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道駿言”博士。

“@老徐說道”。

”。

（備注：圖片來自于“百度百科”之“樂史”資料分享。感謝。）

題記：

本文寫作其實有段時光了。原樂博士在江西撫州樂史方面素有所“成”：其人不少資料以“饗”社會群眾，本人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此前樂博士去參加了紀念樂史的活動，而本人也從樂博士那邊得以對歷史上這位地理學家也是小說家的人生，而感到興奮莫名。故在此作當中，感謝樂博士的幫助。

故：此作當中也有樂博士之行而給我的幫助。多謝。

（備注：樂偉歡先生是工商管理博士。）

方曉莉

2024年9月21日

古時戰爭時期，能夠長壽安寧者官員，概不多見。但能自保且長壽者，為眾人議論紛紛，或褒揚，或爭議，即便莫衷一是言論，也可參見在官場當中能夠全身而退者，令人敬畏。

五代十國期間，王朝更替頻繁，人事頻發，于眾人當中為官者，莫不兢兢業業，但也多半于人事顛沛中，慨嘆非常。其中有一人名為馮道者，歷經四朝為官，十位君王，被稱“十朝元老”[1]，現世也有說法稱其人為“職業宰相”[2]。

無獨有偶，在五代十國期間，也有一位狀元，雖然做官沒有馮道[1]厲害，但其人以豐富的著述，名垂青史，令人景仰！此人便是生于后唐時期與學習，繼而歷經南唐[3]、北宋[4]宋太祖[5]、宋太宗[6]以及宋真宗[7]兩朝四位“君王”期間為官的樂史，其人與“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而七十三歲離世的馮道相比，其人以七十八歲辭世[8]，在古人當中，尤其是政變頻繁的古代封建帝王變更期，同樣都是比較高壽者，同時相對的，此人命運也是比較順遂的。

那么，與馮道相比，樂史在為官為人之道上，有何區別呢？

一、馮道“事道”的一以“貫”之

我們可以看一下馮道的“事道”：

馮道之詩《偶作》當中，可以看出其人不喜“矯飾”，但明真心，故而題目言簡意賅，不多費筆墨，而心意自在詩中可見：

“偶作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9]

可以看出，馮道是一名懂得因果關系，同時以道德立身之人，而其人之道德立身不從表面“假觀”，而從真心出發，因而其人可以吟誦“但教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之句，因“道德從無去世”，而其人也明白各類因緣，知道因果定律，故而其人所言“前程往往有期因”，也是其人“立身明道”之言。

馮道的處世藝術并非“一蹴而就”。

在杜雨的《馮道：成功的職業宰相》[2]一文當中，邏輯清晰可見！……

馮道曾在幽州節度使劉守光[10]的身上吃過虧。

當初馮道剛入官場，以耿直態度，而陳述“利害”結果惹惱上司劉守光，差點因此喪命。而在劉守光滅亡后，其人再度在晉王李存勖[11]手下當差。

原先馮道在劉守光底下是做幕僚，但劉守光此人暴戾，因此，他的“直諫”差點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這次得到權臣張承業[12]推薦給李存勖成為其人負責文案的“掌書記”后，他已明白要言利害，很多事情，不必性命相拼……

馮道明白語言之“要害”在于關鍵從對方立場出發，更要明白一己之規勸，其人秉性如何，當有力斷，否則自取其辱。

而在當中，馮道意識到自己必須堅守品格為上。

故而，在一次晉軍與梁軍對峙期間，大將郭崇韜[13]向李存勖“諫言”說將官“伙食太奢侈，應當降低標準”之言，惹怒李存勖，要將其問罪。但馮道遲遲不予“擬”文書。

李存勖嚴厲質問當中，馮道敘說此不可意氣用事而導致“君臣”失和，同時直接說明可拒絕對方請求，他提供了一種方式去處理此事。

——————馮道以善為本，既憐恤郭崇韜曾經與自己“類似”處境，但也并未在被劉守光弄到“大牢”后喪失自我人格，反而在被力薦到李存勖手底下，仍從大局出發，但在語言藝術上更體恤人而能夠明了李存勖的心聲，將整個事情予以妥善解決。

他在官場上的做法，除了堅守此前道德外，做法上顯得更為圓滿。

而后，郭崇韜回朝后，十分感謝其人解圍，而眾人也認為他十分有膽量。

——————膽量的背后，是馮道自我人格的堅守、道德追求以及其人在語言藝術上的妥善解決方式當中的圓融與高明。

其人以非一般膽識游走于官場當中，來自于其內心的道德堅守：如果沒有道德堅守，內在自我品格的升華，一切也無從談起。

所以馮道的做官之道，在于內心道德堅守加上外在的手段高明，從而促使這兩者達到完全的統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自我的保全，又達到了為民生和百姓造福一方的福祉。

