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獨體字，其造字之初必有所本——或為象形或為會意或為指事，反正不可能是形聲。

甲骨文中有“四”，但只是依照一、二、三之例，又多加了一橫，寫作“亖”。

顯然，殷商時候的“亖”，純為“數名”，如算籌如蓍草，簡單排列、一目了然。

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所見，如“盂鼎”如“墻盤”，“四”仍為“亖”。

目前所知最早的“四”，是春秋早期的“陳侯鼎”銘文——陳侯為“媯四母媵鼎，其永壽用之”。

《詩經·齊風·猗嗟》：“四矢反兮，以御亂兮。”

此詩，贊美少年魯莊公，相貌英俊，射技高超，也作于春秋初，不知初創時用“亖”還是用“四”。

春秋晚期的“郘鐘”“徐王子鐘”和戰國時的“大梁鼎”銘文，亦有“四”字。

故此，大多斷定“四”字造于西周后期，春秋之前。

學界一眾大佬，亦曾考證過“四”字所本。

如丁山，在《數名古誼》中認為，“四”本為“呬”字。

《方言》：“呬，息也。東齊曰呬。”

如馬敘倫，于《中國文字之源流與研究方法之新傾向》中說，“四”本為“涕泗”之“泗”。

《詩經·陳風·澤陂》：“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泗”之本義，或指“泗水”。

這二位老先生，皆以為“四”是借為“數名”。

但由此，也產生了一個難以破解的“悖論”。

《說文》解“呬”“泗”，均曰“從某，四聲”，說這兩個是形聲字。

另外還有四匹馬的“駟”、四頭牛的“牭”，“四”不僅表聲也還表義。

“柶”，現多解為“勺子”。其為餐具不假，但先秦已有“勺”字。“柶”，從《儀禮》《禮記》看，其為勺子但前面有齒，或就為四齒可能性更大，“四”也是既表聲也表義。

形聲字，必是兩個以上獨體字組合，原本各有其音義。絕無可能合體形聲字之聲旁有音無義，然后被單獨拆解出來借為他義。

《說文》：“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

這其實為解讀“四”字所本，另辟了一個蹊徑。

《周易·系辭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四”為“地數”，亦為“陰數”無疑。

問題是，“二”“六”“八”“十”均為“地數”之“陰數”，何以唯獨“四”是此種寫法？

還看《周易·系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老子》名之曰“一”；《呂氏春秋》稱之“太一”，指宇宙本體，萬物生成之本源。“《易》有太極”，是說《易》中包含著宇宙生發演化最高、最大之“道理”。

“儀”，法也。“兩儀”，天地。“是生兩儀”，是說《易》揭示了“太極”轉化為天、地的道理。

“四象”，即四季之象。“兩儀生四象”，是說天、地孕育出了四季。

請注意，按筮法說——

七揲蓍草為“少陽”之爻，象征春天；由春轉夏，陽氣繼續增長，故七揲為不變之陽爻。

九揲蓍草為“老陽”之爻，象征夏天；由夏往秋，陽氣變陰氣，故九揲為可變之陽爻。

八揲蓍草為“少陰”之爻，象征秋天；由秋往冬，陰氣繼續增長，故八揲為不變之陰爻。

六揲蓍草為“老陰”之爻，象征冬天；由冬往春，陰氣變為陽氣，故六揲為可變之陰爻。

“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種爻象即象征“四時”，也即“四象”。

中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時空統一觀”。如《鹖冠子·環流》所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故而，“四時”“四象”，又為“四方”。

許慎解“四”，說“象四分之形。”

段玉裁《注》“謂囗象四方；八象分也。”

《說文·八部》：“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好了——“四”字外面之“囗”，“象四方”，亦即“四時”“四象”；里面之“八”，“象分也”“別也”，也即由“少陽”“老陽”“少陰”“老陰”四種爻象，區分“四時”“四象”。

由此觀之，“四”字為象形加會意。

其造字，不是在以甲骨占卜為主的殷商，而是以草筮演（衍）《周易》的兩周，也就好理解了——除了“數名”，進一步包含了更豐富的內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