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不要也罷?
金新
2024年龍年教師節快到了。這是個在教言商的年代,一如《史記·貨殖列傳》所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記憶中,某年教師節某名牌高中某退休返聘語文特級教師在校長辦公室前大聲質疑:”我為啥不能戴大紅花?“記憶中,老夫當時心中充滿了厭惡。,
那么,老夫心中的教師節是怎樣的尊師情景呢?
其一,避免教育秀。
記得某年教師節前夕有消息云:“浙江省某市某區所有特級教師相聚在清凈的孔廟祭拜孔子,以這一特殊的方式慶祝即將到來的教師節。在這之前,所有的特級教師都簽下了絕不助長有償家教風氣的承諾書。”
34名特級教師,身穿漢服,到孔廟祭祀孔子,其用心良苦,日月可鑒。只是我這不爭氣的腦瓜子一出現身著交領、右衽、束腰,繩帶系結,也兼用帶鉤之漢服的現代教師形象,總抹不去滑稽者流之戲劇性印象。
更要命的是,當年那個省會城市的家教市場,最活躍的就是某些特級教師——盡管徒有虛名享受著體制下納稅人的高薪,卻還要靠這勞什子榮譽稱號到處“造應試之‘謠’,撞素質之‘騙’”,偷偷摸摸“抲黃魚”,動輒“出場費”數千元,用以還房貸買私家車,特別是有些把持升學命題的特級教師,家教對學生“炫示”的第一句話,必曰:“我是出考卷的!”煞有“‘學術’搭臺,經濟唱戲”之意味,盡管不免給人“買狗皮膏藥“之錯覺。
其二,遠離金錢欲。
記得浙江省某市某區為慶祝某年教師節,正式頒布了18個關乎教師發展的文件, 其中規定2015年12月31日止,小學、幼兒園教師取得研究生學歷(學位)的,區教育局一次性獎勵8000元。
唐杜牧《阿房宮賦》有語:“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勾心斗角。”這段文字是描寫建筑布局的。其中勾心斗角是指房檐交錯,或相互插入內部,或相對成逗吻之式。孔廟九進院落,殿堂466間,現存3殿1閣3祀2堂15亭54個門坊,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其中有兩檐角相互穿插,據說這就是“勾心斗角”一詞的由來。筆者無心考證“勾心斗角”一語的淵源,只想知道“‘心’為屋心或宮室中心,‘斗’系結合,‘角’乃檐角;指宮殿建筑結構參差錯落”就足夠了。
古人善用比喻,將平凡抑或平庸者喻為“燕雀”,將國家喻作“大廈”。如元末明初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百三十回《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斗陣破鄧艾》有道:“珝自蜀中歸,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珝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每讀這段文字,不免傷感于時勢與英雄、英雄與時勢之輪回之際,臣服于“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這一比喻的絕妙與貼切。
“大廈”每每是“勾心斗角”的,唯因多層次多側面紛繁復雜,才謂其“大廈”;國家亦然。而國家的復雜,就決定了作為相適應的方方面面的人才也應是有梯度的。技校生、中專生、大專生、本科生、研究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相對于不同的領域來說,都是人才。熱衷小教甚至學齡前之幼教高學歷,說明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基礎,正在遠離實用主義,喪失針對性。
早些時候,江蘇某市教育局人事處某副處長針對碩士生不太愿意到小學任教時認為:這是個就業觀念上的誤區,其實小學教育更加復雜,需要的知識更多,在國外,有的博士生還去小學任教。她還認為:本市的教師結構目前還不是最好的,外地小學教師中的碩士都比我們中學的碩士多,因此希望更多高層次的人才加盟到教師隊伍中來。這真是青天白日說夢話。連“國家需求的豐富性,是人才層次性結構的根本依據”都不清楚,更不要說明白“人的能力素質差異性,是人才結構層次性的基礎依據”,“人的興趣愛好多樣性,是人才層次性結構的關鍵依據”了。此等副處級官員“燕雀”處堂,安知巍巍乎教育“大廈”將焚 哉!