而在對方心中，其所關注的是致力于將每個事情做好，而非牽扯于不當的人際關系當中而博取“名利”，自然在有道之中，全其一身。

因此，馮道走的是“事道”。

在事道當中，得到做事的完美，而不顧人言，得其兼備。

以“事道”一以“貫”之，而全天地之能，通曉諸事，達觀為人，因此在馮道的一生當中，其人為百姓力所能及做了不少事情。

此人自然也具有一定福德，因此得以高壽而在亂世當中保全自身。

二、樂史透析“事理”當中踐行“道”的主義

不得不提的是，樂史的“事道”與馮道的“事道”在完美狀態上的追求有所不同。

盡管他們都是善的，但馮道將“事道”與“人道”進行了完美融合之后，成為其人在官場上無往不利之“利器”，即便一開始顯得青澀，但在逐漸成長中圓滿道德并且手段上不斷成熟與高明，因此其人道與事道達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統一”，而全其“天道”之感。

因此，馮道的境界是可以達到“天、地、人”三者在“事道”上的統一，從而不斷進步，自然促成了馮道在官場上的進退有度，令人稱道。

而樂史相對而言，其“事”更多體現在客觀事物上，以其人對客觀事物的態度，而逐漸視線其人對“天道”、“人道”和“地道”的理解，并且予以闡述。

因此，樂史的“事道”在為官為人之道上，有其顯著的“特點”。

（一）樂史官聲不顯，盡管其人在任期間，為百姓做好事，也得到君王褒獎。但其人在整個歷史上，并不算是官聲顯赫之人。且在任期間，其人官職不高。

這也符合了他在道德和官聲上的要求：其人致力于品行的高潔，而不在于成為多大的官員。

誠如對方在《廣卓異記》和《太平寰宇記》中，屢次提到“荀氏八龍”[14]，此“荀氏八龍”指的是魏晉時期荀淑的八個兒子，他們分別是：“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旉。”，相傳這荀淑是戰國時期大思想家荀子的第十一世孫，出身淵源高貴，有其道德光輝所在，同時素有才學，品德高潔，其人培養的孩子被稱為“荀氏八龍”，一時為人稱道，荀氏是當時中原當中“望族”[15]。

而荀氏八龍也有勇有謀，其志向并不在于簡單的做官，關鍵時刻，也是可以毅然棄官，而進行著述。

由此可知，樂史之推崇，即便其人著作當中所有科舉之卷，如《貢舉故事》《登科記》《江南登科記》《宋朝登科記》《唐登科文選》《廣卓異記》《續卓異記》等著作[16]，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現出其人致力于功名而達到天下教化的目的，以科舉而能夠實現光宗耀祖、蔭庇天下的“想望”[15]。

但是這一切，在他看來，其實仍然是有區別的，也就是他要是不是虛假的功名利祿，而是真正實現對百姓的教化以及民生的幫助，他才會覺得有意義。

所以他一再提及“荀氏八龍”，一定程度上也表現出他內心的想法，雖可求功名，但目的一定是為天下百姓，造福蒼生而有。

且此人一定會保持內心的志向以及保留德行上的純潔，而全其追求。

“南唐保大十年”也就是公元前“952年”，23歲的樂史成為南唐狀元[17]，也是撫州上開山狀元。

為此，人們還將當時其人所在的“崇仁縣城北耆鄧家塘”故宅門前水池，稱之為“化龍池”[18]，以美好的寓意來寄托他們對這位狀元的祝福。

但樂史成為齊王景達在“撫州時的秘書郞”后，因南唐腐朽使他喪失信心，回鄉辦學。直到北宋建立，宋太祖趙匡胤登基，樂史被北宋朝堂召到為平原主簿。之后在北宋朝廷開科舉的“太平興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980年的“閏三月”，樂史成為甲科進士[18]。

這也難怪樂史對這件事津津樂道！

其人在《樂史十三修宗譜》中以《兩度登第志喜》以“詩”而錄[19]：

“一枝丹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瓊言要上第，又將彩筆冠群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看御榜，大能榮耀苦人心。”。

以其欣達之文筆，表達內心之喜悅。

而其人培養出的四個兒子，也分別中進士。其人也將這份喜悅，一再予以延續。

《三子登第志喜》詩：“老夫兩度穿楊葉，四子三人折桂枝。惟有黃庭年尚幼，嫦娥已約后來期。”

《幼子登第謝恩迎春苑》：“御題高掛偶聯翩，廷對無能盍即焉。豈意楊春沾草木，便教凡骨作神仙。一枝丹桂光三族，五夜金門覲九天。惟有黃庭年尚幼，何期金口更傳宣。”[19]

