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上旬，小暑時節，歷史學家羅新要開始新的徒步了。

羅新喜歡徒步，他說，這種時候，身體和思緒都在路上，充滿想象力，有點像白日夢。他甚至能察覺到自己的思緒如何運轉，也會看到，當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廣袤的天地里，會看到在歷史中，前人有過的、很不一樣的人生。

人生中最豐盛的時節，永遠在夏天。

文｜金鐘

編輯｜桑柳

蜀葵和小麥，成熟在夏天

正是小暑季節，烈日灼人。學生們放假了，北京大學靜下來了。穿過寬闊的主干道，路過未名湖邊的小徑，從牌坊下經過，再上一座橋，就到了被水環抱的小島，看見朱紅色的院落。這里，是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

院落安靜，幾乎沒有聲音，但也熱鬧——花開了。院子外頭，一溜兒蜀葵，長得高大，開得搶眼。后院的花園有一片繡球，有月季，太陽花沿地趴著，一片虞美人，纖細的莖，風里晃著。這些花不是機械排布，反而有一種自然、野生的美。

離這片花園最近的房間，是北大歷史學院教授羅新的辦公室。這片花園，他是園丁。他的房間里掛著草帽，走廊角落，放著園藝工具和肥料。

這個花園誕生于2020年。當時因為疫情，人被困在原地，無法出行，學生們也很難進出，只有幾位老師還在院里工作。有一天，羅新走進校園，覺得很吃驚，「學校那么安靜那么漂亮……植物很美，各種動物也很漂亮，草長得很好，比人還高」。

他花了很長時間收拾自己的辦公室，不過癮，又開始改造院子。鏟掉了草坪，開始種花。改造完院子還不過癮，又改造了院子外面的甬道，甬道現在種的，就是蜀葵。

蜀葵的由來，也跟羅新的歷史學家身份有關。過去幾年，他斷斷續續在做跟長城有關的研究，幾乎每年都要找時間沿著長城沿線徒步。2021年夏天，他在山西，有天走在路上，看到曠野里長著一棵蜀葵。他馬上想到，蜀葵就適合種在北大的院子里。它長在鄉野之地，而北大這個院子也有一種野氣。回北京，他就買了蜀葵的種子，它生命力強，過了冬，第二年就開花了。

也因為照管這個花園，羅新對節氣有了更多的感受——植物的生長，往往不是勻速的，有時是突然長大。像蜀葵，它是真正屬于夏天的花，對陽光、溫度的要求很高。小暑前后，它長得特別快，「本來很低的，還在地上，天一熱，呼地就起來了」，「你會注意到，它突然變成一個很大的家伙」。

羅新是湖北人，在林場長大，有鄉村生活的經驗。他知道對農民來說，暑天看似炎熱倦怠，實則是收成的季節，是一年里農民最忙碌的、最歡樂的季節。

中原地帶，麥子最先成熟，新麥子烤出最香的餅和大白饃。接著在南方，第一批早稻收割。這之后，還有小米、玉米、花生、土豆、紅薯……還有什么，能比品嘗到勞動果實的滋味更為甘美？

羅新人生記憶中最美好的一頓涼面，也在這個季節——當時他才十幾歲，在小姨家，她家的麥子剛成熟，早上送去脫粒，脫完粒，當下就把一部分面壓成了面條，中午就帶回了家。小姨把面煮熟，打了井水過一遍放涼，把雞蛋烙成餅，再切成絲兒，再拌上菜瓜絲兒和黃瓜絲兒，他想起那味道，「當時我才十幾歲，農村那種碗，吃了三碗。我一生都不能忘記，再也沒有吃過那么好吃的涼面。」

長大之后，對歷史學家來說，這也是特殊的時節——是出發的日子。他一直在研究北方民族，重視田野、重視實地考察，但平常必須留在學校，暑假是他一年中最重要的出行時間。幾乎每年，他都要往北或者往東，去草原，夏天在他的記憶里，「從來沒有熱著，都是覺得冷」。

他熟悉草原的夏天。夏天是牧民一年中最累的時候。夏牧場水草豐美，是動物生育的季節，牛羊要生仔，要下奶。牧民也要為漫長的冬天準備食物，女人們擠奶、煮奶，把奶酸化做成酸奶，再把它曬干。人們也在此刻歡聚，舉辦各種體育比賽，但更重要的是男女相會，「在草原，只有婚姻是不能在家里實現的，必須在遠方。」

