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戰國秦漢以來，我國封建王朝的地方監察制度，都是一級監察制度，由中央政府派遣監察御史或特使監察地方官吏，直到宋代我國封建社會的地方監察制度，才逐漸走向成熟，對地方官員的監察力度空前加強，設置路級監察官與州級監察官，構建兩級監察體系，將地方上的權力收歸中央。

一、宋代路級監察機構的設置

宋代道路監察制度雖然沿襲了唐代“道”的形式，但已不再是中央派出的單一地方監察制度，而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地方監察制度：各監司雖然在行政職能上存在區別，但在監察職能上大致相同，而且各監司之間互不統屬，互為補充，互相監察，有效的遏制地方官員的專權，強化了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監察和統治，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宋代監察制度最先設立的機構是轉運司，也被稱為“漕司”。這一制度起源于唐代，目的是從江淮地區向都城長安運送賦稅。宋朝建立后，漕司的職權得到擴大，成為路級的監察機構。北宋初年，宋王朝因循唐制而設置兼職轉運使。從太袓乾德年間開始，設置了路分轉運使，開寶五年，增設了轉運判官，太平興國二年，宋太宗又增設了轉運副使。

諸路轉運司轉運副使、轉運判官配備無常制，大多各路都設有轉運副使和轉運判官，但也有部分路不設轉運副使或轉運判官。此外，轉運司屬官的設置也并無常制，因地因事繁簡不一，轉運司屬官也不一樣。大部分路轉運司屬官設主管文字、準備差遣大使臣和武臣準備差使、干當官等各一員，部分重要路轉運司設屬官兩員。

提點刑獄司是在轉運司設立之后才慢慢出現的，但號稱“號正監司第一”。淳化二年五月，由于轉運司職權過大，導致政務壓力過大、案件重重堆積，開始設立提點刑獄司梳理地方刑獄；后來對提點刑獄司的職能多次做出調整，最終成為宋代地方監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種是宋代提舉常平司，又稱“倉司”或“庾司”，淳化二年宋太宗沿襲前制設立常平倉，隸屬于轉運司，命令常參官領導提舉常平司，豐收之年增價買入糧食；荒年降價賣出糧食，用來賑濟貧民。王安石變法時期提舉常平司正式設立，后來對其職能不斷進行調整，最終成為宋代地方監察體系的組成部分之一。

《韓非子》記載：“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

宋代走馬承受制度也是宋代地方監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走馬承受起設置于宋太宗時期，并隸屬于諸路總管司，后脫離帥司成為獨立的路級監察官，紹興三年罷置走馬承受。宋代走馬承受的員數一般為一員或兩員，宋初諸帥司路設一員，以宦官充任。

二、宋代府州軍監級監察機構的設置

宋代府、州、軍、監屬于同級政府，宋代府州軍監級監察制度的構建，主要表現為增設了監察機構——通判廳，通判作為州一級的監察官最早設立于乾德元年，目的是籠絡人心安置官吏，后來隨著職能的調整成為州一級的地方監察官，成為宋代地方監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朝政府、國家、軍隊和監獄所任命的法官數量因其地理面積、人口、政治和經濟地位而異。在北宋時期，大藩府通常設兩名法官，而其他州通常設一名法官。南宋紹興五年之后，各大豪門都設立了雙審官。

宋朝各州負責設督的官員人數因地、因境、因人而異。對于以文臣為州長的州，一般有一名官員負責，而對于戶數不足1萬戶的州，則沒有官員。對于以武官為州長的州，無論大小，都要任命一到兩名官員，以加強監督；對于偏遠的州，如廣南，通常任命總督為總督。

《宋會要輯稿》記載：“知州掌郡國之政令，通判為之貳。”

宋代軍獄人員一般不設一般裁判，一般也有無一般裁判的法官。任何擔任軍事統帥、邊境據點或管轄人口眾多的軍事官員，如北宋政和時期的淮揚軍和南宋紹興時期的安豐軍，都有指定的指揮官。

從南宋紹興時期開始，對軍官的監督進一步加強。不管總司令的規模有多大，已經任命了兩名官員。擔任軍官的國家官員、軍隊官員、監察官員，任命一至兩名軍官。總之，宋代建立總審制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對將軍的監督，防止地方分裂，加強中央集權。

三、宋代地方監察制度的特點

縱觀中國封建時期地方監察制度的發展史，從宋代開始，地方監察制度開始走向成熟，并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地方監察體系。宋代以前，中國的地方監察制度還不夠完善，地方監察機構也不固定，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派遣御史監察，對地方進行監察。這種監察方式監察范圍有限，缺乏對地方官吏長久且全面的監察，無法構建完備的地方監察體系。

《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事為之防，曲為之制。”

宋代地方監察機關對地方官進行規范化、立體化、全方位的監察。要求基層監察官員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并與同級監察官員相互監督;州、州的軍監級官員也受到路監級官員、司法部門和同級官員的監督，形成了縱橫交錯的地方監察網絡，構建了較為完整的地方監察體系，對宋朝統治者加強地方控制，維護封建統治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法律思想指導下，控制地方是三百余年間宋代統治者始終十分重視的問題，地方監察官作為加強地方控制，維護地方吏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職能十分廣泛，在監察地方官吏的同時，還參預到地方財政、司法、治安及民政等各個方面的治理，既是治吏之官，也是治民之官。

因此，宋代監察官可以在參與到地方行政事務的過程中，隨時監察地方官吏，例如宋代地方監察官既可以參預地方財政管理，又監察地方財政，按劾地方官吏在財政管理中的違法行為；宋代地方監察官既可以參加地方刑獄案件的處理，同時監察地方刑獄等等。

宋代這種監察官在參預地方行政事務的同時隨事監察的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分割地方行政官吏的權力，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掌控，維護宋代封建王朝地統治；另一方面導致宋代地方監察官權力過大，監察權與行政權合一，為宋代地方吏治帶來風險，宋徽宗時期就出現了大量路級監察官利用職權貪贓枉法的現象，對北宋后期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造成巨大影響。

雖然宋代地方監察官職能廣泛，既有監察之職，又掌管行政之權，但地方監察官的監察權卻相對分散。宋代統治者吸取唐代滅亡的經驗，從建立初期就十分注重加強中央集權和對地方官吏的限制，地方監察官也不例外。

宋代統治者采取了通過分權而集權的政策，將宋代地方監察官的權力進行分散，如路級監察官包括提點刑獄司、轉運司以及提舉常平司和走馬承受等，各監察官之間相互監察，相互牽制，共同構建了多元化的地方監察體系。

在這種多元化的地方監察體系中地方監察官相互監察、相互制約，防止了地方監察官專權的可能，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維護宋代統治。與此同時，地方監察官監察權的分散也帶來了一些弊端，監察權的分散會造成地方監察機構重疊、監察權分散、職責不明、監察權重復，從而降低地方監察官監察權行使的效率，產生監察不到位、監察有死角的問題。

結語

雖然宋代地方監察制度存在種種弊病，如監察權與行政權不分離、皇帝縱容不法官吏等，但這主要受限于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和封建專制制度，封建監察法存在局限性，即整個宋代的監察體系最大的失監是皇帝超出任何監察法之外，而他同時又是制定所有監察法的原動力，在皇權的左右下，即使對某個官吏的罰懲，也常常會因為皇帝的意思而發生變化。

參考文獻：

[1]沈約,《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