。事件呈現出了更復雜的基本面相。

但這也許并不影響很多人尋找下一個胖貓和譚竹。

他們并不關心胖貓，只是關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此泄憤；他們也不關心譚竹，只是關心自己有沒有一個靶子。

他們不是在胖貓事件上充滿正義，只是需要讓自己的廉價正義感表演有附著物——剛好炒作與算法順著“共情”網絡將胖貓事件推了出來，讓死去的胖貓成了“二次消費”標的而已。

01

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在《正義之心》里寫道：理性能力與道德情感的缺乏結合在一起是相當危險的。

他認為，“在人類創造出了非議和懲罰性的道德共同體后，它的職責開始拓展：大多數人對因果報應原則有很深的直覺性關切——他們希望看到眾人因其各自行為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現實則一再證明，理性能力的缺乏和道德情感的腫脹結合在一起，也是相當危險的。

許多人對因果報應的關切，總是起于對單方消息的偏聽盲信，終于挖墳、網暴、開盒。

前些年，“要顧及大眾樸素的道德情感”，是很多遇事常訴諸民意之人常用的一句話。

現在看，在輿論場把古斯塔夫·勒龐對群體的闡釋演活了的今天，這句話已不合時宜：在“大眾”已被無數個圈層圈成“分眾”，“樸素的道德情感”里夾雜著一堆不樸素的非道德情緒的當下，堅固的民意早已煙消云散了。

“貓一杯”事件已經將這驗證了一次，胖貓事件又驗證了一次。

雖然人們已無數次掉進同一條河流，那條河流里回蕩的，都是情感濃度超標的小作文、“只挑有利于自己的說”的單方面說辭、選擇性呈現的聊天記錄、虛實難辨的網絡傳言掀起的漩渦，可太多人已學會了在里面蛙泳、蝶泳、仰泳。

膨脹的道德審判沖動，總會在冷靜的慎思明辨能力拉住他們之前，將他們推進河流里。

戴維·布魯克斯說；互聯網并沒有改變人類無知的狀態，反而讓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無知時代”——無數未經提煉和歸納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斷創造出來，猶如“一條渾濁的信息河流”，大量缺乏判斷力的受眾浸泡其中，對偏見、虛假消息不加辨別地吸收。

這段話，一下子點了太多人的穴。

對他們來說，吃一塹連著的往往不是長一智，而是再長一塹……長一智是不可能長一智的，這輩子都不可能長一智的，多看點書又不會，就只有去噴這樣子才能夠維持精神生活。

在入坑、上當、中招方面，他們挺像是SM中的那個“M”。

也正因如此，“撈女-純愛戰士”的二元化敘事會輕易地擊穿感情復雜交互模式的地表，快速在輿論場里攪起巨大的風暴——即便許多消息未經正視、雙方說法呈現并不平衡。

02

在胖貓事件上，這次警方通報信息量不小，媒體劃出了三個重點：

1，感情上：胖貓與譚某以真實身份交往兩年多，互見親友，多次在譚某家中約會，雙方還曾共同攢錢謀劃未來。

2，金錢上，胖貓向譚某轉賬317次共計79.9萬余元，譚某向胖貓及其親屬轉賬179次共計46.3萬余元，其中13.6萬是在胖貓投江后退還胖貓家屬，另外胖貓曾從二人共同攢錢賬戶中多支取7.5萬元。經調解后，譚某全額退還經濟往來差額。

3，輿論上，胖貓的姐姐劉某操控輿論：大號懷念弟弟，小號曝光譚某個人信息；找人代寫文案以博取網民同情；有選擇性地截取聊天記錄，顯示譚某“是撈女+騙子”；購買流量提升事件熱度。

在解釋權被“壟斷”的時下，“通報內容=真相”的合理性顯然需要論證。

但在調查基礎上的詳實還原，總比那些被小作文牽著鼻子跑的腦補情節要靠譜。

在巴菲特老爺子說的“家庭的第一核心永遠是經濟而不是感情”已全方位滲入婚戀過程的背景下，在情感交往中的金錢投入沒法簡單用ROI（投入產出比）計算和通用標準答案評判的語境中，譚竹跟胖貓的轉賬差額是否能導向“釣男”“騙錢”“殺豬盤”，注定會言人人殊——即便是有官方通報，也無法阻斷每個人從自身視角出發的解讀。

也源于此，仍有很多人糾結于“胖貓事件到底反轉了嗎”：有人說，反轉了，因為譚竹跟胖貓不是“只見過兩次面”，似乎也不是單純的經濟利用關系——在胖貓跳江前，譚某就曾明確表示拒絕胖貓轉賬，稱他應該為自己存些錢；有人說，沒反轉，因為譚竹在二人交往期間花了胖貓很多錢。

只能說，在反轉可以被“自定義”的情況下，反不反轉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核心事實跟原來單方曝出的出入不小。

