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席的晚年生活中,張玉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張玉鳳1962年開始在主席的專列上擔任服務員,1970年開始成為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1974年開始一直到主席去世,一直擔任主席的機要秘書。
在那個幾乎人人都視主席為神明的年代,張玉鳳是為數不多,敢于在主席面前堅持自己意見的人。
她甚至曾經因為自己的脾氣,和晚年的主席發生一些沖突,導致主席一氣之下把她從自己的身邊“驅逐”了出去。
但是張玉鳳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絲毫不肯低頭,反而是主席事后主動派人找回了她,并且對她說:我也這么大年紀了,脾氣是有的,難道你的脾氣比我還大?你還真是張飛的后代呀!
主席晚年身體多有不便,很多時候他一些動作和意思,只有張玉鳳能夠準確的猜出來,所以在主席人生最后的幾年里,對張玉鳳十分倚重。
只不過張玉鳳原則性很強,她雖然很受主席倚重,但始終堅守自己機要秘書的本份,只對主席的話語進行轉述和記錄,從來不會主動影響主席的判斷,不隨便為任何人向上“進言”。
也許正是張玉鳳這種過硬的職業操守和原則,讓主席對她始終都非常信任,從來沒有懷疑過她。
1976年主席過世之后,張玉鳳也從大家的眼前消失,但她始終堅持原則,對關于主席的事情守口如瓶,從來不肯亂說。
不過進入新世紀后,張玉鳳向黨中央提交了一些她個人的回憶錄和檔案資料,為我們了解主席的晚年生活,了解一些歷史真相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坐257號三叉戟專機企圖外逃,卻在蒙古溫都爾汗東北的草原上機毀人亡。
很多人都說主席早在1966年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就已經察覺到了林的野心,并且指出林是個“陰謀家”。
甚至還有人說,主席之所以讓林在運動中得勢,是因為要給林暴露自己野心的“一個過程”。
然而根據張玉鳳的回憶,事情卻并不是這樣的。
林的背叛,對當時已年近80歲的主席,精神打擊還是很大的。
在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席血壓居高不下,不但經常失眠,睡眠質量還非常的差,常常會在夢里驚醒,有時還會說一些“親密戰友”“接班人”“副統帥”“永遠健康”之類的夢話。
可見雖然林有謀害主席的行動,但主席對他卻還是有一定感情的。
試想一個78歲的老人,遭到相識幾十年的戰友的背叛,又怎么能不感到心痛?
那個時期的主席非常敏感,曾經幾次問周總理,他的身邊是不是還存在“親密戰友式”的人。
雖然周恩來每次都是誠懇的告訴主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熱愛主席,緊跟主席干革命!”
主席卻并不相信,他幾次說林的罪行敗露之前,同樣沒有人發現異常,而且他還曾頗為尖銳的問周恩來:“我整了不少人,他們會保衛我,你信嗎?”說完不等周恩來回答,他就哈哈大笑起來。
只不過笑完之后,主席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當中,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1972年國慶節前夕,主席在中南海宴請近30名老帥和老將軍們的宴會上。那時候因為剛剛發生的事件,主席對老帥和老將軍們產生了一些微妙的心理,已經定下了老帥和老將軍們只能掛職,不能帶兵的規矩。
在宴席剛開始的時候,主席作的開場白中,有這么一段話:“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志,有誤會,有爭議,也有傷害過,那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
主席的話說完之后,有人拿出1966年主席寫給妻子的信,說主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早在那時候就察覺到了林的野心,是一個陰謀家,之所以留著他,就是讓他有個暴露自己野心的過程。
當時在場老帥和老將軍們,都是歷經滄桑的人物,也基本都察覺到了自身的處境,所以一些人只好跟著附和。
但是主席自己卻當場搖了搖手,笑著說:“我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信這封信!”
