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部分）法答網精選答問匯總（第1批-第7批全）

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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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無證經營成品汽油應當適用非法經營罪還是危險作業罪？

答疑意見：《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國辦發〔2019〕42號）提出“擴大成品油市場準入。取消石油成品油批發倉儲經營資格 審批，將成品油零售經營資格審批下放至地市級人民政府”。2020年 7月，商務部廢止了有關規范成品油許可經營的《成品油市場管理辦法》。《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國家對危險化學品經營（包括倉儲經營，下同）實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危險化學品。”2022年10月，《危險化學品目錄》作了調整，汽油、柴油、煤油均已被納入危險化學品目錄。但是，考慮到《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保護的法益主要是生產安全，而非市場經濟秩序，從國家政策導向和法律規定看，將未經審批經營成品油的行為納入非法經營罪宜持慎重態度。2022年12月，“兩高”聯合發布了《人民法院、檢察機關依法懲治危害生產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其中，“高某海等危險作業案”所涉案情即為未經批準擅自存儲、銷售汽油，并引發事故，以危險作業罪定罪處罰，而非非法經營罪。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危險作業罪“具有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現實危險”的構成要件，要綜合考慮具體行為方式、案發地點及危害后果等進行認定，避免適用泛化。同時，應當注意區別對待，對于其他為行為人提供便利條件、參與分裝賺取差價的人員，綜合考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以及認罪認罰等情節，可以依法不納入刑事追究范圍，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問題2：房屋裝修后，尚無人居住，進入房屋盜竊財物是否認定為入戶盜竊？

答疑意見：該問題核心在于對“入戶盜竊”中“戶”的范圍的理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8號）第3條第2款規定：“非法進入供他人家庭生活，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盜竊的，應當認定為‘入戶盜竊’。”認定“入戶盜竊”，應當注意“戶”所應當具有的功能特征（供他人家庭生活）和場所特征（與外界相對隔離）。房屋裝修放置期間，所涉住所雖然與外界相對隔離，具有“戶”的場所特征，但因無人居住，尚未供他人家庭生活，不具有功能特征。從立法目的看，將入戶盜竊規定為盜竊罪的一種入罪情形，目的在于強化對戶內人員人身權利的保護。因為入戶盜竊，一旦被戶內人員發覺，往往會轉化為搶劫，從而嚴重危及、危害戶內人員的人身。而進入無人居住的房屋通常不存在這一問題。故對被告人在房屋裝修放置期間進入盜取家電家具等財物的行為，不宜認定為“入戶盜竊”。

問題3：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次數應如何認定？

答疑意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價值總額達到五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升檔量刑。對于上述“十次以上”“三次以上”的規定，在個案把握中，不宜簡單以轉賬次數為標準，否則容易造成打擊面過大、處罰過嚴的問題。

掩飾、隱瞞的次數要結合案件具體情況來認定。一般來說，認定為一次掩飾、隱瞞，必須是一個獨立行為，包括獨立的主觀故意，獨立的掩飾、隱瞞行為，以及獨立的行為結果。如果基于同一個故意，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時或者連續為多起上游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一般應認定為一次掩飾、隱瞞的行為。例如，行為人明知銀行卡內接收的多筆資金均系他人詐騙犯罪所得，在同一地點集中將卡內資金連續轉出、分流，以逃避追查的，應當認定為一次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

為同一個上游犯罪行為人同一起犯罪事實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分多次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基于犯罪對象的同一性，一般也應當認定為一次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為。例如，行為人明知銀行卡內接收的一筆資金，系某一網絡賭場的犯罪所得，仍按照上游開設賭場行為人的指令，將該筆資金在多個銀行賬號間來回轉移并提現的，一般也應當認定為一次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明知卡內還有詐騙團伙犯罪所得的贓款，而予以轉移的，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的次數則應當與上述轉移賭資的行為分別計算。

問題4：收受賄賂后濫用職權為他人牟取利益，以受賄罪與濫用職權罪數罪并罰，濫用職權罪是否仍可認定“徇私舞弊”？

答疑意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第十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并罰。”據此，對于行為人受賄又濫用職權而同時構成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的，應當實行數罪并罰；受賄不應再作為濫用職權罪的“徇私舞弊”情節予以重復評價。