在我個人看來，當這段“有情皆孽，無人不冤”的感情以胖貓之死結束又被胖貓姐姐以“討說法”名義續上鬧劇續集時，事情就在直奔“可悲復可嘆”的方向而去。

胖貓可憐，他的不幸在于，沒學會自己愛自己，無論是為了“愛的供養”而燃盡自己，還是因為結婚愿望落空而投江自盡，深情之余都顯露了他的不成熟——很多時候，夠深情跟不夠成熟也是一體兩面。

譚竹可憐，她的不幸在于，她沒意識到跟胖貓經濟來往的不對和跟坊間流行的“渣女圖鑒”的對應，會為她帶來致命殺傷。

胖貓的姐姐原本也可憐，她的不幸在于遭遇了失親之痛，但當她從不幸者變為加害者時，她就親手讓渡了部分被同情可憐的資格。

03

耐人尋味的是，警方通報出來后，依舊有人拿出《慶余年》里“一切為了慶國”的臺詞來內涵當地官方。

這畫風，挺像是那個對話場景：“-你聽我解釋”“-我不聽，我不聽”。

在該質疑處不疑，在不該疑處質疑，部分網友在對待胖貓姐姐爆料和警方通報態度上的不正常錯位，在“典、孝、急、樂、蚌、贏”成“網絡君子”六藝、許多人信奉“順我者，真相；逆我者，洗地”的時下，來得很正常。

在人均一個福爾摩斯的地方，真相從來都不夠用。

即便有“御賜”的真相，換來的也經常是網民的不肯“奉旨”相信——雖然他們習慣了“等通報”形塑的信息供給生態，但塔西佗陷阱常被小作文達人利用的情形在反噬著這樣的生態。

后真相時代中的“后”，對應的就是多元信息渠道消失之后；后真相時代的“真相”，也只能是存在于“相信自己想要的真相”土壤之中。

著眼現實，人們生活的信息土壤還經常被污染：女權（利）-飯圈-民粹三股極端力量，就正侵蝕人們所處的公共信息空間。

胖貓事件就成了寄生在“女權輿論共同體”之上的“仇男-厭女”兩股勢力的對決場。那些性別對立聲音，順著男女當事人雙方被臆想出的“舔狗”“撈女”設定傾瀉而出。

這里的女權，自然該打引號。真正的女權，指向的該是兩性平權，而非女性特權。可如今，很多女利主義者把自己活成了錘子，專門靠釘直男癌和大男子主義言論為生，跟男權主義者形成了共生結構；許多男權主義者同樣是見到女利就如同鯊魚聞到血腥味。二者行為同構、本是絕配，卻視彼此為仇讎。

在這類極端情緒的推波助瀾下，胖貓事件必然會朝著失控方向發酵：罵譚竹的人，很多都是在把她當一類“釣系女孩”的典型來批斗；罵胖貓的人，很多都是將自己對“蟈蝻、屌癌、金針菇”的反感投射在可憐的胖貓身上。

英國作家娜奧米·阿爾德曼說：用一種性別去壓倒另一種性別的戰爭，既沒有盡頭，也沒有勝利者。

但這群人在以己為矛為盾，挑起“一群人對一群人的戰爭”。

04

村上春樹在短篇小說《列克星敦的幽靈》中寫道：

“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無批判地接受和全盤相信別人說法的人們，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地隨著別人聽起來順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見之鼓點集體起舞的人們。他們半點都不考慮，哪怕是一閃之念，自己所作所為是否有錯，根本想不到自己能無謂地致命地傷害一個人。我真正害怕的是這些人。”

這些偏聽盲信者如同墻頭雜草，性別對立的心態則是一把火，能快速將其點燃，最終吞噬無數個胖貓和譚竹。

這帶來的直接問題是輿論場的“垃圾場化”，深層次弊害則是“真問題失焦”——正如法學家勞東燕所說的，公共事件逐漸從公域里消隱，越來越多的私人事務被拉到公域，在顯微鏡下被圍觀被細看，出現任何瑕疵都會被上綱上線。當“監督”的箭頭一邊從某些地方退縮一邊向私生活領域延伸，社會注定會被一場又一場的輿論泡沫黏住。

一通沒有意義的狂歡，留下一地沒有價值的雞毛，就是我們公共生活里的常態景象。

回到胖貓事件上，它就成了后真相時代被眾人加工的琥珀樣本。雖然許多人并不在意真相，但它暴露出了幾重真相。

如果說第一重真相是警方通報還原的胖貓生前有情感寄托、死后被拿來炒作，第二重真相是無數哄客不關心胖貓也不關心譚竹，只是用他們來為自己的偽正義癖好和表演欲獻祭。

那胖貓事件背后真相的真相的真相，就是真相瀕死——它可能被掩埋在畸形信息供給結構的深坑里，也可能溺死在情緒洪流之下。

這，或許就是我們不得不直面的最殘酷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