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如夏花

《蛙》乃是莫言歷經十余年的精心醞釀，耗費四載光陰，三度易稿，潛心鑄就的一部長篇力作，它直抵國人靈魂深處最痛之所。該書初版于 2009 年，后榮獲 2011 年第八屆 “茅盾文學獎”。

小說由劇作家蝌蚪致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五封書信、四部長篇敘事及一部話劇構成，在藝術層面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空間維度。

整部作品以從事婦產科工作長達五十余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歷程為線索，憑借生動感人的細節與深刻的自我反省，展現出新中國六十年波瀾壯闊的 “生育史”，揭露了當下中國在生育問題上的混亂局面，同時也深入剖析了以敘述人蝌蚪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卑微、尷尬、糾結且矛盾的精神世界。

本書獻給經歷過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萬千讀者。正是這最后一句話，深深地打動了我。

曾幾何時，我每日皆有一個習慣，即在臨睡前閱讀片刻，方能安然入睡至天明。近段時間，我沉浸于莫言的小說《蛙》中，它帶給我的閱讀感受，仿若親身經歷一般。那些人物鮮活如昨，在腦海中不斷浮現。悲傷的故事猶如一塊沉重的巨石壓在心頭，久久難以散去。連續多日，我輾轉反側、夜不能寐，憶起生活中的那些人物因計劃生育而帶來的人生轉變。

聽母親提及，在生下我和妹妹后，計生部門要求她上環。三年過后，村里有人提議為母親取環，唯有如此，旁人才會相信“過幾年能夠生養”的宣傳，進而積極配合當時上環的工作。

一年后，母親誕下弟弟，父親欣喜至極。滿月那日，包子分發完畢后，父親竟將母親平日為我們積攢、裝在洋鐵桶里的鍋巴也取出，分給眾人品嘗，以此分享得子的喜悅。

在我上學之時，教我三年級語文的老師，因偷生二胎而失去了教師的工作。后來，他在家中開了一個代銷店以維持生計。

我的一位同齡女友，家在安徽，與我同年結婚。她因生了一個女孩后外出躲養，接著又接二連三生下兩個女孩。一心想要男孩的她一直在外四處躲避，猶如打游擊一般。家中的樓房被計生辦拆毀，卻也未能動搖她的決心。她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喜得麟兒，這才凱旋而歸。

為何這本小說名為《蛙》而非《娃》呢？實則有著深刻的隱喻。

文中借小獅子之口解釋了原因：“為何‘蛙’與‘娃’同音？為何嬰兒剛出母腹時的哭聲與蛙的叫聲極為相似？為何我們東北鄉的泥娃娃塑像中，有許多懷抱著一只蛙？為何人類的始祖叫女媧？‘媧’與‘蛙’同音，這表明人類始祖是一只大母蛙，也意味著人類是由蛙進化而來，那種人由猿進化而來的說法全然錯誤……”

無獨有偶，在《圣經》里，人類的始祖被稱為亞當和夏娃，夏娃的 “娃” 與 “蛙” 亦是同音。

《蛙》里面的所有人名，皆以人體器官命名，例如，萬心（姑姑）、萬足（作者蝌蚪）、陳鼻、陳耳、陳眉、王肝、王膽、李手、袁腮等。只因做母親的常言，孩子是自己身上掉下來的肉。而那些被迫失去的孩子呢？對于母親而言，就好似鼻子眼睛被割去一般。

作品中的姑姑是共產黨員，她為計劃生育事業辛勤工作了五十多年，一生未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接生了近萬名小孩，同時也扼殺了許多未成形的嬰兒。

步入老年，她開始失眠，懼怕聽到青蛙的叫聲，備受煎熬。于是，她讓老伴依照她的口述，捏出那些冤死的孩子，擺滿一屋子，每日供奉，開始贖罪。到了晚年，她越發糊涂，真假難辨。五十多歲的小獅子并未懷孕，卻找人代孕，而她竟還為其辯護，聲稱是自己所生。

由于流產，小說中的作者蝌蚪的前妻王仁美死在了手術臺上；村婦耿秀蓮為躲避流產，跳入河中淹死；村婦王膽因躲避計生干部的追擊，早產而亡。

莫言的書極為復雜深奧，正如他自己所言，把好人當作壞人寫，把壞人當作好人寫，要把所有的人都當作人來寫。

他在代序言中說道：“唯有正視人類之惡，認識到自我之丑，描寫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大悲憫。”

在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作者表示：“倘若人人都能夠清醒地反省歷史、反省自我，人類便能避免諸多愚蠢行為。”

人類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生產相適應，即人口的增長必須與國民經濟的增長相適應。若人口增長超越了人類衣、食、住行所需生活資料的生產，便會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劇人多地少和就業難等矛盾，影響教育事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因此，實行計劃生育不但有利于母親和子女的健康，有利于工作學習和家庭經濟生活，有利于下一代的培養與教育，而且還關系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關系到國計民生、國家興旺、民族繁榮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當個人利益與大家利益發生沖突時，只能犧牲小家庭的利益，以成全大家庭的健康成長，兩權相害取其輕。

文學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而生活總是遠遠跑在文學的前面。這部小說中的姑姑原型便是作者自己的姑姑，一位知名的婦產科大夫。

閱讀莫言的《蛙》，感受充滿沉重與疼痛。這常常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文學是人學，文學的最高形式是悲劇。所謂悲劇，便是將人間最悲慘的東西剖析開來呈現給人看，以達到一種精神上的共鳴，為心靈療傷。

莫言在封面提及：“作家還是要勇于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 如劉再復所言：“小說的讀者，在作品的人物身上發現了自己，聯想到自己真實的生活，真正的靈魂，從而和作品的人物同悲歡，共命運。” 在這一點上，莫言成功了，也完成了 “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的藝術定義。

諾獎終身評委之一馬悅然對莫言的評價是：“莫言非常會講故事，而且敢于說真話。我讀過很多當代小說作家的作品，沒有一個比得上莫言。” 莫言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幾乎都有原型，所以我們在閱讀時能夠感同身受。因為真實，所以深刻。

莫言通過小說的方式，還原歷史，反映過去和當下的生活，人們的喜怒哀樂、善美與丑惡。面對生活中人性的陰暗面，作者有著極深的憂患意識。他在文字中反省歷史與當下，用心靈的吶喊，喚醒人們的良知，以免重蹈命運的覆轍。

他的小說如同一面鏡子，引導人們走向正確的人生之路，去追尋屬于自己的圓滿與幸福。但在尋夢的路上，我們必將經歷苦難與磨礪，唯有如此，才能懂得珍惜，與幸福緊緊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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