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李想俁 實習記者/喬雨萌

編輯/楊寶璐

即將走出高校的畢業生

每到論文季，就到了畢業年級的學子們最為忐忑的時候。他們將要迎來碩博學位論文最關鍵的一環——盲審。

所謂盲審，是高校將本校學生論文的評價權交予校外評審人，以遏制本校教師評價中可能存在的人情影響。這本來是一種為了提高學術公正性的措施，但在執行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失靈”的情況。少數學生因各種原因而得到不公平的審評，有人不得不延遲畢業。

盲審被打40多分

今年4月底，一個電話讓黎欣陷入了與盲審制度的拉扯中。

黎欣是上海一所雙一流高校社科專業的碩士研究生。2023年5月，她的畢業論文正式開題，一路寫寫改改，到2024年3月順利通過院內的預答辯，4月送到校外進行盲審。

“院系的預答辯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導師自己組織專家進行，另一種是院系隨機分配專家。我的導師覺得自己組織專家，可能會有人情關系的干擾，因而選擇了由院系分配。”黎欣介紹道。

黎欣告訴記者，在同組預答辯的同學中，老師們給她的反饋不錯。

“當時一位評委老師的原話是‘這篇論文已經寫得很完整了，我只是雞蛋里挑骨頭，給你一些意見和建議。’另一位老師則是從格式上給我提了一些建議。預答辯時所有老師的意見和建議，包括導師先前對我論文的建議、我請教其他師友的建議，我都認真整理成一個文檔，列了一個對照修改的清單。在送到校外盲審前，我一個個打上鉤，把那些建議全都改掉了。”黎欣回憶。

等到4月底，導師給她打電話，說她的論文被一位盲審專家打了40多分，而另一位專家則給出了80多分。

黎欣介紹，盲審專家出具的《評閱書》由評價指標得分、評價等級和是否同意參加答辯意見等部分組成。給出40多分的盲審專家，在“規范性”一項中給分很低。而另一位專家在此項中的給分在85分以上。此外，打低分的盲審專家在“總體評閱意見”和“修改建議”兩欄中，寫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

黎欣的導師也向教務員提出了抗議，認為該盲審專家給分存在問題。但教務員咨詢上級后告訴黎欣和她的導師，學校規定另一盲審專家給出的等級是“優”才有資格申訴，而那位給出80多分的盲審專家在等級上給出的是“良”。

黎欣告訴記者，在很多學校，85分以上就是“優”等范疇了。但她所在的院系并未要求專家對應分數給出等級。據她所知，校內部分學院在每份論文前，附了一份打分標準，注明了等級與分數的對應關系。

“不同的評審老師本身就有松緊之別，有的老師可能一年都給不出一個‘優’，有些則可能覺得給出‘同意答辯’對學生來說已經足夠好了，但他并不知道，因為沒有給出與分數匹配的‘優’，可能會讓一個學生失去申訴資格。”黎欣說。

按照她所在的學校規定，如果一份盲審《評閱書》里有兩個‘一般’、或一個‘差’，四項分數中有任一項低于60分或出現‘作重大修改再送審通過后答辯’和‘不同意答辯’這三項中任一項，均稱為存在“異議”。一份《評閱書》“異議”且另一份無“優”或兩份均為“異議”，都必須延遲三個月或六個月才能參加答辯。

據黎欣所知，去年全校被抽中送審的同學中，有近1/3的論文被打回，無法直接參加答辯。而今年她所在院系100多位專碩研究生中，被抽中盲審的約40人。

黎欣告訴記者，院系的教務員一開始溝通時也提到，之所以把兩份文檔直接發給她的導師，也覺得打低分的盲審專家的評閱書有問題。

“他基本推翻了我做的所有工作，也沒給出任何可行性的具體建議。最后是建議我換一個主題去研究，所以我很難針對這份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黎欣說。

按照以往經驗，學生提出申訴增評成功率不高。根據其學校博士、碩士雙盲評審辦法的規定，如果黎欣申訴失敗，她和導師會被全校通報，后者暫停招生資格，所在院系也要縮減招生名額。

