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旭彬的新書《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老熊不禁暗暗竊喜，他終于把手伸向了傳說中中國歷史中最令人心馳神往的大宋。

曾幾何時，宋朝是網(wǎng)文讀者們最想穿越回去的朝代，仿佛那個在東京夢華錄之下詩情畫意，妙趣橫生的大宋，就是人生理想彼岸。

另外宋吹們還刻意吹捧大宋皇權(quán)垂拱而治，文官治國的政治格局，認為是古代政治文明的頂峰。

老熊承認，無論東京夢華錄還是垂拱而治，都很迷人。但所有這些故事里偏偏沒有普通蟻民的生活。

而旭彬就是那個撥開層層光鮮的外表，仔細端詳真實社會的人，這個被“司馬光困境”籠罩的大宋，如果你穿越了，真的會幸福嗎？

▌本文引自筆者新著《大宋繁華：造極之世的表與里》（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當當、京東已上架，謝謝朋友們的支持。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七月，司馬光向皇帝呈遞了一份長達五千余字的《論財利疏》。

內(nèi)中說，農(nóng)民已被衙前之役壓得喘不過氣來，亟需出臺改革政策以舒緩民生：

臣愚以為，凡農(nóng)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yōu)重相輔，不足則以坊郭上戶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lǐng)倉庫，不費二三，而農(nóng)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余輕役則以農(nóng)民為之。[1]

衙前之役的內(nèi)容，《宋史·食貨志》總結(jié)為“主官物”。簡單說來，就是官府將衙門的各種苦活臟活累活，攤派給富民，也就是資產(chǎn)等級靠前的民戶——北宋政府實施戶等制度，會定期統(tǒng)計百姓的家庭資產(chǎn)，按家庭資產(chǎn)的多寡將百姓中的主戶 （有土地或店鋪等固定資產(chǎn)者） 劃分為不同的等級，形成“鄉(xiāng)村五等戶制度”和“坊郭十等戶制度”。

鄉(xiāng)村富戶 （一般指前三等戶，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情況會有差異） 要負擔官府的各種差役，城市富戶 （一般是指前五等戶） 要負擔官府的各種行役。這些民戶須出人出力乃至出錢，無償替官府干好這些活。如果干砸了，民戶須自己出資賠償。衙前之役是鄉(xiāng)戶差役的一種，也是最令百姓聞風喪膽者。

衙前之役范圍廣且繁雜。常見工作內(nèi)容有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錢物、主典庫務、采購物資、主持驛站館舍、主持官田官莊等。

這些工作不會給服役民戶帶來收益，卻耗費人力物力甚巨，且存在很大的賠償風險——押送漕糧、搬運鹽席、送納兩稅錢物的成本，須由民戶自己承擔，且常出現(xiàn)運輸成本遠高于物資價值的情況。

運輸過程中出現(xiàn)的損耗，也須由民戶拿家產(chǎn)來賠償。管理倉庫、經(jīng)營驛站館舍、主持官田官莊的成本，同樣須由民戶承擔。倉庫物資受潮或遭了雀鼠之災，來往官員在驛站館舍大吃大喝乃至勒索錢物，官田產(chǎn)量因水旱災害未能達標，皆須民戶拿出家產(chǎn)來賠償或補足。[2]

故此，當衙前之役在宋仁宗時代全面鋪開后，民戶因之破產(chǎn)者比比皆是。這也正是司馬光上奏要求改革衙前之役的主因。

按司馬光的主張，衙前之役本不該攤派給農(nóng)村民戶，而應自坊郭之民（城里人）中招募有經(jīng)驗之人來承擔。

理由是與城里人相比，農(nóng)村人大多沒見過世面，社會經(jīng)驗有限。“部送綱運，典領(lǐng)倉庫”這類工作，交由有經(jīng)驗的城里人來做，消耗的人力成本與金錢成本，要遠低于交給沒經(jīng)驗的農(nóng)村人來做。

司馬光的意見有道理，但朝廷沒采納他的建議。

治平四年（1066年），宋神宗即位。司馬光進呈《論衙前劄子》，再度嚴厲抨擊了包括衙前之役在內(nèi)的整個差役制度。在司馬光看來，民間經(jīng)濟已因差役制度弄出了大問題。這個大問題簡言之就是：

