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清和智本社社長

編者按：本文刊發于《香港國際金融評論》（2024 年 6 月），原標題為《在經濟改革中引入預期管理》。

預期管理，2008年后被美聯儲廣泛地引入貨幣政策中而大放異彩，如今已成為全球主要央行常用的貨幣工具。不過，預期管理在制度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長期被忽視。在今年7月份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如何改善社會大眾、企業家和全球投資者對中國改革開放前景的預期，不僅關系到當下投資和消費信心修復、經濟復蘇，更關系到長遠的國家轉型和國家現代化事業。

一、問題的提出：如何提振民營企業投資信心

當前，宏觀經濟面臨一個難題，即如何提振市場信心。盡管宏觀經濟持續復蘇，但市場價格依然不振，民間融資和投資需求不足。

數據顯示，2024年4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0.3%，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5%；社融增量為-1987億元，狹義貨幣（M1）同比下降1.4%，廣義貨幣（M2）增長7.2%，處于歷史低位。前4個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0.3%，明顯低于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4.2%。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去年出臺了超過100條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措施；同時非常重視穩預期、提信心，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強經濟宣傳和輿論引導”。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但穩預期、提信心最有效的辦法還是改革開放。長期以來，學術界在制度改革中引入預期管理的研究不足。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講席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2003）曾提出：“中國缺少完備的私有產權保護，為什么還可以發展這么快？”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產權的制度安排及保護是經濟增長的前提，而這一理論似乎對過去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歷史缺乏解釋力。

對此，我們可以引入預期管理來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家往往預設產權，認為產權安排是假定的。在歐美國家，國家建制完整、產權制度完善，但在轉型國家，由于社會制度處于轉型期，缺乏完備司法體系和私有產權制度，因此有效的預期管理對國家順利轉型、經濟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中國還是一個轉型國家，如何改善市場預期，激勵企業家投資、家庭部門消費，決定著經濟的興衰和改革的成敗。

所以，將預期理論引入到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之中，將預期管理納入到轉型國家的經濟改革之中，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作用。

二、成熟的體系：預期管理在貨幣政策中的作用

預期，指的是個人對不確定性的預測和判斷。新古典主義時代，馬歇爾、威克塞爾將預期引入經濟學研究中。不過，真正提出預期理論的是凱恩斯。凱恩斯將“不確定性”納入經濟學中，并在研究金融投資時提出了選美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穆思（1961）最早在《合理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中提出理性預期思想。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1974）在此基礎上提出理性預期理論。盧卡斯論證，由于市場主體對宏觀政策的理性預期，進而使得政府的宏觀政策失效。幾乎同一時期，經濟學家Carlson和Parkinson（1975）研究發現，通脹預期具有“自我實現”特征，可以通過改變市場主體的通脹預期，影響其消費和投資行為，進而影響真實通脹。

受盧卡斯理性預期理論的影響，學術界一直對宏觀政策的預期管理比較謹慎，不過政策部門做了大量的嘗試。1993年，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棄數量型工具，采納泰勒規則，實施以聯邦基金利率為主的價格型工具。美聯儲的角色逐漸成為了市場中的交易者，格林斯潘領導的美聯儲頻繁地利用市場預期與其它交易者博弈。但是，格林斯潘的預期管理因缺乏透明度而備受詬病。

到伯南克時代，美聯儲的預期管理進入成熟階段。伯南克致力于貨幣決議的透明度、公開性，同時重視與市場保持溝通，美聯儲建立了固定的新聞發布會制度、前瞻性指引和貨幣政策目標等。

實踐證明，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操作程序和固定的議息會議可以幫助市場參與者穩定預期，同時也有助于美聯儲實施預期管理，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IMF（2023）的一份研究顯示，發達經濟體的短期通脹預期每增加1個百分點，通常會導致通脹上升約0.8個百分點，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傳導效應也有0.4個百分點。當下，美聯儲試圖通過調節通脹預期達到降低真實通脹的目的。