當時主席還曾問同在現場的周恩來信不信這封信,但是周恩來沉吟未答的時候,主席自己就笑著說:“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主席的這些話,本來是有記錄的,可是后來有人以這些話可能會被帝、反、修利用,作為反對主席的素材為由,讓張玉鳳刪除了。
同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時,宴請康生、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張玉鳳一起吃晚餐。這天主席又談到了1966年他寫給妻子的那封信,并且明確指出康生和張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而且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就當成文件下發,搞得盡人皆知。主席本人是“很違心接受的”。
根據張玉鳳的回憶,她也是后來才知道,那封所謂毛主席的信,是康生提出的想法,張春橋和江青兩個人聯手寫出來的。
實際上九一三事件對主席的震動還是很大的,不但讓他很長一段時間里吃不好睡不好,幾次撕文件、摔東西發脾氣,甚至還讓他對老帥和老將軍們起了疑心,點了幾位老帥和老將軍的名。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的1972年,正在江西勞動的鄧小平,曾經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想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再做些工作的愿望。
當時周恩來總理身體健康情況已經不佳,但那時候內政外交方面專業人才稀缺,又讓他絲毫不敢大意。
出于對國家前途的考慮,周恩來一直對熟悉工作又有能力的鄧小平非常關注,在接到這封信之后就很快送到了主席的手里。
主席看到這封信后,做了這樣的批示: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周恩來看到主席這個批示之后,知道鄧小平有了復出的希望,于是他立即指示中央辦公廳將主席的批示連同鄧小平的信印發給中央政治局委員傳閱。
在主席做出批示的第二天,周恩來立即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對于鄧小平來信的批示。同時,周恩來還以中央名義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對鄧小平解除監督,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安排一些參觀訪問、調查研究形式的活動。
然而主席當時對鄧小平的第二次復出,還是有些遲疑不決的。
因為當時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非常支持鄧小平復出。
但是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等人對鄧小平的復出,是持強烈反對意見的。
而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等人由于種種原因,都沒有表明自己的態度,而是表示此事該由“主席定論”。
所以雖然周恩來在1972年8月份,就已經在為鄧小平復出努力,但主席卻遲遲沒有做出決定。
一直到1973年的時候,周恩來總理病重,再次催促主席,讓鄧小平復出主持一些工作。
但這個時候江青等人仍然態度激烈的反對,他們想讓張春橋接替周恩來主持工作。
然而主席對當時的情況十分了解,對他們說:“總理病不輕,我很著急,他催得我好緊。我不至立即去見馬克思,諒他(鄧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論:請第二號走資派出來,不要太固執。春橋出來主持工作,老帥、將軍不會服,今天在座的也不會服,你(江青)也不會真服。”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1973月2月份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開始第二次的復出。
1974年聯合國總部準備在4月份,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決定派遣代表參加此次會議。
由于這次會議是我國恢復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后,第一次派遣高級代表團出席特別會議,所以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此都萬分重視。
當時周恩來總理由于自己病重,無法承受這種漂洋過海的遠行,所以力薦由鄧小平率領代表團, 出席這次聯大會議。
周恩來總理心里十分清楚,外交無小事,當時很多東西在國內還好,一旦拿到國際上搞不好就會鬧成笑柄。因此出于對鄧小平的了解,他十分堅決地提請由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參會。
有些人當時仍視鄧小平為“眼中釘”,態度十分蠻橫地反對由他率領代表團出席聯大會議,甚至“勒令”周總理和外交部撤回提請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參會的報告。
主席在聽說這件事情之后,就托人轉告總理說:“鄧小平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正在與人僵持的周總理聽到主席這話之后,立刻表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并且馬上把馬上把毛主席的向政治局其他成員轉述。
而政治局其他成員也紛紛表示,同意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見;由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參加聯大第六屆會議。
只有一個人蠻橫而又頑固的表示反對。
事后毛主席得知了這件事,在3月27日給她寫信說:“鄧小平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意見。”
同時毛主席還對她的同黨進行了“敲打”,托人轉告他們:到聯合國開會還是小平去,我的意見就是這樣,你們不同意就拉倒!
毛主席當時身體雖然已經多有不便,思維還是非常清楚的。
他心里明白搞外交和搞運動不同,需要很大程度的經驗積累和聲望水平。
鄧小平不但有國外留學和斗爭的經歷,還曾經在60年代率領代表團與蘇聯談判,在外交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當時的很多人出國的次數都有限,對國外的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除了鄧小平,確實沒有更好的人選率領代表團參加聯大會議。
而鄧小平也沒有辜負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信任,正是在這次聯大會議上,鄧小平把毛主席最早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用精辟明快的語言正式向國際社會作了闡述,讓更多國際友人了解理解了毛主席這一論述。
預見未來
1976年1月8日,備受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很多老帥和老將軍寫信給主席,希望他能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
但是根據張玉鳳的回憶,當時毛主席已經身患重病,確實走不動路了,只是在參與周恩來總理追悼會的人員名單上畫了一個圈。
雖然主席確實沒有參加總理的追悼會,但是周總理的去世對他的打擊還是非常大的。
當時宋慶齡曾經給主席寫信,希望他能參加追悼會,以此體現國家、人民、黨的團結,主席健在。
而病重的主席在讓人代筆給宋慶齡的回信中說,運動已經搞了十年了,問題還是叢生,還悲觀地說“自己也快走了”!
那段時間毛主席情緒不穩定,心情也十分低落,時常沉思回憶戰爭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犧牲的戰友,對自己的晚景感到凄涼。
他曾經多次把張玉鳳和毛遠新叫到身邊,對他們說:“小毛(毛遠新)、小張(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這邊。你們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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