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谷，求致厚產(chǎn)，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3]

司馬光說，地方州郡向富戶攤派的差役太沉重，以致于百姓已不敢再努力耕種積攢糧食，不敢讓家庭資產(chǎn)上升成為富戶。

沉重的差役還迫使百姓拋棄親人背離孝義搞分家，目的是降低家庭財富等級，以規(guī)避差役自我保全。

百姓不敢努力勞作，衙門的差役不肯減少，地方官府就只好不斷降低富戶的標準線。百姓們?yōu)榱硕惚軜藴示€，就只好變本加厲逃避致富，只好想盡辦法分家單過。

當?shù)胤缴系牡谝坏雀粦魶]了——沒了的方式，包括被動破產(chǎn)、主動析產(chǎn)、刻意揮霍與遷徙他鄉(xiāng)（主要是遷到富人更多的地區(qū)）——沉重的差役就會輪到第二等富戶；

第二等富戶沒了，就會輪到第三等富戶。最終定會落到窮人頭上。

今天官府將家產(chǎn)超過十萬者弄來承擔衙前差役，數(shù)年之后這批人資產(chǎn)銳減，就該輪到家產(chǎn)超過九萬者。

整個社會已因此陷入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的困境。朝廷也已因此陷入了可汲取財富總量不斷減少、可汲取勞動力不斷流失的困境。

司馬光還向皇帝講述了一段親身見聞：

臣嘗行于村落，見農(nóng)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4]

行走于鄉(xiāng)間村落中，司馬光見到百姓賴以經(jīng)營謀生的東西很少，問他們緣故。

百姓們都說是因為不敢努力經(jīng)營。多種一棵桑樹，多置辦一頭耕牛，多儲蓄兩年糧食，多收藏十匹布帛，就會被鄰里視為富戶，就會被官府選中去承擔衙前差役。這些尚不敢做，更不必說增加田產(chǎn)、修筑房舍了。

這些見聞讓司馬光非常憂傷。在給宋神宗的劄子里，他發(fā)出了“安有圣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的質(zhì)問——寶座上的皇帝如此圣明，四方太平無事，為何還會發(fā)生用制度逼迫百姓、使他們不敢努力經(jīng)營、不敢追求富裕這種事情？

這是很尖銳的批評。

可是，到了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當王安石為了改革差役制度而推行新的募役法 （即百姓出免役錢，官府拿著免役錢去雇人當差） 時，時為永興軍路安撫使的司馬光，卻站出來做了反對者，堅決不同意在永興路推行募役法。

司馬光的這種態(tài)度轉(zhuǎn)變，讓一些宋史研究者非常困惑。如鄧廣銘先生曾撰文稱：司馬光在《論財利疏》中主張招募城市居民來承擔衙前之役的辦法，“與王安石后來所推行的募役法豈不是完全一致的嗎？” 何以到了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時，司馬光又要跳出來反對呢？ “我不知司馬光本人對這一矛盾將何以自解。 ”[5]顯而易見，鄧先生對司馬光立場的來回橫跳極為不滿。

在鄧先生看來，司馬光的這種這種來回橫跳，是因為他“對于役法的利害，始終是沒有真切的認識”。

不過在我看來，司馬光的立場游移，卻是所有生活在秦制時代而心系百姓的改革者，必會遭遇的一種困境——他們知道舊制度對百姓極為不利，需要改革。

但他們同樣也知道，只要改革措施仍來自不受制約的官權(quán)力，便很難給百姓帶來真正的福利。

改革可以利朝廷，可以利官，卻往往很難利民，甚至會將百姓推向更惡劣的境遇。

在良知的驅(qū)使下，這些人往往表現(xiàn)為既呼吁改革，又反對具體的改革措施。

司馬光正是深陷在這種兩難困境里的代表性人物，這種來回橫跳與立場游移，亦不妨稱作“司馬光困境”。

前文已經(jīng)介紹過司馬光反對包括衙前之役在內(nèi)的差役制度的主要緣由。下來再來看看司馬光為何要反對募役法。

據(jù)《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助役錢札子》，司馬光的主要反對理由有三。 首先，原來只有資產(chǎn)為上等戶者 （五等戶制度中的三等以上民戶） 會被攤派，要去承擔包括衙前在內(nèi)的各種差役，新募役法卻要求下等戶 （三等以下民戶） 、單丁戶和女戶也要繳納免役錢，這等于加重了貧苦百姓的負擔。

