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學只一個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王陽明

古往今來，但凡做學問的大家，皆強調學以致用，主張在實際中發揮學問的作用。儒家圣賢孔子周游列國，欲以其學說勸諫各諸展治國之道，雖受時勢的阻礙未能成功，但在之后的太平盛世則成為古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塑造了兩千年封建王朝的文化根基和國民性格。北大第一任校長蔡元培對孔子的治學之道提出了獨到的見察、他認為，一個人求學問就是為子經世致用、即使剛開始時有;不了解，還是要一如既往地去做，這樣才能學得真學問。

何謂“經世致用”?“經世”就是要考察我們生活的社會，知社會的問題，同時也要在社會中去尋找知識。“致用”就是要把學的知識與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聯系起來，并通過學習知識來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清朝末年，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在那種情況下，經世致用之學，再度興起。魏源龔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為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借經書的“微言大義”來宣揚自己社會改革的主張，對警醒國人、救國圖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認為知行的本體并不是先知后行或者將知與行分為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來做。他認為，圣人的學說只有一個功夫，那就是認識和實踐不可以分成兩件事，也就是他所說的“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察精覺處即是知”。真正做到知與行的合一，就要在學習的過程中以實踐來檢驗知識的正確與否，在實踐的過程中更深刻地理解所學知識的內涵，如此才能將所學知識經世致用。

晚清名臣曾國藩也特別注重“經世致用”，他強調要將書上的學問要運用到實際生活當中去。曾國藩帶兵十分注重籌餉工作，是因為兵書上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此，湘軍的餉銀是當時最高的。如此一來，士兵自然愿意加入曾國藩的隊伍。兵書上也說治軍要“上下同心”，曾國藩就注重對主兵們信念的培養，他把“湘軍”打造成了一支上下齊的軍隊。曾國藩的手下大多是流落民間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得到7曾國藩不遺余力的提拔和重用，因此形成了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為首的“湘軍”政治集團。

曾國藩強調的經世致用正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然而王陽明的弟子徐愛卻未能領會王陽明關于知行合一的意思，與王陽明的另兩位弟子黃綰、顧應祥反復辯論，始終未能得出明確的答案，于是向王陽明請教。

徐愛說:“比如現在的人都知道要孝順父親、尊敬兄長，然而卻又不能做到的，這就是說，"知道應該怎樣’和'真正做到’分明是兩件事。”

王陽明說:“你說的這種情況已經被人的私欲所阻礙，已經不是知行的本體了。圣賢教育世人知與行，正是要恢復知行的本體不是只教人們如何知、如何行就算了。

因此,《大學》里提到了一個真正反映知行本體的例子給世人看，即'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看見美色屬于知，喜歡美色屬于行;人在看見美色時自己本身就已經有喜歡之心，而不是見了之后又有個想法去喜歡。聞到惡臭屬于知，厭惡惡臭屬于行;聞到惡臭時自己就已經厭惡了，并不是聞到之后又另有個想法去厭惡。比如鼻塞的人，即使看到惡臭的東西在自己面前，但由于鼻子聞不到，也就不會太厭惡，這也只是因為他還沒有在實踐中認識到臭味兒……”

如果學問不能用來指導自己，我們就很難取得任何進步，這樣的學習義有何意義呢?由此可知，我們學習知識，不能只知學習不知聯系實際。要做到知行合一，經世致用。倘若埋頭苦讀若干年卻不知道學來有何用，便容易失去繼續求學的動力，無法樹立人生的目標，難以明確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