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最近開始讀狄金森的詩歌，這一首太能描繪我的精神現狀了。

《許多瘋狂是最神圣的理性》

許多瘋狂是最神圣的理性-

對于明察秋毫的眼睛-

許多理性-是最徹底的瘋狂-

總是大多數，于此，

獲勝，儼然全體-

同意-你就健全-

異議-你即刻處于險境-

處置你以一條鎖鏈-

我是按照海倫·文德勒的解讀來讀的，文德勒說狄金森常常省略推論過程，若要邏輯完備，應該如此理解：

許多瘋狂是最神圣的理性-

對于明察秋毫的眼睛-

但在遲鈍的眼睛看來-

最神圣的理性只是謊言-

許多理性-是最徹底的瘋狂

對于那只明察秋毫的眼睛-

所以，這里的重點是明察秋毫的眼睛。只有明察秋毫的眼睛，才能夠辨認并堅持最神圣的理性，哪怕這樣的理性被大多數人識別為“瘋狂”；同樣，只有明察秋毫的眼睛，可以發現大多數人相約遵守的許多“理性”行為，其實已經變成了瘋狂。

康德說：“有兩件事物，我越是思考越覺得神奇，心中也越充滿了敬畏，那就是頭頂上的星空與內心的道德準則”。感謝城市的光污染，我們已經看不見星空了，感謝信息污染，我們也很少能感受到內心的道德律了。

我最近發現，每個人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其實是大不相同的。其一，每個人的知識結構與興趣專長不同。就像我有一位藝術家朋友，她喜歡在工作室附近閑逛，隨手撿到一些蒲公英、樹枝什么的，都可以變成創作的靈感與素材。我還有一位喜歡捉魚的朋友，他對于周邊的水情魚情就很了解。

其二，每個人過去的經歷，那些做出或沒有做出的選擇，會在意識深處影響一個人眼中的世界。關于這一點，我之前是沒有充分意識到的。當你離開一座城市，換了一份工作，你會發現與從前那些相談甚歡的朋友漸行漸遠。共同話題的減少只是表面上的原因，還有一點很關鍵，每個人每時每刻都在合理化自己當前的處境。

為了證明自己已經做出了最好的選擇或者不選擇，人會反復調整和修飾自己眼前的世界。那些抱怨而不動彈的人，已經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失去的每一種美好的事物，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因為沒有足夠多的人愿意為了保衛它而放棄其他的東西。

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永遠無法得到自己不是真心想要的東西。這么說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有點殘忍，卻接近于真相。

所以對于不想被流沙淹沒的靈魂來說，表達、交流、禪、藝術，都是生活的日需品。隨之而來不都是愉悅，更多是孤獨、痛苦、無力和不安。中平卓馬說：“當我們觀看埃文斯以及與他時空遙遙相距的阿特熱的攝影時，我們被導入語言中最原始意義的不安，這個不安與恐懼沒有關系，而是出自世界與自己關系的動搖、出自某日突然襲擊我們的關系的扭曲。”中平卓馬引用福柯的話來解釋這種不安，“不安是存在的先決條件。”

我從前以為詩與藝術的用途是裝飾眼前不完美的世界，后來才知道，它們主要是用來調整內在的算法，幫我們抵達或回返到，原初而陌生的自己。

我們現在擁有無比便捷的交流工具，但我發現人們是越來越恐懼交流的，我是說真正意義上的交流。因為人們寧可保持膚淺而舒適的一致，也害怕觸碰到冰冷的理性判斷，因為這種判斷是會要求行動的。

就這樣，瘋狂與理性慢慢地互相置換。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向左向右看齊來判斷何為理性何為瘋狂的。這個時代的大眾傳媒，是要承擔責任的，正如昆德拉早已提出的警告：“傳媒的精神與文化的精神是相悖的，至少對現代歐洲所認可的文化是如此：文化基于個人，而傳媒導向單一化；文化照亮事物的復雜性，而傳媒使事物簡單化；文化只是一種長久的拷問，傳媒則快速回答一切；文化是記憶的守護神，傳媒則是時下新聞的追逐者。”

不過昆德拉的標準是比較嚴格的，在我的記憶中，媒體也可以是文化的朋友，也可以照亮事物的復雜性，做出拷問，傳遞記憶。雖然相對于偌大的沙漠來講，我曾經喜愛和依賴的那些媒體都只是很小的綠洲，但它們對我建立自己的頭腦和目光，居功甚偉，我永遠感激。只不過它們已經消失在時間之海。那么今天，我們的文化變得怎么樣了呢？今天的年輕人又靠什么來判斷自己是理性的還是瘋狂的呢？

其實我自己都會恍惚。有時看到一件事，明明很瘋狂，但依稀感到這里邊似乎有一種理性。但也可能它只是簡單的瘋狂，是我想多了。每當我陷入這樣的困惑，而發現大家只是把這些事當成無關緊要的生活插曲，我都會有點不知所措。這也是我堅持在寫東西的一個原因，時間是忠實的朋友，它可以幫我們區分很多事物。

卡夫卡和一位青年外出散步，回到自己家門口的時候，卡夫卡仰起頭，緩緩地將視線掠過屋前，問道：“您知道上我家要走多少級階梯嗎？”青年說不知道。卡夫卡說：“我也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數過。如果我知道確切的數字，我可能每爬一級都會因害怕而倒吸一口涼氣。不妨用面對自己的方式面對困厄，一分鐘一分鐘將它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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