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昌市，為廣東省轄縣級市，地處南嶺山脈南麓，武江的中上游，粵北邊陲，毗鄰湖南，是珠三角輻射內地和內陸各省區進入廣東的“橋頭堡”素有“廣東北大門”的美譽。秦末漢初，南越王趙佗在瀧口等要隘修筑城池，建造工事，加強防衛，重兵把守，以斷絕秦皇在粵北的新辟通道，故有 “千年佗城”之稱。也因此擁有悠久的建縣史，南朝梁天監七年（508年）置梁化縣，隋開皇十八年（598年）因境內有樂石、昌山兩山而改稱樂昌縣。而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了當地廣府、客家等民系雜居的局面，坐擁多姿多彩的傳統文化。

樂昌五山梯田

明代自永樂朝起，以縣名作為郡王爵號，一開始啟用本省之縣，其后因宗室繁衍日盛，省內地名不夠用，開始借用外省縣名。樂昌之名，就被遠在數千里之外，居于塞上重鎮——大同的代藩所用。今天我們來聊聊樂昌郡國的開山鼻祖：朱聰涓。

新生的樂昌郡國

朱聰涓，生于成化八年（1472年，據《弇山堂別集》推算），為代惠王朱成錬（音liàn）庶三子，生母侯氏。成化十九年（1483年）九月，受封樂昌王。

代惠王共有五子，次子早夭無記錄，其余諸子皆為庶出，分別為：長子武邑王朱聰沬（音mèi）、老三樂昌王朱聰涓、老四吉陽王朱聰注和幼子溧陽王朱聰(氵軓)。除朱聰沬外都是侯氏所生，可見她必定非常受寵。愛屋及烏，朱聰涓兄弟也受到了老爹的不小關照。

明太祖將《皇明祖訓》列為萬世不可改易一字，其中規定郡王的歲祿為二千石。然而條文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規則制定者有意，隨時可以找借口繞過去。比如代王作為親王，歲祿理論上高達一萬石，可朱元璋以大同地處偏遠，糧食運輸困難為由，將他的實收歲祿暫定為五百石，明成祖靖難后將此定為定例。其后經過歷代增給，代王的最終歲祿也只有六千石。

親王如此，郡王同樣如此。《皇明祖訓》只規定了郡王的歲祿，可后世在執行過程中將郡王細分為始封和嗣封，始封兩千石，嗣封減半。且不同藩國的郡王，歲祿也有所不同，多數按祖訓執行，但也有不少藩國郡王的歲祿遭克扣。

封藩湖廣武岡州的岷藩郡王，不管始封、嗣封，歲祿都只有五百石，是諸藩中歲祿最低的一家。地處蘭州的肅藩郡王，始封與嗣封郡王歲祿額度相同，皆為一千石。西安的秦藩，雖然貴為大明第一親藩，始封郡王的歲祿為二千石，可部分成員的本色只有五百石，其余折鈔。

代藩郡王相對幸運，大部分始封郡王的歲祿為二千石，米鈔中半兼支，也即實際到手的歲祿有一千石。但輪到朱聰涓兄弟頭上，總數卻被砍了一半，變為一千石。朱成錬這個當爹的對此十分不滿。

代王府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五月，朱成錬上疏朝廷，稱朱聰涓、朱聰注兄弟倆的歲祿只有一千石，根本不夠開支，請求按制撥給二千石。結果沒要到歲祿不說，還遭到明憲宗好一頓批評，表示山西連年受災，糧食歉收，身為親王理應體諒朝廷的難處，不當提出這種會加劇民眾負擔的無理要求。

“壬子，代王成錬奏：‘樂昌王聰涓、吉陽王聰注食祿一千石，不供歲用。請如舊制二千石給之。’戶部覆奏。上曰：‘山西地方連年荒歉，諸王歲祿酌量已定，不宜請增，以重民困。其已之。’”（《明憲宗實錄》）

弘治元年（1488年）九月，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王鼎的長女被冊封為樂昌王妃。

自宣德以后，朝廷將宗室選婚的權利下放給藩國，宗室婚配之時，先在藩地擇取良家子，由本藩長史司上報朝廷請婚，經禮部復核，上報給皇帝，而后傳制冊封。走完上述流程后方可成婚。絕大部分宗王正妃出自本藩平民之家，其父會被授予五城兵馬司的虛職，稱某城兵馬指揮，其中親王岳父授予指揮，郡王岳父授予副指揮。