黎欣曾致電咨詢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她告訴記者，教育部其實給學校列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比如學校收到盲審不通過的結果后，可以馬上引入第三位專家進行增評，如果有兩位給出通過，學生就可以參加答辯。其次是給原專家留言，告知其意見不具體，或評審有偏差，需要細化建議或重新評分。

黎欣回憶，當她描述完自己學校的申訴機制，電話另一端的教育部工作人員直言其學校的制度設計不科學，但對方也補了一句，具體決定權在學校。

黎欣所在的院系，雖然沒有阻攔學生申訴，但對于學生來說，如果申訴沒過，就只剩最后一次外審機會了。最后一次送審需要給一審和申訴沒通過的兩位專家同時審評，需要兩人都同意答辯，不然就會失去學位證。

在黎欣、導師和院系的共同努力下，專家組對其論文和打低分的盲審專家的《評閱書》進行了審評。專家組認為，那位盲審專家的意見有待商榷，黎欣的論文符合碩士論文的要求，為她爭取到了申訴資格。

雖然可以申訴，但教務員還是表示，如果她想畢業，最穩妥的辦法仍是按盲審專家的意見改一改，繼續送回對方手上二審。最終權衡再三，黎欣為了避免申訴可能導致的后果，決定繼續修改論文，準備再次送到給出40多分的那位盲審專家手上。

碩博論文通常要寫半年到一年以上

申訴機制不暢

申訴機制的不暢，讓部分想要申訴的學生受制于導師、院系等因素，不得不妥協或“曲線救國”。

浙江某雙一流大學的工程學碩士研究生陳亮告訴記者，他所在學校需要導師同意才能申訴。

陳亮介紹，學校要求所有學位論文都要外送盲審，碩士是三位專家評閱，博士是五位。陳亮的前兩份專家意見反饋都很迅速。第一份結果是優秀、小修改后同意答辯，第二份是良好、同意答辯。

最后一份專家意見姍姍來遲，臨近學位委員會開會的6月5日才反饋。據陳亮了解，系統先會匹配相同研究領域的專家，匹配到專家后，會給專家一周時間。在這個機制的約束下，專家反饋意見最長時限大概為半個月，所以第三位專家是拖到最后才給出了意見。

最后一份專家意見的結果出乎陳亮的預料：總體評價為一般、評閱結果是大修改。根據學校規定，如果出現“大修改”的評閱結果，需要修改30天以上，并再送原專家評閱。30天的修改時間，意味著讓陳亮無法如期畢業。

此外，這位專家的《評閱意見》表達了對陳亮論文題目定義上的分歧。該專家認為論文題目和方法不匹配，卻未在論文的研究方法上提出任何建議。面對這則意見，陳亮并不認可。

因為陳亮的另外兩份盲審意見中有一個“優秀”，按規定符合申請學術意見分歧的標準。對于學術意見分歧，可以送審兩位新專家，如兩位專家給予通過，就可以直接申請答辯。

按陳亮的想法，如果能盡快完成學術意見分歧的申請，或許還有機會避免延畢。但導師得知后，并不支持他。

陳亮告訴記者，申請學術意見分歧的流程比較復雜，按學校規定，需要再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請五位專家對盲審的評閱意見和原論文進行評審，并出一份報告，確定是否屬于學術意見分歧。如果確屬分歧，院系就可以送審兩位新專家。然而他導師的工作重心都放在科研項目上，在學生培養方面比較散養，并不想花太多精力在為學生重新組織專家評審上。

最終，陳亮只能按照導師的意思，修改30天后再送原專家審閱。

陳亮告訴記者，他們班有20人左右，有3位同學拿到了“大修改”或“不同意答辯”的負面意見。有一位同學就在導師的支持下申請了學術意見分歧，并獲得了兩位新專家的通過，如期畢業。而他只能在延畢期間提前入職做實習生，以兩個月只能拿到正職1/4報酬的代價保住工作。

“錯配”