往往在這種時候，羅新就走在曠野里，是一個觀察者。他說，這種時候，身體和思緒都在路上，充滿想象力，有點像白日夢。他甚至能察覺到自己的思緒如何運轉，也會看到，當人走出自己的生活，在廣袤的天地里，會看到在歷史中，前人有過的、很不一樣的人生。

人生中最豐盛的時節，永遠在夏天。

想象1000多年前的普通人

眼下這個時刻，對羅新來說，也意味著某種收獲。他主編的一本新書剛剛出版，叫《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個體生命史》。這本書，寫的是11位北朝女性的故事。

20年多前，羅新開始帶著自己的學生上墓志課。這些墓志出土于100多年前，很久無人問津。他帶著學生們一起讀，也要求他們寫文章，一代代的學生，就這么接力寫下來。

作為歷史學人，需要具備的品質是什么？羅新在他的書《有所不為的反叛者》里寫，「歷史學家的美德，就是批判、懷疑與想象力。」何謂想象力？他認為，歷史，是在給擁有好奇心的人提供「替代性經驗」，我們在想象中經歷前人的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歷史就是研究我們自己。

書寫這些北朝女性，同樣需要「人同此心」的想象力。羅新的偏好是反傳統的——墓志有男有女，但他決定挑出11位女性的故事。為什么？他說「因為女性最難得。在傳統史書里，男性多得是，但這本書里的女性，在北魏歷史里都找不著」。單獨為她們出本書，值得。

序言里他寫道，「你在正史上讀不到她們，至多在人群中偶然瞥見她們的衣裾或不那么清晰的背影……當然，女性隱身在歷史舞臺的后面，并不是她們主動的選擇……女性是被制度性地排除在歷史編纂之外的。」「我們今天整理遙遠時代那些女性的資料，努力寫出她們的人生故事，也許可以說是為那些被隱藏被遮蔽被消音的女性，多多少少，找回一點點公道吧。」

一篇篇短短的墓志，最后變成文章，是歷史學家將她們的命運與時代相勾連，在經緯交錯的時空中，找到她們的來處。

其中一篇，是羅新寫的陳留公主。陳留公主是孝文帝的妹妹，經歷過三次婚姻，盛年喪偶后，為爭取再婚的自主權，她被迫介入了復雜的權力斗爭。羅新在這篇文章結尾寫道，「婦女的人生歷程，不僅取決于她的意志和性格，無法預計的因素會改寫她的人生，奪取她的夢想。」

還有一些故事聽來更為悲慘。16歲的茹茹公主，從柔然嫁到東魏和親，19歲就去世了，歷史學家推測，她死于難產或疾病。她不是孤例，在她的家族，公主們多為政治婚姻的工具，甚至有人5歲就出嫁，13歲就逝于異鄉。茹茹公主的墓志銘寫，「彼美淑令，時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煙」。彼美淑令，最后成了這本書的書名。

想象那些遙遠的普通人，讓看不見的人被看見，這就是羅新這些年的工作。

他還有一本更知名的書，叫《漫長的余生》，出版于2022年。這本書的主角同樣是一位女性——北魏王宮里的一位宮女，王鐘兒。她的故事，同樣來自于墓志。

多年前，第一次讀到王鐘兒的墓志時，羅新嚇了一跳：「她怎么和這么多重要的事都扯到一起？」她的身份是一位宮女，但本來來自另一個國家，是因為戰爭，被虜到北魏，進了宮。在宮廷里，她卻成為了兩代皇帝的撫養人，見證了重大的歷史事件。

王鐘兒的故事，羅新在北大的課堂上講了很多年，一直沒下定決心寫。但在2020年春天，某些情感推動了他。一邊在花園里種花，他就在自己的辦公室，一邊落筆。

故事以王鐘兒的視角展開。他試圖想象，在王鐘兒被抓的那個秋天，她在自己的故鄉懸瓠城，肯定吃到了本地特產的板栗，但頃刻間，命運傾覆。在懸瓠城里，那些被卷入戰爭的普通人，因為敵人射的箭太密集，到井邊打水，他們必須背著門板。羅新還寫到了王鐘兒的同事們，那些命運顛沛的宮女。他想象她們的生存之道，怎么通過出色的廚藝得到擢升，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還有那個時代的女性，怎么通過宗教，獲得一絲喘息的空間。

他試圖跟這個遙遠而陌生的女性共情——戰敗被抓，她的丈夫（或許還有孩子）被殺了，她怎么度過了黑暗的時刻，是怎么活下來的；進了宮，她要伺候的人，其實是她的仇人，她為什么選擇合作，和這些人建立了私人感情；到她生命的暮年，認識的人一個個死去，對她到底又意味著什么？