其人四子：樂黃裳、樂黃中、樂黃目、樂黃庭分別中進士后，其孫樂寶國（黃中之子）、樂理國（黃目之子）以及曾孫樂滋和十一世孫、十二世孫樂誼分別中進士[20]。

這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對“荀氏八龍”的向往，而向荀卿[21]看齊。

公元前“976年”，樂史母親不幸逝世，其人利用“掛冠”回家穿三年孝服守孝機會，在宜黃霍源創辦的“五峰精舍”（即：“宋樂子政公別墅”）成為縣內25歲書院當中的著名書院，條件貧苦者皆可入學，今撫州東鄉區退休中學教師樂樹興指出這是“開宋代宜黃興學之始風”，并提及“宋代不到三百年，宜黃先后考取103名進士，403名舉人。”之言，贊嘆溢于言表[20]。

由此可見，雖然樂史在世時官位不高。

除了南唐時期成為齊王景達在撫州時的秘書郞外，其人在第二次中進士后，分別擔任官職有：“著作佐郎、陵州知州、著作郎、太常博士、舒州知州、水部員外郎、黃州知州、職務員外郎、商州知州”[8]等。

其人在北宋時期有四次獻書經歷，分別被召為“三館編修”；“著作郎、直史館”，繼而是“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紹密閣謄寫進呈”；“遷職方員外郎”……因其年老多病，又“掌西京磨勘司，賜金紫”（久居洛陽，深宅大院，怡然自得。），其人逝世后，又憑子貴，得贈兵部侍郎，敕葬于崇仁青云鄉六都鳳凰臺，羅伽祿在《樂史及其家世述略》當中，指出“旁立官山庵養僧人看墓”[8]。

《宋史》也有相應記“述”[18]：“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蕤同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黃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秘閣寫本進內。”

由此可見，樂史雖然官職不高，但勤于著述，四次獻書，得到皇帝嘉獎之外，其人善于培養人才，不但其人四子中舉，孫子和曾孫以及后世孫也中舉，也在宜黃辦學，福澤后代，令當地出了103名進士，403舉人，其人有功[20]。

（二）樂史的“著述”因緣

在樂史的著作當中，可以看出，大致可分“四類”：

1. 忠君愛國系列

（1）科舉顯達而報國

其人有科舉及第相關著作，體現出其人忠君愛國思想，以及希望通過科舉中第來報效國家的心愿，如：《貢舉故事》《登科記》《江南登科記》《宋朝登科記》《唐登科文選》《廣卓異記》《續卓異記》等著作[16]；

（2）孝悌精神的演繹

作品有：《孝悌錄》《廣孝新書》《廣孝傳》等[16]。

五代時期的趙匡胤在“陳橋兵變”[22]后，開辟新朝代，是為宋朝，其人為開國君主宋太祖。但在宋太祖登基后，公元前“976年”宋太宗成為第二位君主，此前對于宋太祖趙匡胤之死有著“金匱之盟”以及“燭影斧聲”猜想[6]。

而生卒年為“930-1007年”的樂史在北宋時期，“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參加科舉，“從此，仕途之路愈走愈寬闊。”[16]……事實上，在其人仕途當中，對對方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宋太宗。

包括其人經典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記》[23]中的“太平二字”也是宋太宗時期的年號：“太平興國”之略，在宋太宗時期，事實上當時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大類書，前兩者都有“太平”兩字。到了宋真宗時期，其人敕令的《冊府元龜》與前三者合在一起，并稱“宋四大書”[24]。

當然，除了年號之外，內心寄托的“太平”之念應該也是“太平寰宇記”命名當中的一種寄托或者祝福，也有其深意。

……所以在樂史的主要仕途當中，的確存在上位疑云的“宋太宗趙光義”（后改名為“趙炅”：其人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弟弟。而按照“金匱之盟”和“燭影斧聲”這兩個成語而引發他人聯想當中，則容易令人質疑其人得“位”不正而引發其他事情。）其人之說，眾說紛紜之外，而憑借科舉取試者，在這當中的關聯，樂史圍繞著“孝悌”兩字而進行敘說，則有助于人們認識長幼有序，同時避免詬病之嫌。

因此樂史之為，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獨道之處。

2. 人物傳記

如：《唐騰王外傳》《李白外傳》《楊太真外傳》《綠珠傳》《宋齊丘文傳》等[16]。

有關李白內容，其人還有《李瀚林集》，可以歸類為文集，但事實上，也可以作為人物傳記之后的“補充”[16]。

樂史往往通過人物傳記，或者傳說故事，予以描述。當中不乏有仙道之類講述，比如在《楊太真外傳》[25]中多次提及仙道之語，“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圣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為元始孔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樂史以其獨到的藝術語言，以仙道之情，悲天憫人之感，將不可言說之事，寄托了其人對生命當中彷徨無助之狀態的描述以及期望，從而令人從另外一個層面去透視封建統治者在整個社會當中的生存狀態，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只能以敬畏語言而對其人令人失望之事予以“攻訐”之論而論，以神仙道教之說，避開攻訐與詬病之說，便減少了人世當中的消磨。