其次，原來的做法是上等戶輪流當差，干一年或多或少可以休息幾年，新募役法卻要求民戶年年繳納免役錢，這也等于是加重了百姓負擔。

第三，差役的工作內(nèi)容很沉重，按募役法，官府向百姓收免役錢時一點折不打，甚至還會想方設(shè)法多收。

官府去雇人服役時給的報酬卻往往很低，達不到勞動力市場上的平均價位。

結(jié)果導致除品行不端的“浮浪之人”外無人應募。讓這些人管理官產(chǎn)物資，必會監(jiān)守自盜。讓這些人處理公事，必會作奸犯科。

這些人沒有田宅宗族之累，一旦案發(fā)必會鋌而走險逃亡他鄉(xiāng)，難以抓捕。

總之，在司馬光看來，新募役法雖有免役之名，實際上并沒有減輕百姓負擔，反而相當于“無故普增數(shù)倍之稅”，變成了朝廷開拓財源的新手段。[6]

司馬光當年反對差役制度的理由是不是事實？是事實。司馬光如今反對募役法的理由是不是事實？也是事實。

司馬光想過要用新募役法來取代舊差役制度，可當新募役法真正到來時，他又退縮了，因為他發(fā)現(xiàn)這新募役法同樣害民不淺。

在那些官權(quán)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司馬光困境”無解——畢竟官府之外無社會，而官府自我牟利的沖動無從遏制。所有借改革之名成立的服務機構(gòu)，都會蛻變成權(quán)力機構(gòu)；所有借改革之名出臺的福利政策，都會蛻變成汲取手段。

募役法只是其中一例。王安石變法期間推行的青苗法與市易法也皆是如此。

先來看青苗法。

按照熙寧二年秋頒布的官方文件，王安石設(shè)計青苗法的目的，是要解決百姓青黃不接餓肚子的問題。

其操作模式是：州縣民戶可在每年夏秋兩收之前，向當?shù)毓俑栀J現(xiàn)錢或糧食。等青黃不接過去，民戶須于春秋征收兩稅之時，向官府歸還本金并繳納利息。

按王安石的說法，青苗法對百姓有極大好處。以往青黃不接時，“兼并之家”會趁機提高借糧貸款的利息。

如今官府站了出來，在糧價低的時候以高價買入，在糧價高的時候以平價賣出，并在青黃不接之時為民眾提供比民間利息更低的貸款[7]。

如此，既可以讓百姓獲利，還可以打擊兼并之家。總之，青苗法是官府提供給百姓的一項大福利。

可落實為具體政策后，結(jié)局卻與王安石的描述大相徑庭。據(jù)在基層做官的畢仲游講，青苗法非但沒有給百姓帶來好處，反造成了極壞的后果。

那些真正需要借糧貸款的底層人，普遍借不到糧食也貸不到款；

那些不需要借糧貸款的富足之家，卻不得不向官府借糧貸款：

青苗之法，本為民間不足而貸之，則所謂下戶者，理合先貸。而下戶憔悴茍活，易于結(jié)請，難于輸納。州縣之吏，阨以詔條與曩日監(jiān)司之威，既不敢不散，又慮散而難納，故少俵于戶，多與上等，利其易于催取。州縣之吏，人人惰于散斂，茍以塞責。蓋散錢之理，散而不斂，則不問等第高下；散而斂之，則必別其等差，度其可以還官，然后敢與，乃天下之人情。稱貸之不理，不足怪者也。故立法則欲濟下戶，散錢則多與上等。下戶貧窮，義當周恤，而勢不敢遍；上戶自足，無假官錢，而強與之使出息。若以法禁之，使不與上等而貸下戶，則官錢十出，九將不歸，又非散斂之理。名欲厚民，事乃剝下。名為惠政，實有利心；此青苗不便之大略也。[8]