國家的發展對人才水平要求的提高,絕不是對人才層次的抹煞,而是各各“‘水’漲‘船’高”!當一個國家在用人問題上有意間“殺‘雞’用‘牛’刀”時,也一定是在無意中“殺‘人’以教育”。當前人才市場與勞務市場的無序,各等人群謀生的艱辛,便是教育屠戮的明證。“‘殺人以梃與刃’與教育”,“無以異也”。
瀏覽國際新聞曾見到的一件頗似“人咬狗”的新鮮事:據共同社日本大阪消息,負責垃圾回收處理的大阪市環境局的3700名職員中,大約有200人隱瞞自己的大學或大專學歷,謊稱“高中畢業”而被錄用,他們將面臨著被辭退的危險。日本在用人上所崇尚的“經濟學”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浙江省某市某區為慶祝教師節出臺的這一措施是好心辦了壞事:往“輕”處講,浪費了納稅人的錢;朝“重”處論,破壞了國家教育與人才的“金字塔”結構。
其三,回歸淡如水。
有人說,1985年1月21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九次會議作出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我國的教師節,于是老師便有了自己的節日。
其實,早在1932年,民國政府就規定6月6日為教師節(后又將教師節改為8月27日的孔子生日)。其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有教師節,無論發達與否,無論民主法制與否。
美國——每年9月28日定為教師節,這是中美建交前的1971年由美國兩院法定通過的;朝鮮——為紀念金日成主席1977年9月5日發表《社會主義教育提綱》,將這天定為教師節。
這說明尊師業已超越國界、超越意識形態,成為一種共識,換言之——常識,換言之——并非“專利”。當然,其區別還是十分明顯的:或出于規則之內,或出于規則之外。
有人說教師節是個群英會萃的日子。可惜的是群英們“當仁不讓”之余沒有捫心而問,怎樣的人才能心安理得地過教師節,獲得“蕓蕓眾生”的尊敬或曰愛戴?當你成為教育出中考與高考的高分狀元的名教師,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名聲是否是建立在學生追逐分數的痛苦之上,是以犧牲學生的廣泛興趣與科學發展為代價?當你成為領導重點中學突飛猛進的名校長,你有沒有想過,你的名聲是否是建立在教師身心疲憊的亞健康之上,是以學生分數評價學校工作和教師水平的懶惰、貪婪的教育管理者?
教師節意在尊師,但尊師未必要有教師節。有一個“程門立雪”的故事,每逢教師節都令我感懷涕零。《宋史·楊時傳》有語:“至是,楊時見程頤于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進士出身的楊時并不是時下教育產業化背景下獲得的學位,應該是有真才實學的。可他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和朋友游酢一塊兒到程家去拜見程頤,適逢程老先生閉目養神,兩人恭恭敬敬侍立一旁,直至門外的雪積一尺多了程頤才慢慢睜開眼睛。這種尊師絕非裝模做樣,那時亦無教師節之說,前提是,程頤是個大師。尊師當是一種高山仰止。
作為一個行業性節日,教師節是制度的產物。制度是一種抽象、一種原則,是現象的高度概括,或曰結晶。倘若現象不足以成為本質的“近親”——抽象或原則賴以“生存”的基礎,制度的產物極有可能成為一種本質的“異化”。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人員在最近一項涉及數字的記憶測試中,將黑猩猩分成三組,與大學生比賽記憶力。研究結果顯示,黑猩猩的記憶力比大學生優勝。”《當代生物學》雜志記下了這有益于中國教育,尤其是中國基礎教育反思的研究成果。突然想起了溫儒敏先生。“第三屆全國中小學生創新作文大賽‘思源杯’全國總決賽在中山大學開鑼,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新課改專家組召集人溫儒敏就時下熱點的問題激情演講。他說,本著減負理念進行的課改,推進非常困難,比改革前還糟糕,加劇了競爭和學生的負擔。”一個有良知的教師,說了一句令鶯歌燕舞于新課改者尷尬的大白話。
節味越淡,說明教師節越不可少。你能不吃可樂,你能不吃白開水嗎?
從1985年9月10日到2024年9月10日,世界教育史多了40個年頭,中國教育史多了40個教師節,祝賀之際,真心希望更多的應該是教育的自我檢點,否則,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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