問題5：罰金刑的刑事執行案件中對于被執行人名下的唯一住房是否可以執行？

答疑意見：目前刑法、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對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程序法律規定較為原則。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14〕13號）第十六條，人民法院辦理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案件，刑法、刑事訴訟法及有關司法解釋沒有相應規定的，參照適用民事執行的有關規定。因此，對于罰金刑的刑事執行案件中被執行人名下唯一住房執行問題，可參照適用民事執行中的相關規定辦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規定》（以下簡稱《查封、扣押、凍結規定》）第四條、第五條規定，對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賣、變賣或者抵債。對于超過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據申請執行人的申請，在保障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最低生活標準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執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條規定，申請執行人按照當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積標準為被執行人及所扶養家屬提供居住房屋，或者同意參照當地房屋租賃市場平均租金標準從該房屋的變價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時，被執行人以執行標的系本人及所扶養家屬維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為由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的“唯一住房”和“生活必需住房”兩個概念并不完全相同。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唯一的住房，并非完全不能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物，如果能夠保障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維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條件，可采取相應的方式予以執行。“唯一住房”是否為被執行人“生活必需”應結合被執行人的經濟狀況、房屋實際占有使用情況以及房屋的價值、地理位置等因素來綜合考量、認定。若房屋存在出租、出借給他人使用等并非用來實際居住的情形，則可以認定被執行人并非依靠涉案房產維持其基本生存，人民法院可對該房產予以執行；若房屋面積較大或者價值較高，超過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生活必需，可根據《查封、扣押、凍結規定》第五條的規定，采取“以小換大、以差換好、以遠換近”等方式，在保障被執行人及其所扶養家屬基本居住條件的前提下，對該“唯一住房”進行置換，將超過生活必需部分的房屋變價款用于執行財產刑。

問題6：公司被申請破產，該公司的財產被另案刑事判決認定為涉案財產，該部分涉案財產是否屬于破產財產？如果屬于破產財產，刑事追贓債權在破產案件中的清償順位如何？

答疑意見：所提問題中所稱的“涉案財產”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提法，應當區分不同情況：

第一，如果刑事判決泛泛地認定破產企業財產屬于涉案財產，沒有明確破產企業的哪些財產屬于贓款贓物的，應由刑事案件合議庭作出進一步說明，或作出補正裁定。不能說明或者作出補正裁定的，可由刑事被害人作為破產程序中的普通債 權人申報債權。

第二，如果刑事判決對破產企業特定財產明確為贓款贓物（包括按上述第一點通過進一步說明或補正裁定明確特定財產為贓款贓物），原則上應尊重刑事判決的 認定，并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 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九條第四款關于“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物，一般應在訴訟終結后返還集資參與人。涉案財物不足全部返還的，按照集資參與人的集資額比例返還。退賠集資參與人的損失一般優先于其他民事債務以及罰金、沒收財產的執行”的規定，將此部分財產從破產財產中剔除出去，由刑事程序退賠給有關被害人。這里應當注意的是：（1）非法集資參與人優先于其他民事債務的財產范圍限于“涉案財產”即贓款贓物，不能擴大到被告人的其他合法財產。也就是說，第九條所規定的優先于其他民事債務，是指被明確認定為非法集資等犯罪行為涉及的贓款贓物，而不應擴大財產范圍，優先于其他民事債務受償。（2）刑事判決雖判令追繳、退賠“贓款贓物”，但該贓款贓物之原物已不存在或者已與其他財產混同的，被害人的損失在破產程序中只能與其他債權按損失性質（通常為普通債權）有序受償。比如，刑事判決判令追繳刑事被告人100萬元，但該100萬元在被告人處并無對應的（被查封之）贓款時（即缺乏原物時），該追繳只能在破產程序中與其他普通債權一起有序受償。（3）刑事判決中的涉案財產被刑事被告人用于投資或置業，行為人也已取得相應股權或投資份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四百四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裁判涉財產部分執行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刑事涉財產執行規定》）第十條第二款、第三款的規定，只能追繳投資或置業所形成的財產及收益，而涉案財產本身不應再被追繳或者沒收。（4）涉案財產已被刑事被告人用于清償合法債務、轉讓或者設置其他權利負擔，善意案外人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支付了合理對價，并實際取得相應權利的，按照《刑事涉財產執行規定》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亦不得追繳或者沒收。