畢仲游這段話，將青苗法被人事制度扭曲、導致政策方向發(fā)生一百八十度轉(zhuǎn)變的內(nèi)在邏輯，講得清清楚楚：政策的初衷，是賑濟那些容易青黃不接的貧困戶。 若遵循這一初衷，則貸款應該優(yōu)先貸給他們。

可是，那些貧困戶掙扎在生存線上，號召他們主動來找官府貸款很容易，日后要找他們給官府還款并繳納利息卻很難。

州縣官吏須完成上級派下來的任務，既要將青苗錢散出去，又要將本金和利息收回來。 為完成任務保住職位，對州縣官吏最有利的做法，是將青苗錢多多貸給有錢的上等戶，因為他們還得起，還不起時也有資產(chǎn)可以拿來抵押沒收； 而不是將青苗錢貸給最需要的貧苦戶。

于是，這項改革政策的結(jié)果就成了：不需要貸款的上等戶，被地方官吏以權(quán)勢逼迫不得不貸款，不得不給官府輸送利息。最需要貸款的下等戶，他們的貸款申請反很難得到響應。一項本意在于給百姓提供福利的政策，反變成了壓榨剝削百姓的利器。

再來看市易法。

青苗法試圖幫助的是鄉(xiāng)村農(nóng)戶，市易法試圖幫助的是城市居民。宋神宗熙寧初年，有底層草民魏繼宗上書指陳時弊，痛斥開封城的商品與物價皆操控在“富人大姓”手中，外地商旅要受他們盤剝，帶來的商品賣不出價格常常虧損，很多商人已不愿來京城做買賣；城內(nèi)百姓也要受他們盤剝，只能以高價購買商品，已是民不聊生。魏繼宗建議宋神宗設(shè)置“常平市易司”，選擇懂經(jīng)濟事務的官員來執(zhí)掌，專門負責監(jiān)控、調(diào)節(jié)市場上的物價。市場上某種貨物的價格過低了，市易司就抬高價格去收購，以保護商人的利益；市場上某種貨物的價格過高了，市易司就降低價格往外出售，以保護百姓的利益。市易司也可在調(diào)節(jié)物價買入賣出的過程中掙到錢，為國庫增加收入。如此，朝廷從富人手里奪回了操控市場物價的權(quán)力，外地商旅愿意來開封做買賣了，開封百姓可以用合理的價格買到商品，國庫也增加了收入，實可謂一舉四得。[9]

熙寧五年（1072年），宋神宗與王安石采納魏繼宗的建議，在開封城內(nèi)設(shè)置市易務正式推行市易法。很快，魏繼宗就發(fā)現(xiàn)自己那美好的初衷變成了災難。熙寧七年（1074年），魏繼宗忍無可忍，憤然上奏抨擊市易法，說它早已違背了幫助普通商人與普通城市居民的初衷，成了斂財者的樂園：

市易主者榷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10]

據(jù)魏繼宗披露，主持開封市易務的呂嘉問等人“務多收息以干賞，凡商旅所有，必賣于市易，或市肆所無，必買于市易。而本務率皆賤買貴賣，重入輕出，廣收贏余。”

盡可能多地收取利息以增加財政收入，進而獲得皇權(quán)的贊賞，已成了市易務最重要的工作。

商人們帶入城市的貨物，必須統(tǒng)統(tǒng)強制賣給市易務；百姓們要想買東西，也只能去市易務。

易務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大搞賤買貴賣的把戲，賺得盆滿缽滿。市易法已完全拋棄了改善商業(yè)環(huán)境的初衷，市易務已成為“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曾布的總結(jié)）新壟斷者。[11]

魏繼宗的本意，是希望市易務做一個市場的監(jiān)督者，做一個物價的調(diào)解者。但正如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所言，“自古以來的經(jīng)驗表明，但凡是有權(quán)力的人都會濫用權(quán)力，而且不用到極限決不罷休。”[12]

市易法既賦予市易務監(jiān)督市場并調(diào)節(jié)物價的權(quán)力，又賦予其參與經(jīng)營獲取利潤的資格，相當于讓市易務既做裁判也做球員，其徹底墮落成以權(quán)謀私部門，可說是一種必然。

