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漢武帝時期的方士群體數量極為龐大，堪稱歷史之最，無怪乎陳槃稱“即如漢武之世，可謂方士全盛時矣”。

規模龐大的方士群體大量進入漢帝國的職官體系之中，承擔諸多與方術有關的事務，例如祠祀、侯神、入海、改歷等等，極大地改變了漢帝國原有的禮祀形態，并豐富了漢代社會的日常生活。在進入職官系統后，方士群體根據職官功能的不同，負責的日常事務也各有區別。

顧問

無論是淮南方士集團抑或武帝方士集團，均有個別方士居于核心地位，這類方士往往具備極高威望，充當著統治者的方術顧問，會為統治者直接規劃某些決策，有時也會直接參與到具體事項的執行之中。

在淮南方士集團之中，無論是衡山方士集團抑或淮南方士集團，其中的方士均有很濃厚的軍事色彩，如淮南集團中的八公，其中伍被、左吳均深受淮南王信任，劉安建元二年自元朔六年間籌劃的謀反活動均有二人參與。

其在宏觀的戰略決策上傾向于左吳、趙賢等人所稱的“有福，什事九成”，在具體的戰術布置上又基本上依照伍被之言而“欲如伍被計”。伍被、左吳作為淮南王最為倚重的兩位方士，居于眾人之首，二人在劉安集團中便充當核心幕僚角色，體現出淮南集團濃厚的方士色彩。

武帝方士集團居于核心地位的方士先后有四位，分別是李少君、少翁、欒大與公孫卿，其中又以李少君和公孫卿最為重要。

西漢歷史人物：李少君

李少君于元光二年向武帝提出的封禪不死規劃，幾乎成為此后武帝舉行封禪大典的總綱。，武帝不僅在元光二年立即采納李少君的意見，開始祠灶并嘗試派遣方士入海尋覓蓬萊。

在少君去世十一年后(元鼎四年)，仍因“憂河決，而黃金不就”拜欒大為五利將軍，此后的元封元年更是組建起龐大的海外尋仙集團，用以執行封禪前找尋蓬萊仙人的任務。在尋仙、封禪未果后，公孫卿通過修改李少君的封禪不死規劃成為了武帝方士集團中的第二位核心人物。

元鼎四年，公孫卿通過呈獻《札書》、《鼎書》，成功獲得武帝信任，其稱“黃帝且戰且學仙……百余歲然后得與神通”，將封禪活動改造為一個長時段的制度系統，而非一次就可成功的大典，消解了武帝因元封元年封禪未得成仙的疑竇。

公孫卿將祠神、推歷及侯神等元素一并納入武帝的封禪不死規劃中，先是引得“郡國各除道……”，其后太初元年不僅在帝國中央組建起一個歷法方士團體，還促使武帝“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公孫卿

此后武帝屢屢祭祀方士神祇、巡驗候神場所，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公孫卿影響。此后方士公王帶亦曾試圖用東泰山封禪來取代泰山封禪，但最終未能奏效，因此公王帶未能成為武帝方士集團中的核心人物。

綜上所述，可見核心方士不僅僅負責事務性的日常工作，其身份更類似諸侯或帝王的方術顧問，針對服務對象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種建設性意見或總體規劃，如左吳、伍被對劉安謀反提出的種種建議，又如李少君、公孫卿為武帝規劃的封禪路線，均是此種性質。

祠祀

武帝時期，祭祀神靈是方士的主要職能之一。最早來到武帝周邊的著名方士李少君便有祠灶之方，祠灶在武帝時期是極為重要的祭祀活動。在少君的封禪理論中，祠灶是通向不死的第一步，也是封禪的前提。

此后齊人少翁亦能“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可見武帝對于祠灶的重視。但祠灶僅對武帝個人負責，其輻射范圍僅限于長安，在元朔五年毫人薄忌等奏祠太一、三一及黃帝、冥羊、馬行等方士神祇后，方士所負責祭祀的范圍開始擴大。

元鼎四年，同年又因汾陰出寶鼎而“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并于元鼎五年十一月親自“郊拜太一”，后再“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

自此長安東南郊有謬忌太一壇，汾陰有后土祠，云陽有甘泉宮、太一壇及太時壇等等，這些祭祀場所的開辟，有著重要意義：其一，由方士奏立的神祇數量增多，意味著方士祠祀職能的擴大，這些特殊的神祇多有其特殊的祭祀方式。

因此武帝應當更傾向使用方士來主持這類祭祀；其二，祭祀場所數量的增多，意味著方士群體的輻射范圍擴大，從原先局限于武帝宮墻之內，輻射到長安附近的諸多地區；其三，其職能逐漸由私人轉向官方。