問題七：偷越國（邊）境罪是否為選擇性罪名、具體適用時應當如何準確表述？

答疑意見：偷越國（邊）境罪不是選擇性罪名，具體適用時應完整表述，主要理由是：從內容上看，雖然刑法條文中未對國境、邊境的含義進行具體解釋，但陸地國界法對邊境的含義作過具體規定。為維護法律的統一性，刑法亦應參照理解，即邊境是指陸地國界內側一定范圍內的區域，而非僅指我國內地或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邊界。從立法技術上看，刑法條文中對選擇性罪名采用頓號分隔方式進行并列列舉，如破壞界碑、界樁罪，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等，而偷越國（邊）境罪并未采用此種表述方式，也說明該罪并非選擇性罪名。

問題八：審理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犯罪案件，如何把握定罪量刑標準？

答疑意見：我國法律法規對“槍支”有明確的規定和鑒定標準。槍支管理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槍支，是指以火藥或者壓縮氣體等為動力，利用管狀器具發射金屬彈丸或者其他物質，足以致人傷亡或者喪失知覺的各種槍支。”2010年《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性能鑒定工作規定》（公通字〔2010〕67號）明確，對不能發射制式彈藥的非制式槍支，“槍口比動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時，一律認定為槍支”。《公安機關涉案槍支彈藥鑒定工作規定》（公通字〔2019〕30號）沿用上述標準。上述有關槍支的認定標準，對辦理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犯罪案件，產生較大影響。特別是一些涉以壓縮氣體為動力且槍口比動能較低的槍支案件，涉案槍支的致傷力較低，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以及裁量刑罰時唯槍支數量論，恐會有悖一般公眾的認知，也會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鑒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于涉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氣槍鉛彈刑事案件定罪量刑問題的批復》明確：“對于非法制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持有、私藏、走私以壓縮氣體為動力且槍口比動能較低的槍支的行為，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罰時，不僅應當考慮涉案槍支的數量，而且應當充分考慮涉案槍支的外觀、材質、發射物、購買場所和渠道、價格、用途、致傷力大小、是否易于通過改制提升致傷力，以及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動機目的、一貫表現、違法所得、是否規避調查等情節，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確保罪責刑相適應。”據此，辦理涉以壓縮氣體為動力且槍口比動能較低的槍支案件，可以根據上述批復的規定，不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制造、買賣、運輸槍支、彈藥、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定罪量刑標準的限制，綜合考量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依法妥當處理。“劉某魁、孫某梅非法買賣槍支案”（案例庫入庫編號：2023-05-1-043-001）的裁判要旨也體現了這一規則。當然，對于雖屬以壓縮氣體為動力的槍支，但槍口比動能較高的，仍然應當適用《解釋》的定罪量刑標準。

問題九：刑法第二百八十條對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罪和偽造、變造、買賣身份證件罪沒有明確規定入罪門檻，司法適用時應當如何具體把握入罪和升檔量刑的問題？

答疑意見：刑法第二百八十條沒有明確規定入罪門檻。但從實踐來看，通常要求達到一定的情節才構成犯罪。主要考慮：一是妥當界分刑事處罰與行政處罰。例如，護照法第十八條規定：“為他人提供偽造、變造的護照，或者出售護照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夠刑事處罰的，由公安機關沒收違法所得，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顯然，對于偽造、買賣護照的行為，應當為行政處罰留有適當空間。對此，《浙江省公安機關行政處罰裁量基準》（2021年修訂）進一步規定，為他人提供二本以上偽造、變造的護照，或者出售二本以上護照，或者因同類違法行為被處罰后又實施的，處十五日拘留，并處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二是符合司法實踐的慣常做法。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7〕11號）第二條對偽造、變造、買賣機動車行駛證、登記證書構成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設置了“三本以上”的入罪門檻。

基于此，在相關司法解釋明確入罪標準之前，可以參考法釋〔2007〕11號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以三本（張/個）作為刑法第二百八十條所涉罪名的基本入罪門檻；需要升檔量刑的，可以按照入罪門檻的五倍標準把握。當然，對于所涉行為，在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及如何裁量刑罰時，不僅應當考慮數量，還應當綜合考慮所涉公文、證件、印章的重要程度、具體用途、造成后果、違法所得及前科情況等情節，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例如，明知他人實施犯罪而為其偽造、變造或者向其出售身份證件，或者為了實施犯罪而購買身份證件的，即使未達到三張，亦可以定罪處罰；相反，對于未用于犯罪用途的提供身份證件行為，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適用三張的入罪標準過嚴的，亦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需要行政處罰的，依法移送相關部門處理。