在市易務的不懈努力下，開封城內(nèi)的大商人退散了，普通商人也紛紛歇業(yè)，百姓拿東西出來賣的價格越來越低，往家里買東西的價格越來越高，朝廷的商稅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唯一還在增長的，只有市易務賬簿上百姓欠朝廷的息錢。

元豐二年（1079年）八月，都提舉市易司（市易務的升級機構(gòu)，掌管內(nèi)外市易務）不得不承認“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能償”[13]。

到元祐元年（1086年），開封城中欠下市易務息錢的商戶共計已達27155戶，共計欠錢237萬余貫，其中大姓35戶，酒戶27戶，共欠錢154萬余貫，戶均欠錢約2.5萬貫。小戶27093戶，共欠錢83萬余貫，戶均欠錢約30貫。

按日本學者久保和田男的考據(jù)，宋神宗元豐年間開封城內(nèi)人口約為125萬左右，去掉權(quán)貴、禁軍及其家屬后，編戶人口約為70萬[14]。按每戶五口計，相當于城內(nèi)編戶人口的五分之一欠了市易司的錢。

市易司為此專門成立了催債機構(gòu)。其中負責催索錢物的帶隊者有70人，每人名下所率打手不少于10人；負責掌管債務簿冊和文書者有30人，每人名下所率貼寫者不少于5人，整個催債團隊共計一千余人。

這一千多人，專職“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余家”，其騷擾手段包括白天“差人監(jiān)逐”，晚上“公行寄禁”，監(jiān)視追逐抓捕禁錮都可以給安排上，甚至到了“榜笞捽縛，無所不至”的地步。[15]

至此，市易務已實際墮落成了窮兇極惡的黑幫。在其威勢的籠罩下，大姓固然沒有好日子過，小戶也同樣深陷泥潭。

青黃不接是需要解決的真問題，可改革的結(jié)果，是初衷極好的青苗法變成了荒唐的斂財工具。 物價失衡也是需要解決的真問題，可改革的結(jié)果，是初衷很好的市易法變成了窮兇極惡的害民手段。

類似情形，不止見于王安石變法，也見于宋代其他時期的種種改革措施。 如義倉制度，其本意是提升民間的抗災能力——百姓在平常年份將部分糧食拿出來存入指定倉庫，以備災年用于賑濟。

實施的結(jié)果，是義倉被官府掌控，竟變成了一種法外之稅。百姓們交稅交習慣了，竟也忘了義倉里的糧食本就屬于自己，是自己給自己交的賑災糧。宋人董煟目睹官府將義倉之糧據(jù)為己有大肆挪用，曾在《救荒活民書》中嚴厲批評道：

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兇歉，直當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fā)，發(fā)而遽有德色哉！[16]

那義倉里的糧食，本就屬于百姓而非官府。官府開放義倉賑災，不過是把百姓自己存的保災糧還給百姓。遇到災年，豈可吝嗇而不發(fā)放？豈可因發(fā)放義倉里的糧食而自認對百姓有所恩德？

再如蠶鹽錢。其本意是幫助蠶農(nóng)——養(yǎng)蠶需要用到鹽，而蠶絲未成之前百姓往往無錢賣鹽，官府遂先將鹽貸給養(yǎng)蠶戶，等蠶事完畢再收回鹽錢和利息。可落到實操中，卻變成了官府定額定期向鄉(xiāng)村民戶攤派食鹽。不管養(yǎng)不養(yǎng)蠶，都要在二月貸官府的蠶鹽，都要在六月向官府償還絲絹。

到了宋徽宗統(tǒng)治中期，朝廷干脆出臺了一項無恥規(guī)定：“人戶合納蠶鹽錢，自祖宗以來，認納皆有定數(shù)。如不愿請鹽，即具合納鹽數(shù)上納六分價錢，具存成法” ——

蠶鹽錢自此完全拋棄了利民的初衷，變成了壓在百姓身上的官定負擔，嚴禁農(nóng)戶以不養(yǎng)蠶為由拒繳。即便你不養(yǎng)蠶也不想要鹽，仍須向官府繳納相當于攤派額度六成的蠶鹽錢。福利徹徹底底變成了稅負。

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義倉與蠶鹽錢，這些改革的初衷與結(jié)果，對關(guān)心民生的司馬光來說，都是近在咫尺的教訓。