但朱聰涓的岳父屬于少數例外，雖也出自大同府，卻屬于實權軍官，都指揮僉事乃都指揮使屬官職秩正三品，妥妥地屬于高級軍官。可見代王對這個兒子婚事的上心層度。

明代武將冠服

對這種在任實權官員與宗室聯姻，朝廷有兩套方案：一是直接讓其致仕，根據其在任時的品級，授予相應虛職，一般高級別官員不會和宗室聯姻，最終授予的還是某城兵馬指揮；二是調任，將在職的岳丈或舅子遠調他出任職，與藩地的距離至少得六百里，以防內外勾結，造成不可預測之事。

最終朝廷對王鼎處置是將他從在大同開衙的山西行都司，調往遠在西安的陜西都司任職，兩者的距離遠超千里，符合調任原則。如此處置，估計王鼎在軍中還是有所建樹的，故朝廷惜其才。

“（弘治二年十月）甲寅，調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王鼎于狹西都司。以鼎女樂昌王妃故也。”（《明孝宗實錄》）

大哥作死被廢，署理府事

就在朱聰涓暢想自己未來的悠閑生活之時，代藩內部發生了一件大事，讓他的命運幾乎發生逆轉，可惜缺了那么一點點運氣。

朱成錬沒有嫡子，故而庶長子武邑王朱聰沬是代王爵位的第一順位繼承人。這位代王繼承人什么都好，就是過于貪杯，簡直可以說是嗜酒如命。

常言道酒品如人品，朱聰沬酒后屬于狂躁型選手，好在他的身份擺在那，酒后砸個盤子、摔個碗，甚至大賞幾個內侍、宮人，實屬無關痛癢的小事。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的某日，他酒后大展武功，致使一名樂工死于非命。

明憲宗因早年經歷，對宗室很是寬容，若放在平時，了不起就是個罰俸斥責，奈何撞在了皇帝對宗室的嚴打期。于是乎朱聰沬被提溜出來，給大家伙表演了一個“殺雞駭猴”戲碼，一道圣諭下來，被革去爵位以儆效尤。好在不是被貶為庶人，只要表現得好，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飲酒作樂劇照

弘治二年（1489年）六月，代王朱成錬薨逝，在位22年，享年54歲，朝廷賜謚曰惠。按理當由朱聰沬充當喪主，可此舉無疑是在確認其繼承人身份，因此明孝宗別出心裁的下令讓當地官員為其治喪。

不過在代藩長史司奏請下，當年八月朱聰沬被準許以革爵武邑王的身份，“戴平巾”攝理府事，順便充當主祭，將為朱成錬治喪的活計給接過去。

朝廷已經釋放讓其襲爵的信號，然而朱聰沬本人未能接住，說一千道一萬問題還是出在一個“酒”字上。

許是因為籠罩在頭上數年的晦暗一朝盡去，心情過于舒暢，開心之下竟然不顧老爹還躺在堂上，命人拿酒來，接著奏樂接著喝。這等放浪形骸的行為，在古代屬于典型的不孝，被稱為“居喪無禮”。

府中內侍看不過去，站出來規勸，結果朱聰沬非但不領情，反而將人拿下嚴刑拷打。更有數人因觸怒于他，而被他以石鼓壓胸、沙袋覆面等手段處死。一時間，代府之內愁云滿天。

發生了這么大的事，自然無法隱瞞，對朱聰沬有所不滿的王府承奉正通保偷偷跑到北京告御狀。最終的結果是，朱聰沬被廢為庶人，連同家眷交由晉王管束，命朱成錬次子樂昌王朱聰涓暫攝府事。

“上曰：‘聰沬稔惡弗悛，故違祖訓，難居藩輔，降為庶人，并宮眷遷之太原城內居住。敕樂昌王聰涓攝管府事。’”（《明孝宗實錄》）

明孝宗的這一處罰不可謂不重。

明代對庶人的處置主要有四種方式：本府宗王管制、發配先王墳園、囚禁于本省閑宅、發配鳳陽高墻。明代藩王之間看似是平等的，可實際上存在一省的宗室之長，由始封君輩分倫序最長的一支擔任，一般為太祖系藩王。晉藩之于山西諸藩，一如秦藩之于陜西、周藩之于河南、楚藩之于湖廣、魯藩之于山東，是本省的宗室之長（被廢之前的寧藩在江西有著同樣地位）。

明太祖朱元璋劇照

洪武朝，一省的宗室之長有著統領本身藩國軍事力量的權利，比如晉王被賦予了領導代王的權力，燕王朱棣同樣有統領寧王、谷王之權。削藩后，軍事權利消亡，可宗室之長又被賦予了一項新的權利，仿照鳳陽高墻，于藩地所在州府修建閑宅，用以關押本省重罪罪宗。

