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2月2日，3歲的溥儀登基稱帝，其生父載灃（時年25歲）也成為大清的實際統治者。那么年輕的攝政王在大清王朝的最后三年里，具體又做了些什么呢？

載灃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堅定擁躉，因此他掌權之后的重點就是搞權和搞人，構建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全新朝廷中樞。

載灃首先效法日本改革朝廷軍制，將軍政、軍令二元化。即朝廷和地方府衙只管招兵養兵（軍政），軍隊指揮權（軍令）則歸皇帝（攝政王）。

載灃宣布皇帝為大清海陸軍大元帥（因皇帝年幼暫由攝政王代理），并組建全新的軍令部門。陸軍方面，把軍咨處從陸軍部獨立出來并收回了各地督撫、將軍的調兵權，指派弟弟載濤負責管理。海軍方面，新建海軍部負責軍令的下達，其弟載洵成為首任海軍大臣。

載灃這么搞雖然降低了地方督撫、將領對軍隊的控制權進而減弱了它們對朝廷的威脅，但也導致有事兒時地方官員難以調遣、指揮駐軍。皇權一旦勢微，各地軍隊就等同于自立，這在辛亥革命時期非常明顯。

收攏軍權后載灃就開始“搞人”，首當其沖的是袁世凱。

袁世凱是清末革新勢力的代表之一并控制著北洋新軍數鎮精銳，不僅對朝廷有著現實的威脅，他和載灃、載洵、載濤之間還有“私仇”。這兄弟三人認為他們的皇帝哥哥光緒之所以被囚禁并困頓而死，都是袁世凱的坑害和挑撥。

注：光緒（載湉）是和碩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的第二子，載灃、載洵、載濤分別是為奕譞的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

載灃原本在兄弟們的慫恿下，擬好詔書準備直接處死袁世凱。但其沒有成見、不敢任事的性格又救了袁世凱一命。

軍機大臣奕劻、世續等重臣都不支持他的主張，學部侍郎嚴修則以辭職表達反對意見。張之洞更是半勸半嚇，殺了袁世凱北洋新軍叛亂怎么辦？難抗壓力的載灃遂將殺袁改為罷官，并命其返鄉養病。

這一番折騰，雖然趕走了袁世凱并清洗了部分袁系勢力，但也給了他翻身的機會，更重要的是拔高了袁世凱在朝野內外各勢力心中的分量。這也是辛亥時，袁世凱能夠復起并逼退載灃的重要原因。

對于朝廷其他官員的態度，載灃表現得更為幼稚。

首先，任人唯親。除了自家兄弟載洵、載濤被委以重任外，其余皇族、滿族成員不論能力，只要愿意投效并對自己沒有威脅，載灃都“虛懷若谷”。

例如毛遂自薦的道光長孫溥偉；投靠載洵的毓朗、載搏；隆裕太后推薦的鎮國公載澤；載灃自己福晉聯絡的榮祿舊人 ……

其次，載灃非常排斥有能力的人，因為他覺得這些人會覬覦他的權力。

如中興名臣張之洞，載灃的態度是可以辦事但不能任事。需要的時候就委派工作，不需要的時候就扔到文化、禮樂之類的冷衙門里。張之洞推薦、提拔有為官員的建議，載灃全部予以否決；張之洞勸諫載洵、載濤二人年輕不堪軍中重任，載灃則直接呵斥其“這不關你的事”……

多爾袞一脈的良弼，不僅忠于朝廷無滿清親貴的紈绔習氣，還是清末滿族青年中難得的將才（載灃搞得軍制改革就是他建議的）。但因和載灃關系不親，能力強就成了缺點，被安置在禁衛軍訓練大臣這個閑差上。

鐵良同樣有豐富的軍事能力和經驗，他和袁世凱一起創立北洋六鎮新軍。其統領的北洋第一鎮，也是慈禧制衡袁世凱、保障溥儀登基的重要力量。但這個滿族將領中唯一可與袁世凱相提并論的人才，同樣因何載灃關系不親，無法獲取載灃的信任。