在整個盲審流程中，申訴是事后補救的“托底”環節。而處于更前端的論文方向與盲審專家研究領域的錯配，也成為了一些碩、博研究生盲審被卡的原因。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胡安寧教授等在論文《畢業論文匿名評審制度中的“誤判”問題》中指出，找評審專家，目前有兩種主流做法，一種是利用教育部已有的專家數據庫進行庫內同領域專家的隨機選擇，即“庫內找專家”；另一種是由本校同領域專家提供專家名單，即“專家找專家”。

但教育部的專家庫可以匹配大的學科門類，無法照顧更為精細的學科分類，對于某一小的學科或者研究方向，使用此種專家庫容易出現“錯配”。此外，教育部的專家信息更新相對滯后，對于特定學科的新發展顧及不到。

兩相對比，“專家找專家”更具優勢。比如，專家邀請的專家更能保證專業的“精細”對口。只有同一學科或者研究方向的專家對于本領域內的適格專家最為了解，由他們提供專家庫，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證找到真正的“同領域”的內行。

原本應在2023年畢業的北京某醫科院校博士研究生劉琦，因盲審專家給出12分，被迫延畢半年，與一家全國頂尖醫院的工作失之交臂。

劉琦告訴記者，他的第一次盲審結果分別是78分、69分和12分。他認為大概率是匹配到了基礎醫學領域的專家，并進一步解釋稱，如果論文關鍵詞選擇得過小，很可能會匹配不到同領域的盲審專家，后面就很容易會落到相對更寬泛的基礎領域里，產生錯配。

劉琦發給記者的那位給出12分的專家的具體意見顯示，該專家認為論文寫作粗俗，格式、文字錯漏百出，研究設計深度不足，研究結果不能支持作者提出的主題，作者及其所在團隊并沒有意愿申請學位及相關的答辯機會，評論人不能支持此次答辯申請。

“專家提出段落處理、格式有問題，這個我可以接受，但后面的‘缺乏基本的漢語常識’‘缺乏對研究生的基本教導’‘作者及所在團隊完全沒有申請學位的意愿’，我覺得都不是評價一篇論文的應有維度。”劉琦認為專家并沒有從內容出發進行審評，這些標點和格式的問題也不值得用延畢半年的時間去解決。

劉琦分析稱，盲審專家沒有關注到論文中臨床部分的研究，評審意見都是按照基礎醫學的邏輯來的。而他這篇論文是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相結合的研究，即先觀察臨床病例和臨床標本的現象，然后在基礎實驗中進行驗證，最后再回到臨床實驗驗證。

第二次盲審前，為了讓論文更精準地落到神經外科的專家手中，劉琦將關鍵詞改為了神經系統腫瘤相關，半年后，第二次盲審結果是94分、86分和75分，他獲得了學位證。

同樣受困于領域錯配的還有北京大學醫學部2024屆碩士畢業生顏凌。

兩位盲審專家給她的分數分別是80分和58分。顏凌說，她發現打低分的專家提的意見第一條就是針對選題方向的，認為其選題沒有臨床意義。

顏凌向記者解釋，自己的導師是國內皮膚科的知名專家，所以她的碩士論文內容也是一種與脫發相關的前沿技術，此前在國內幾乎沒有人研究，她甚至懷疑盲審專家沒看懂該技術的新穎之處。

顏凌的導師也認為這位盲審專家的水平有待商榷。導師幫她分析后認為有兩種可能，即論文落到了整形科的專家手上，或這名盲審專家在做相似的技術，出于競爭目的給她打了低分。

萬幸的是，輔導員告訴顏凌，今年學校政策有優化，她的情況可以申請增評，送審一位新專家，只要新專家通過，學校會允許她參加答辯，不會延畢。

按照導師的建議，顏凌增評時在盲審系統中將先前的一個關鍵詞換成了“毛發疾病”——一個皮膚科的專業名詞，論文會更大可能匹配到皮膚科專家，而非整形科專家，最終增評結果顯示，顏凌的論文獲得了80分。