所以明孝宗將朱聰沬一家子發配太原，交給晉王管制，實際上就是羈押于山西宗室閑宅。與當年蜀藩接連絕嗣后，朝廷跳過居次的華陽王，直接讓老五保寧王襲爵；鄭康王絕嗣后，跳過盟津庶人這個三支，讓四支東垣王襲爵相類似。朝廷這一手等于是剝奪了武邑王一系的繼承權，不出意外代王爵位將由朱聰涓這個受封管理府事的三子接任。

朱聰沬“居喪無禮，召妓者歌舞”乃是不孝，虐殺進諫內侍更是罪大惡極，背著“革爵”的罪名繼續為惡，當然要數罪并罰，被貶為庶人實屬罪有應得，可整個過程卻處處透露著詭異的氣氛。

朱聰沬發覺王府承奉正通保潛行赴京告御狀，自知大事不好，遂派王府典膳胡寬等人快馬加鞭的進行追擊，意圖將其截回。

既然朱聰沬敢派胡寬等人去攔截通保，那這些人必然是可信之人，結果這些人一離開大同，就如同脫韁的野馬，抵京后全部反水，有樣學樣的跑到皇帝跟前告朱聰沬的御狀，舉報其居喪期間的種種不法行為。這是何等逆天操作！

誠然，胡寬等人的行為不排除是為了自保，不過在阿越看來更大的可能是被人策反了，而這個躲在幕后的人極有可能是倫序在朱聰沬之后的朱聰涓。畢竟只要搞掉大哥，代王之位就當由他承襲。這中間只要稍稍利誘一番，便可無害攫取巨大利益，誰能保證他不為之心動，進而對大哥一家落井下石。

從其后代藩宗室的表現也可以印證這一點。

朱聰沬被廢，朱聰涓上臺，發生于弘治三年（1490年）七月。然而截止弘治四年六月，也即朱聰涓署理府事尚不足一年，朱聰沬的生母代惠王夫人王氏，便以聯合本府郡王、將軍屢屢上疏，為他們一家子求情。

殺虎口長城

鑒于朱聰沬罪孽深重，難以寬恕，他們選擇的對象為其庶長子朱俊杖，稱：朱俊杖乃是代惠王嫡孫，朱聰沬犯罪時，尚且年幼并不懂事，因此請求讓他回歸本府居住。此舉獲得明孝宗恩準。

朱俊杖回歸大同后，代藩宗室有志一同的推動由他隔代繼承代王之位，為此屢屢上疏。起主導地位的為朱聰涓六叔棗強王朱成釨，及族叔潞城王長子朱成（金畾）。至于朱聰涓，非但沒有參與，反而成了支持朱聰沬一系的攻擊目標。

代藩宗室堅稱由樂昌王署理府事，讓代藩上下行事多有不便，因此請求更換本藩話事人，請求冊封朱俊杖為代王，如此則名正言順，皆大歡喜。在一眾宗室的一再奏請下，弘治五年四月明孝宗終于同意換馬，冊封朱俊杖為武邑王長子，署理府事。

“代惠王夫人王氏，并棗強王、長子成（金畾）、鎮國將軍成銴等奏：‘樂昌王署理代府事不便，乞宥庶人聰沬，并封其子俊杖嗣代王，以奉祀事。’禮部會議覆奏。上曰：‘聰沬所犯不法，本難輕宥，但闔府奏保，姑從宥命為革爵武邑王，仍居太原帶閑住。封俊杖為長子，管代府事。樂昌王令回本府，自此更不得預代府事。’”（《明孝宗實錄》）

如此一來，樂昌王朱聰涓在代藩闔府反對下，只當了不足兩年的署理府事，便被趕出代王府，灰溜溜的回歸樂昌王府，從此眼睜睜地看著大侄子發號施令。

弘治十一年（1498年）三月，代藩革爵武邑王朱聰沬去世。兩個月后，朱俊杖獲準襲封代王爵位。次年十月，以陽武侯薛倫為正使，吏科左給事中寧舉為副使，持節冊封朱俊杖為代王，夫人張氏為代王妃。

至此，樂昌王朱聰涓的代王夢正式破碎。

大同府城

阿越說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九月十四日，樂昌王朱聰涓薨逝，在位65年，享年76歲。被趕出代王府后，數十年間朱聰涓夾著尾巴做人，并未犯什么大錯。唯一一次出格的做法為，于嘉靖二年（1523年）七月，聯合兩個弟弟幫生母爭取到了代惠王次妃的特恩。自宣德以后，親王次妃只有庶出嗣封親王的生母才能獲得，郡王之母極其罕見，可以說是幾乎沒有。朱聰涓兄弟能幫生母爭取到如此殊榮，本身就趕上了個好時機，同時與三人歷來的表現也密不可分。比如朱聰涓去世后，朝廷給予的蓋棺定論為“康懿”，妥妥地屬于美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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