預期管理的核心，是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操作程序，以及決策的透明度和公開性，關鍵是央行能夠有效地付諸行動并建立權威性。

2003年，中國央行提出增強貨幣政策前瞻性的要求，此后中國在經濟政策上越來越重視預期管理。2009年，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明確提出將開展通貨膨脹預期管理作為宏觀調控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中央政府強調“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

三、過去的經驗：預期管理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近些年，預期管理逐步被引入中國宏觀經濟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中，但是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改革中，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預期管理體系。

實際上，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預期管理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1982年初，中央下發兩份緊急文件，要求地方打擊經濟犯罪，嚴懲投機倒把。溫州抓了11人，其中8個人來自電器廠，被稱為“八大王”。一夜之間，工廠主四散而逃，全國風聲鶴唳。如何讓外資、民眾相信政府堅持改革開放？

1983年，胡耀邦在接見集體企業與個體勞動者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現在社會上有一種陳腐觀念妨礙我們前進。例如，誰光彩，誰不光彩。我認為社會上有一群從事個體勞動的同志們，他們扔掉鐵飯碗，自食其力，為國分憂，他們是光彩的。什么是光彩？為人民服務最光彩，為國家分憂很光彩，自食其力最光彩；什么不光彩？好逸惡勞不光彩，投機倒把不光彩，違法亂紀最不光彩。我請同志們傳個話回去，說中央的同志講了，黨中央重視干個體自食其力的人，他們都是光彩的。”

這就是著名的“光彩講話”。“光彩講話”極大地改善了預期。第二年，一些個體戶被請到中南海討論問題，個體戶姜維向政府申請創辦私營公司。11月9日，外經貿部領導告訴姜維，其申請的私營公司獲得了國務院特批，問公司叫什么名字？他接過批文激動地說：“公司就叫光彩，因為那是耀邦同志起的。”光彩公司也就成為了改革開放后第一家私營公司（工商企私合字001號）。這一年，涌現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和企業家，如柳傳志與聯想、張瑞敏與海爾、王石與萬科、南存輝與正泰……1984年，因此被稱為中國企業元年或企業家元年。

鄧小平是預期管理大師。鄧小平一直堅持、呼吁、推動改革開放，盡管當時條件不夠成熟，但他不斷地鼓勵地方官員“摸著石頭過河”，“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向全黨全社會釋放中央政府持續改革開放的決心與信心。1992年，鄧小平來南方考察，他說：“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鄧小平南方講話扭轉了當時對改革開放事業的悲觀預期，一掃持續多年的經濟陰霾，大大激勵了地方官員、企業家、外資投入到經濟建設中。

在國家轉型的進程中，中央政府敢作敢為、持續推動改革開放是關鍵。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實施農村土地承包改革，激活了農民的積極性；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開放市場引入外資，允許私人企業和個體戶經營；推動城市土地改革，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引入外資落地園區，實施商品房改革，推動房地產和城建發展；對國企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破除國企壟斷，激活了私人企業投資。

除了主動實施強有力的改革開放政策外，中央政府維持了一個相對寬松的輿論環境和民間自由度，這對預期改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地方，GDP競標賽讓政府官員的工作目標更加明確，激勵了地方官員大力招商引資。學術界對GDP競標賽的爭議很大。有些學者認為，沒有證據表明，官員考核晉升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關系，既缺乏明確行政考核制度的支持，也缺乏統計數據的支持。

其實，不論地方官員謀求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么，不否認的是招商引資工作將政府職能回歸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法律尚未完善之前，地方官員往往以紅頭文件（地方政策）的方式特事特辦，鼓勵企業家先行先試。諸如經濟特區、工業園區、鄉鎮企業、私人企業、個體戶、商品房、互聯網、電子商務、網絡支付等，都是先由紅頭文件突破體制障礙，待這些市場發展起來后法律再跟進。在改革開放中早期，地方政府大規模具備靈活性的行政特色的政策（非法律），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企業家敢闖敢干，這是一種成功的預期管理經驗。