原本李少君、少翁負責的灶鬼之祠更多是為武帝個人服務，而在汾陰、甘泉所建立的后土、太一之祠，則是象征著天地祭祀的國之重典，標志著方士群體正式進入漢帝國的禮祀系統建設，其重要性大大增加。

元鼎四年后，將興立神祠推向高潮的方士是公孫卿。元鼎六年冬，公孫卿自稱在緱氏城見到仙人，所謂“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引得武帝親自前來察驗，公孫卿在此打消了武帝因受少翁、欒大蒙騙而積攢下的疑慮，重新挑動起武帝尋仙的熱情。

此后，祠神成為方士群體的基本職能之一，在漢帝國的禮祀系統中出現了大量祠神方士群體，至成帝時，僅長安周邊便有各類神祠近七百所，由此可見方士群體與漢帝國禮祀系統的聯系之深。

候神

候神方士與祠祀方士的職能有一定重疊，但又有所不同。祠祀方士的主要職能是掌管被漢帝國納入禮祀系統之中的神靈祭祀，而候神方士的主要職能是在各類候神場所等待仙人降臨，由于這些候神場所往往也設有祭祀點。

故而候神方士也會承擔一定的祭祀功能。例如公王帶欲勸武帝于東泰山封禪，武帝因嫌東泰山卑小而未行封禪，但武帝依舊“令祠官禮之”，其后又令公王帶“奉祠候神物”。公王帶的職責包含兩項。

其一即奉祠，其祭祀對象應該是東泰山，屬于傳統的名山大川祭祀；其二則是候神物，其包含的內容則較為寬泛，不僅僅局限于仙人，而且擴充到“物”之上，此物既可是人物，又可是動物、植物乃至某種征兆。

其候神靈者，如齊人少翁。元狩二年少翁使武帝興建甘泉宮，而后“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即在甘泉宮中候天一、地一、太一此三天神；此后武帝任用公孫卿為郎，亦是使其“候神于太室”。

于是公孫卿元鼎六年冬“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元封元年三月又再次“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元封二年公孫卿又“言見神人東萊山”，這些均是公孫卿作為候神方士所承擔的主要職責。

此外，在候神過程中，有時會遇見許多其他的奇異事件，如元封二年，公孫卿于甘泉“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至夏時竟“有芝生殿房內中”，此亦因候神得見神物。

西漢武帝時齊國方士：公孫卿

候神這一職能便作為祠祀系統的補充，隨著方士群體的壯大而愈加重要，到武帝后期，所備受武帝重用者，大抵皆出自候神方士群體之中，顯者如公孫卿、公王帶。至成帝遣散諸方士時，占比最多的亦為候神方士，可見此一群體之繁盛。

軍事

除方士的顧問、祠祀以及候神等具體職能外，方士群體在武帝時期還擔任一定的軍事職能。方士群體由于掌握一些特殊的方術手段，如天文歷算、候星望氣、祝詛妖祥等等，漢代軍隊往往愿意任用部分方士來作為軍事上的輔助。

其輔助方式十分多樣，第一，直接影響軍事戰略戰術的決策。這點在淮南方士集團中體現最為明顯，劉安以為“天下有變，諸侯并爭”，加快準備謀反的各項事宜。

劉安

此即方士之說干預戰略決策的例子，此后劉安“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并依伍被計略籌劃謀反之事，均體現出方士對于軍事戰略及戰術的影響。

第二，進入軍隊直接承擔作戰職能，這類方士在記載中較少，淮南八公之一的雷被即其代表，《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公卿責備淮南王劉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雷被善使劍，其既已上書聞于武帝，此后應即隨軍征討匈奴，成為軍隊的一員。

漢武帝

此外，東郭先生寧乘亦屬于軍事系統，元朔六年寧乘獲封東海都尉。都尉一職，據安作璋等《秦漢官制史稿》所述，一方面行軍打仗時作為一級帶兵官，另一方面則隨大將軍從屬于內朝官。可見其本身就屬于武職，由大將軍統領。

第三，承擔部分技術性的軍事輔助職能。如王朔可通過望氣判斷敵軍情況，《史記·天官書》稱：“王朔所候，決于日旁。……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作者觀點

又魏鮮亦能以觀風體察敵情，《天官書》稱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司馬貞《索隱》釋“趣兵”為“謂風從西北來，則戎叔成。

司馬貞

而又有小雨，則國兵趣起也”。則是通過觀風來判斷西方戎族的農作物長勢與收成，進而推理其進兵的可能。再如前所言丁夫人與雒陽虞初，則是通過方術詛咒敵軍，其詛咒雖未必應驗，但可借此提振己方軍隊士氣并堅定其戰勝敵軍的信心。

文|萌眼探世界
編輯|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