斷斷續續寫了兩年，2022年春天，終于完成。變成了一本新書《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在后記里他寫：「關心弱者，為邊緣人發聲，不正是當下歷史學人的重要責任嗎？」

這樣一本書，閱讀門檻并不低，卻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回響。它出現在了眾多媒體和知識分子的年度推薦榜單上，被多家平臺評為2022年年度圖書。有讀者寫道，「被遺忘的螻蟻獲得了應有的名字」。

不僅如此，把時間拉得更長，在過去這些年里，羅新是一個從未停筆的公共表達者。2016年初夏，羅新決定從北京徒步到內蒙，從歷史上的大都走到上都，他想通過行走去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想象那些生活在長城附近的流民，那些在主流之外卻真實存在的人。3年后，他出版了旅行文學作品《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

想象孫悟空、桃花源與古羅馬

2024年6月，《人物》和羅新見面時，我們多次談到想象力，但談話的開始，我們離開了眼前的書，把回憶拉到了50多年前，湖北隨州，這是羅新的來處。

羅新在隨州的國營林場長大，從小學五年級開始，他需要從林場到附近的農村去上學，路途遙遠，每天來回四趟，他喜歡一個人走——這樣他就可以在路上胡思亂想，和自己說話，「做白日夢」。

當時小說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好不容易，他讀到了《水滸傳》《說岳全傳》《西游記》。每天中午廣播會播小說，講李自成的故事，因此他每天回家都勁頭十足。「看（聽）了之后當然很激動，所以做白日夢，就把自己做進去了。」

充滿想象力的世界在他大腦里沖撞。以至于他老覺得，自己也是故事里的人，會功夫，目睹了一些事情，甚至改變了一些事情。他幻想自己是《西游記》世界里的一員，他和孫悟空、豬八戒當朋友，和他們一起去取經，到處去玩兒，孫悟空會的，他都會。在《說岳全傳》里，他又搖身一變，「我跟馬前張保、馬后王橫就成了朋友，跟他們一起服侍岳王爺，也目睹了岳王爺之死。」他常喃喃自語，有一次被媽媽發現，他覺得難為情。

他一生喜歡徒步，或許也因為，徒步時候「正好可以東想西想」，「走路時的那種想象，多少有點像白日夢，有時非常有邏輯，有時是跳躍的，因而是一種更自由的思想」。

在羅新的經驗里，這種想象力，并不會隨著長大成人而消逝，相反，對陌生世界的幻想貫穿了他的一生——他是歷史學家，也是美劇愛好者，是一個資深的星戰迷。

這種想象力，在歷史學中里同樣重要。因為歷史學家們研究的人，距離今天如此遙遠，如天邊孤懸的月亮。但是只要「人同此心」，人就可以理解人。

羅新做了30多年歷史研究，幾乎花了半生的時間理解北方民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寫過一篇文章，研究古代樓蘭到吐魯番之間的交通，兩個區域之間，曾有過一條小路，叫「墨山國之路」。這條路在一千多年前已經消失。他在《漢書》上找到了關于它的記錄。

這樣的研究是困難的。但羅新會想象，這樣一個小國，可能就幾十上百戶人家，分散在綠洲邊，「就像桃花源，人們在里面過日子」。但當漢朝的力量進入樓蘭，一定要使用這條「墨山國之路」，墨山國要為此提供食宿、水與安全保障，這個區域就會變得不可支撐，直至毀滅——這是一個猜想，但人類歷史上，這樣的事曾多次發生。

羅新可以共情那個小小國家的人，直到30年之后的今天，他北大辦公室的WiFi名還叫「墨山王」。

歷史學最警惕假設，「如果劉邦多活幾年會怎樣？如果拿破侖有原子彈會怎樣？」這是歷史學堅決反對的。但假設又是人類的天性。有些假設，會幫我們看清很多事實。

前段時間，羅新看了一篇文章，是美國一位研究羅馬史的古典學家，和臺灣一位研究秦漢史的學者邢義田合寫的。他們提出了一個假設：在漢元帝時期，如果漢朝和羅馬共和國分別有一位使者去到了對方的國家，他們會看到什么？

假設漢元帝派出的使者，是當時重要的學者韋玄成，而離開羅馬的，是著名學者、哲學家西塞羅，他跑過了米索不達米亞平原，跑過波斯帝國，進入玉門關，到了長安。

邢義田說，西塞羅會發現，漢朝也修了道路，但修法與羅馬不同；也會看到房屋，但東方的建筑不一樣；他一路會看見農田，但看不到羅馬隨處可見的橄欖樹。更驚人的是，到了長安，他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高墻的世界，墻外是墻，墻內也是墻。