1986年，深圳政府邀請經濟學家張五常研討出讓土地的可能性。張五常提出，土地的共有權不變，而使用權、收入權及轉讓權可界定為私有，同時要明確使用權的范圍界定。1987年12月，深圳開啟了全國第一塊土地拍賣，深圳特區房地產公司以525萬的價格競得該地塊的使用權，這是中國房地產發展歷史上“中國第一拍”。這一歷史性突破，推動了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變革，跨出了土地商品化、市場化的重大一步。但其實，當時的憲法還不允許城市土地拍賣，很快這一突破性嘗試推動了憲法修訂。1988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了“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

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盡管司法體系不夠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尚未形成，但中國政府實施了成功的預期管理，讓民眾、企業家、創業者、投資人以及歐美官員、外資企業，相信中國會持續改革不斷開放。

預期管理的路徑是：中央政府改革開放的信號與行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敢為人先、突破體制障礙—紅頭文件支持企業家嘗試和市場經濟發展—產業興起和經濟增長—法律跟進確認其行為和身份的合法性—地方政府、企業家自我強化或被稱贊為時代的改革者、先行者。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預期管理模式。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預期都可能逆轉，經濟增長將放緩，改革開放事業將受挫。

四、未來的改革：預期管理可以提升市場信心

在第二十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政府需要提升民眾、外資、企業家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持續增長的信心，不僅要加大宏觀經濟政策的預期管理，關鍵是需要完善改革開放的預期管理。

預期管理的關鍵是政府信用，即政府需要釋放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信號，更需要用實際行動推動改革開放，以符合甚至超越民眾的期待。

首先，需要明確改革開放的目標。

改革開放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不能一直改革、長期改革。中國需要通過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現代化，即“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如果能夠推出改革開放的計劃，列出詳細的改革開放清單，包括農村土地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住房改革、財政制度改革、稅收制度改革、貨幣制度改革、銀行體系改革、社保改革等改革清單，那么就能夠穩定民眾對改革的預期，并極大地改善社會大眾乃至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長期預期。需要建立一套可預期的改革決策程序，而決策的透明度和公開性是預期管理的有效法寶。

例如，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是一種非常清晰的預期管理制度。它遵循“法無禁忌即可為”的原則，除了政府規定哪些領域不開放外，其它行業、領域和經濟活動都許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均針對外商投資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這一做法符合國際慣例，可以改善外資對中國市場開放的預期。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3年版）保留156項“禁止或許可事項”。如果政府向市場明確按計劃壓縮負面清單的項目，那么外商和市場對開放的預期就會更加穩定。

同樣，如果住房改革明確哪年完成多少套保障房，同時分解到各個城市，市民對獲得保障房的預期會大大增加。如果社保改革明確繳納多少社保，退休后能夠拿到多少退休金，那么年輕人繳納社保的動力也大大增加。如果國有企業改革明確石油、電信、低空、低軌衛星的開放準入計劃，那么企業家對這些領域的投資自然抱有期待。

其次，按照既定的計劃強有力地推進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的計劃相當于是政府對民眾的一種承諾，而付諸行動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的權威性和信任感。民眾對每一屆三中全會都充滿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當時的市場激勵很大。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按照明確的計劃強有力地推動改革，是滿足民眾期待最有效的辦法。

最后，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成果都需要通過司法改革、并形成完善的法律來鞏固。

法律的保護具有根本性、合法性，同樣政府需要在司法改革上形成可預期性。如此，中國便可以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關于改革開放的預期管理模式。

除此之外，寬松的輿論環境和民間自由度對改善預期也大有裨益。就改革開放的諸多事項允許更為廣泛的深入的探討、爭論，給予企業經營活動更大的試錯空間，對詆毀誹謗企業家的行為嚴懲不貸。

對于轉型國家而言，改革開放是第一生產力，預期管理決定著這一道路的曲直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