另外，對于刑法第二百八十條之一規定的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的適用，亦可以參照上述原則依法對案件作出妥當處理。

問題十：減肥產品中含有禁止添加的西藥成分，案件如何定性？如何把握情節輕微和情節顯著輕微？

答疑意見：關于減肥產品中檢出禁止添加的西藥成分的案件定性，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區分銷售的產品是食品還是藥品。減肥產品既包括減肥類保健食品，又包括減肥藥品。如果涉案產品是食品（保健食品），則可以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的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如果涉案產品是藥品，則可以按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的生產、銷售、提供假藥罪定性。

區分食品與藥品的關鍵在于是否有“疾病預防、治療功能”，表現為標簽、說明書是否涉及疾病預防、治療功能，是否規定有適應癥或者功能主治。在具體案件中，一般可以通過產品審批文號、產品說明是否規定有適應癥或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等外觀標識進行判斷。如果產品標識不明，則可以通過經營者以何種名義對外宣傳、銷售涉案減肥產品進行判斷。當產品標識與對外宣傳一致時，可以直接按照標識來確定產品屬性。當產品標識和對外宣傳不一致或者標識不明確時，應當按照行為人對外宣傳的產品性能并結合購買者購買、使用產品的目的來確定其屬于食品還是藥品。例如，《刑事審判參考》第1531號案例“鐘某本銷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涉案產品的屬性無法通過審批文號、產品說明等外觀標識來界定。鐘某本以“壯陽補腎”名義銷售產品，但沒有對外宣傳治療功能及治療效果，消費者是基于“性保健”而非治療疾病的目的而購買、使用，因此涉案產品應認定為保健食品。該案中，由于涉案保健食品經檢測含有西地那非，故認定鐘某本構成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對于情節輕微和情節顯著輕微的把握，實踐中應結合行為人銷售數量、銷售金額、銷售時間長短、是否曾因同類行為受過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處罰等主客觀情況進行綜合認定。

問題十一：非法狩獵罪中涉案野生動物價值如何認定？

答疑意見：非法狩獵罪中涉案野生動物的價值認定是司法實踐中比較棘手的一個問題。對于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其核算價值除考慮市場價值以外，更重要的是考慮物種的珍貴、瀕危程度以及相關的生態功能、科研價值等。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頒布了《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評估方法》《水生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評估辦法》，明確了野生動物整體的價值、制品的價值、人工繁育野生動物的價值以及卵、蛋的價值等價值標準和核算方法。對于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適用這兩個評估辦法核算并無疑義。然而，非法狩獵罪的犯罪對象，實踐中一般把握的是列入《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中的“三有動物”（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陸生野生動物。對于這些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如果簡單按照《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價值評估方法》進行認定，就可能會出現評估價值過高的情形，如麻雀的評估價值為每只300元，而實踐中交易價格一般在20元左右，相差近15倍。因此，對于非法狩獵罪的犯罪對象，即“三有動物”和地方重點保護的陸生野生動物，如一律按評估標準和方法核算，將導致價值普遍過高，從而實際降低了非法狩獵罪的入罪門檻，勢必擴大刑事打擊范圍，難以實現罪責刑相適應，亦與社會公眾的樸素公平正義觀念不符。基于上述考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五條明確了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認定規則。具體而言：第一項規定，對于國家禁止進出口的珍貴動物及其制品、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根據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評估標準和方法核算。第二項規定，對于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其他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價值，根據銷贓數額認定；無銷贓數額、銷贓數額難以查證或者根據銷贓數額認定明顯偏低的，根據市場價格核算，必要時，也可以參照相關評估標準和方法核算。此外，《解釋》第十六條明確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犯罪涉案動物及其制品價值難以確定時的處理規則，具體包括司法鑒定機構鑒定、價格認證機構認證或者有關部門出具報告等多種選擇路徑。綜上，非法狩獵罪涉案野生動物的價值應依據《解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的規定進行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