韋玄成到了羅馬，他會發現，進羅馬城，居然沒人管，也沒人盤問，想去什么建筑隨便進。他會驚訝地看到，那些斗獸場里，奴隸也在看熱鬧。

當然，歷史上，韋玄成并沒有到羅馬，西塞羅也沒有到長安，但通過這種想象，這些對比，經由他們的雙眼，我們看到了2000多年前的長安和羅馬。這兩個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城市，它們有什么不一樣？它們怎么善待貧窮的人、卑賤的人？

講到這段時，羅新的眼睛很亮，展現出歷史學家獨有的好奇心，他說，「本來是一個想象中的事兒，但很多人就憑借這種想象，做出各種研究。」

正是這樣的想象，讓歷史學更豐富了。

何為「更好」，關乎想象力

這個夏天，羅新很忙，除了出新書，他還給自己安排了一些講座，參加朋友們的新書發布會，自己的學生出書了，他也必須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即將啟程，往南去雷州半島，往西去往陜北，享受每年暑假難得的完整的時間，做他的歷史學研究。

羅新覺得，這幾年，歷史學的處境跟過去已經不一樣。人們能讀到越來越豐富的歷史類書籍。這種出版的繁榮，也來自人們對歷史的呼喚。

人們希望從歷史中獲得安慰。就像前兩天，羅新讀書讀到宋神宗一句話，「快心事，便做不得一件」，他笑，「他做什么事都被人勸，讓他別做，他非常生氣。」在某些時刻，奴隸也會感到快樂與幸福，尊貴的人，也會感到憤怒與傷心。這讓人覺得，命運如此平等。

人們也希望通過歷史獲得某種「替代性經驗」。所謂替代性經驗，就是自己無法體驗，但歷史中有，歷史中的人經歷過。比如拷打與酷刑，真正看關于酷刑的歷史，就會發現，很少有人能真正承受它。

歷史中還有某些溫暖。羅新記得，在他很小的時候，他會覺得，戰場上，雙方是敵人，「除了不擇手段地干掉對方，還有什么呢？」但后來他讀關于一戰的歷史，發現在圣誕節的時候，德軍和英法聯軍在絞肉機般的戰場停下來，不打了，還特地跑出來跟對方打招呼。在那樣冰冷黑暗殘酷的時刻，人的內心，還是有柔軟存在。

更重要的，當我們一次次回顧歷史，我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樣做，明天會更好？

歷史學家或許是所有學人中最樂觀的一批人。羅新說，現代智人存在的歷史大概是20萬年，但我們比較熟悉的歷史，就是過去1萬年間。這1萬年里，地球出現了罕見的氣候穩定期，人類也創造了巨大的成就——

我們不再為饑餓而焦慮，徹底解決了食物的問題（采訪這天，到了中午時分，他開玩笑說，「我們到現在都沒吃午飯，但沒人擔心中午沒飯吃，但古人一定有這個焦慮」）。曾經，人類社會是極不平等的，有貴賤、貧富之分，而且這種差別是政治性的，從一出生就已決定，但在20世紀以后，全球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但總的來說，何為更好？在羅新這里，它不是一個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問題。更好，意味著人們能夠跨越時空與思想的限制，想象一種更好的未來，承認多樣性的存在。

他還舉了一個更符合今天語境的例子——在100年前，如果我們跟一位中國人說，有一天，女性會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或許沒人會相信。可能全世界的人都不會相信。因為他們沒有見過，不具備這種想象力。但世界在巨變之中，今天，有許多國家已經有了女性領導人。因此，這種想象不再困難。

更好，是人類永遠不變的追求。更好，是我們對未來的堅信。

在采訪時，羅新也提到，這一次，他和特侖蘇的朋友們接觸，他發現，追求更好，追求包容，追求開放，這也是特侖蘇的價值觀。這也讓他覺得高興。

正因為看過了千萬年的歷史，羅新有一種樂觀，「長遠地看，一定會更好。因為比現在好，這是我們的基本追求。歷史是有意義的，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我們可以期待更好的未來。」

七月上旬，小暑過后，歷史學家羅新要開始新的徒步了。

他要繼續上路，去做關于長城的研究。在陜北，他會路過村莊，路過窯洞，路過蜀葵，路過荒草吞噬的荒原。在那里，有知識淵博的當地人，跟他說起「狼煙」為何會在長城存在。

今年春天，羅新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他和美國作家保羅·薩洛佩克在黃河邊的一次徒步。他給這篇文章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黃河遠上白云間》，現在，這段旅程將繼續下去。

歷史學家和他的白日夢，依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