鄧廣銘先生嘲諷司馬光，說他“于哲宗初年執(zhí)政當權(quán)之后，于募役差役二法對不同等級的民戶究竟孰利孰害的問題，旬日之間就自異其說，以致被章惇反駁得張口結(jié)舌，這當然也得算他咎由自取了。”

鄧先生這樣說，是因為他亟欲肯定王安石，而見不到“司馬光困境”的存在。如果司馬光可以放棄良知，做一個言利之臣，坦然將富國置于利民之上，他自然不會陷入進退失據(jù)的困境，也不會在募役法與差役法之間左右為難，更不會被人反駁至張口結(jié)舌，當然也就不會引來鄧先生的嘲諷。

事實上，當日陷入同樣困境之中者甚多，非止司馬光一人。正如朱熹所言，“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程顥）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jié)”，只是由宋神宗和王安石主持的變法“后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17]

變法之所以違背眾人的初衷，恰是因為主持變法的權(quán)力不受制約，可以肆意釋放其牟利沖動。

國古代史上的眾多改革，自商鞅變法至張居正改革，無論初始宣傳如何天花亂墜，最后都會變成以增加人力與物力汲取為核心內(nèi)容的財政改革，核心原因便在這里。

蘇軾對此也深有體會，他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上奏建議改革時，寫下過這樣一段文字：

天下皆知其為患（注：指賦役不均）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奸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于其意之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18]

天下人都知道現(xiàn)在賦役不均。有權(quán)力背景者擁有大量田地，只承擔很少的賦役；無權(quán)無勢的平民名下田地很少，卻要受沉重的賦役壓榨。

然而，有良知的士大夫不敢提議改革。因為即便啟動田畝數(shù)量與田畝肥瘠程度的全面調(diào)查，并以之為依據(jù)來重新分攤賦役，結(jié)果也不會好。

畢竟誰家田畝多，誰家田畝少，誰家田畝算上等，誰家田畝算下等，仍全憑官吏們說了算。改革只會變成另一場劫貧濟富的狂歡。

制度上的病灶未除，司馬光與蘇軾們，走不出“司馬光困境”。

注釋：[1] （北宋）司馬光：《論財利疏》。收錄于：司馬光著、王根林點校：《司馬光奏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頁。[2] 張熙惟：《宋代的衙前之役及差役的性質(zhì)》，山東大學文科論文集刊1982年第1期。[3] 這段話是司馬光的總結(jié)。宋神宗詔書中的相應原文是：“深惟其故，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使吾民無敢力田積谷，求致厚產(chǎn)，以避其擾。至有遺親背義，自謀安全者多矣。不幸逢其異政，骨肉或不相保，愁怨亡聊之聲，豈不悖人理、動天道歟!……其令中外臣庶，限詔下一月，并許條陳差役利害，寔封以聞，無有所隱。” 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十六，“免役”。[4] （北宋）司馬光著，王根林點校：《司馬光奏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頁。[5] 鄧廣銘：《北宋舊黨人士的“兩截底議論”——兼考司馬光首倡募役法》。收錄于《鄧廣銘全集》第七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345頁。[6] （北宋）司馬光：《乞免永興軍路青苗助役錢札子》。錄于：司馬光著，王根林點校：《司馬光奏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301頁。[7] 據(jù)韓琦披露，青苗法的利息是“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見（清）畢沅：《續(xù)資治通鑒（二）》，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79頁。[8] （宋）畢仲游：《西臺集》卷五《青苗議》，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2頁。[9] （南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三一，熙寧五年三月丙午條下“先是”。[10] （南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丁巳條。[11] （南宋）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辛酉條。[12] （法）孟德斯鳩著，祝曉輝等譯：《論法的精神》，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4頁。[13]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七之二八。[14] （日）久保和田男：《宋代開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7-98頁。[15] （北宋）蘇轍：《欒城集》卷三八，《乞放市易欠錢狀》。[16] （南宋）董煟：《救荒活民書》卷二，義倉條。[17] （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崇文書局2018年版，第2352-2353頁。[18] （北宋）蘇軾著，鄧立勛編校：《蘇東坡全集》下冊，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