不僅被載灃免去了陸軍大臣的職務，還被外調至江寧（任江寧將軍），可以說載灃是在自廢武功。

最后，載灃對慶親王奕劻的態度，又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

在慈禧時期，載灃就非常厭惡奕劻和載振父子。但掌握實權后，載灃卻又不處置他們。別說找由頭治罪革職，甚至都不把他轉移到閑差，一直讓奕劻擔任領班軍機大臣這個要職（軍機處被裁撤后改任內閣總理大臣）。

筆者個人猜測載灃這么做是為了維護皇族核心圈子的團結，他對奕劻的實際態度是我不動你，但也不想和你一派，你自己安分守己做個好“擺件”。

而奕劻不僅占據了重要職務，還繼續與袁世凱暗中勾搭并默默收攏著朝野內外反載灃的勢力。當他在辛亥給載灃致命一擊時（力主袁世凱復出并代替載灃主政），不知道載灃有沒有后悔之前的選擇。

獨攬朝廷大權后，載灃又開始做第二件大事，繼續推行“新政”。

1908年8月在慈禧的授意下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并公布《九年籌備清單》準備以九年為限將大清政體改革為“君主立憲制”。

載灃在1909年初，代表清廷重申立憲的決心和計劃都不會變，并命各省依計劃在當年成立咨議局（類似西方的地方議會）。基于清廷的積極態度，此時大清內部支持立憲的勢力是遠大于革命派的。

當年末十六省咨議局代表聯合組建了“國會請愿同志會”并向朝廷遞交了請愿書，希望朝廷提前計劃在一年內就召開國會，載灃以“預備既未完成，國民只是程度又未畫一”予以拒絕。

1910年6月，“國會請愿同志會”又組織了150名代表入京第二次請愿。這次清廷申斥代表過于理想化，“以為召開國會就能達到政治清明，古今中外都沒有這個道理”，并堅持九年立憲計劃不變。

不論清廷本意如何，此時在立憲問題上，清廷和地方民眾還未有根本性的矛盾。只是一個突發事件改變了一切，1910年8月《日韓合并條約》簽訂，朝鮮亡國了！

注：出使日本大臣汪大燮曾多次提醒過日本有吞并朝鮮的意圖，只是載灃一直未重視此信息。

日本帝國帶來的現實壓力，讓立憲派和革命派都更為積極地活動起來。革命黨人高呼再不推翻清廷建立共和，國家將亡。立憲派也覺得時不我待，必須盡快實現憲政圖強以預不測。

10月各省代表發起第三次請愿活動，不僅赴京向朝廷遞交請愿書，各地民眾也集聚地方官署要求地方官員代奏請愿。中央資政院和不少督撫，也要求朝廷速開國會并成立責任內閣。

面對壓力載灃做出了讓步，但這個讓步過于“不甘”，不僅未緩和矛盾反而進一步激化了問題。

首先，載灃同意了縮短立憲預備期的請求，但只是把九年改成五年（即1913年開設國會并制定憲法）。讓步的幅度太小，根本滿足不了民眾急開國會的訴求。也就是說載灃犧牲了朝廷和自己的威權，但并沒有討到好處。

其次，為了不讓朝廷和民眾認為他這個攝政王“軟弱可欺”，載灃宣布以后絕不會再讓步“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并表示如果再有人請愿更期則視為犯罪，“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不少立憲派人員因此被抓捕入獄，這讓清廷在民間的聲望迅速滑落。

最后，載灃推出的責任內閣，更是把大清送上了死路。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推行憲政的重大舉措裁撤軍機處并成立責任內閣。這個責任內閣考慮到了朝廷政體變革的交接、朝廷派系平衡、滿族和皇族利益（家天下），就是沒顧慮民眾的預期。

13名內閣大臣中宗室7名、滿族2名、漢族4名。不論這是載灃的本愿，還是他又“不敢任事”被身邊的人“左右”了意見。全國民眾從這份名單里看到的是皇室權貴的專制欲望，以及對憲政的侮辱。

清廷之前所構建的所有威望可以說在一瞬間就崩塌了，革命并推翻清廷成了全國上下的共識。用立憲派的鐵桿梁啟超的話說，“今后絕不會出現宣統五年這四個字連成一詞 … 誠能并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打響辛亥革命第一槍；10月29日山西宣布獨立，新軍20鎮發出兵諫通電；10月30日，載灃被迫發罪己詔并引咎辭職；其后兩個月內，十五省宣布獨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發布退位詔書，滿清和帝制宣告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