此外，整篇論文只進行了兩處修改，分別是增加了實驗的倫理批號、樣本來源醫院和時間，以及第一例患者的開始時間和最后一例患者預計可能的結束時間，以證明顏凌一直在補充數據，沒有放棄實驗。

“之后的學位答辯非常成功。作為病人之一、我們科的老主任也說我特別認真，直接給了我八個字的評價，‘科研精神，實事求是’。外院的專家也特地來問實驗里一些細節的處理方法。當時我就問導師，今天答辯反響這么好，為什么盲審那個專家會給我58分？我導師說，‘不要因為別人的存在而否定自己的工作，不要因為他們可能出于某種目的給了你低分，你就不自信了。’這是讀研三年中我導師說的為數不多的肯定我的話。”顏凌回憶道。

教育部關于論文抽檢提案的答復說明

專家稱應設立“上訴”機構

“博導們各有自己的一攤事，盲審能帶來的收益有限，隱形價值也比較低。”一位醫學博士對記者說。

作為盲審專家的蘇州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楊正也認可這一說法。2022年成為碩士學位論文的盲審專家以來，他每年要審近20份論文。而每份碩士論文從頭看到尾，加上寫參考意見大概需要兩三個小時，楊正坦言這是“非常大的負擔”。而博士學位論文盲審專家要審的份數更多，單篇體量也更大。

與付出的時間、精力不太對等的是，每審一篇的酬勞是260元，且論文需要在收到匹配2天內決定是否審評，如接受，就要在7到10天內給出反饋。

楊正告訴記者，在碩士論文評審上，整體趨勢已經不再硬性要求創新性了，而更多從工作量、行文嚴謹性等維度看學生的態度。從他個人的判斷標準上，基本的權重是工作量占40%，嚴謹程度占30%，包括論述的創新性在內的其他方面占30%。如果一個學生的論文工作量是足夠的，有基本的分析過程和行文邏輯，就會被認為是一篇合格乃至良好以上的論文。

“如果教育部抽審抽到一篇文章發現不合格，學生的學位要被取消，學校的學位點也可能面臨警告，導師也要負連帶責任，可能會被警告，評優、職稱晉升也有可能受到影響。所以在接學校委托審稿時，對方學校也會告訴我，你一定要嚴格評審，如果我們作為專家不嚴輕易給過，之后教育部抽檢抽到該校的論文沒過的話，這個專業學位點就會受影響。”楊正向記者解釋了審評從嚴的原因。

在楊正看來，每位老師都有自己偏愛的研究取向。如果看到與自己研究取向相關的文章，必然會有一些好感。反言之，看到自己不熟悉領域或學術意見有分歧的論文，有些不太客觀或自我要求不高的老師確實可能打分低一些。但也有老師反而會更嚴謹，盡量摒棄個人好惡去公允評審。此外，還有極個別的導師間個人恩怨牽連學生的情況。

此外，楊正認為部分學校的申訴機制確實有待細化和完善。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劉銳已經成為盲審專家近10年，平均每年審評50份左右的碩士論文。

劉銳表示，天賦很高且研究能力很強的學生是少數，所以得A的學生比較少，但只要工作量飽和，一般都會給通過，不通過的是較少數。在他經手的論文中，每年最多只有一兩篇不通過，都屬于質量特別差的一類。

劉銳也告訴記者，對于不同學位類型和不同層次的學校，評審標準確實會有所差異，對于專業型碩士和學術型碩士，普遍會對學碩的要求更高一些。在學校層次上，985或學科領域內的名校，要求也會要更高一些。

劉銳提出，解決現行盲審制度中的問題，需要更多完善學位論文和專家的匹配機制，提高匹配的精準度。

胡安寧認為，允許學生進行多輪評審，可以盡可能地從制度設計方面避免對畢業論文的誤判。具體到制度設計層面，他建議允許學生隨時通過抗辯來啟動新一輪的評議，而不是在多輪評議中人為設定障礙。多輪評審也并不一定要求是多輪匿名評審，比如，學校可以設立一個獨立于外審的論文審核機構，如果論文外審結論為不合格，學生可以有地方“上訴”。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人物除胡安寧、楊正、劉銳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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