而在魯迅編校的《楊太真外傳》當中，有這樣一段：“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地而已。”[26]，這一段在諸多版本當中不可見，是為魯迅親自編校而將其全之。

可以看出，樂史在《楊太真外傳》可以重視到人的作用而無論對方是為君或臣，而避免人世之詬病而更多禍亂，但同樣的，其人通過這樣一種“記述”引發人物感想同時避免口禍之外，在這最后一段實指作為統治者應當以家國為念，為人君，為人父，要守好家國方可享受其福庇，所以在指出這些錯誤當中，也指出哪些人有問題，作為參考，算是一個勇敢的“嘗試”了。

3. 神仙道教之說

其人作品有：《總仙秘錄》《總仙記》《諸仙傳》《神仙宮殿窟宅記》《廣卓異記》《洞仙集》等[16]。

其人通過神仙道教之說，體現出其人悲憫情懷，在悲憫情懷當中達到勸誡需要，令人向善。

而這部分著作，在宋代宗時期，也是符合獻書之用。

宋太宗趙炅重視宗教，除了要求宰相閱讀佛經之外，其人崇尚黃老學說，搜集道書約7000余卷，且他本人也崇尚黃老思想，在位期間，修建大量道觀[6]。

4. 地理與人事之說

如：《掌上華夷圖》《坐知天下記》《商顏雜錄》《太平寰宇記》《杏園集》[16]（此為歷屆“進士”唱酬之作，可以放在科舉系列當中，但更多意義上，也在于“通曉”人世上說明。增廣見聞之用。）《拓枝譜》（張保見：“拓枝舞以及曲目介紹，并附帶考其源流。”）[16]等。

在以上著作當中，廣為人言的是《太平寰宇記》，字數達到130余萬字[23]。

值得一提的是，樂史在寫法上是非常高明的，其人不是拘泥于以前的某些地理方面寫法，注重于山川景色等，而是從當地出發，并且提及當地人文特色，地理地貌，以及經濟特產等等……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以人為本”。

當他對客觀事物，進行的觀察是以人為本的事情，其人所長，便在于推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物質文明以及道德、精神發展等等，其人所著的《太平寰宇記》在清人程晉芳認為是 “唐以來輿地專書,當以 《元和郡縣圖志》及 《太平寰宇記》為第一。”[27]，而在我看來，它不僅僅是地理雜志記錄，同時它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人文百科全書，盡管在歷史和地理上，當時、當地或者有一些紕漏等，但在今天看來。能夠作這樣詳盡的工作，本身是了不起的……而在今天要再對今時的狀況作出補充，則又是一大進步了！

（備注：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的胡迎建在《從<太平寰宇記>中的江西部分看樂史撰著的成就與不足》[28]中所指出的“補史書之不足，糾方志之誤”不僅僅意味著當時樂史所作的貢獻，同樣在今天今天對我們有幫助和啟發。

在其人看來，于《太平寰宇記》版本一“事”當中，除了中華書局影印本出版外，目前尚未有其他“考訂”和“校注”方面的整理本而更加符合事實，其社會需要相應勘探與實證而進行完整明確的整理才是，此人認為這一千年來，我們應當在這件事上，下以功夫。

甚然。）

因此，綜上所述，樂史從“事理”方面進行探索，而在著作當中，各自以其因緣，而盡人事之道。

故而著作頗豐，筆力偉健。

樂史的“事道”相較于馮道的“事道”雖然未見以老辣，但以一片赤子之心，忠君愛國同時，其人以豐富的著作教化社會[18]，以各類因緣契行之，其人從23歲中狀元以來，至其人七十八歲辭世，期間著作達到27種，“1018卷”，平均每年寫書“21.07卷”，此人勤于著述，以心中之理而“剖析”世界，進行道德教化！

其人從社會當中的人文，地理，文學，音樂，宗教，科舉，民生，經濟等各個方面予以關注和撰文，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時，也更加關注每個領域的發展，同時以其獨特的道德教化之作用，而產生相應的影響。

因此，樂史雖在官名之顯而“博位”，卻以文名之盛，而福澤后代。

蔭佑子孫，造福鄉里。

也因此而得到君王的獎賞。

實現個人之抱負。

而我們也可以從其人曾在四川做官期間，特意移植到宜黃的慈竹而給其作詩，窺見其人風貌之一，同時也得知其家族，被稱為“慈竹世家”之淵源[17]。

《慈竹》[29]

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為名。 一叢闊婁處，森森數十莖。長莖復短莖，枝葉不崢嶸。 去年筍已長，今年筍又生。 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 孝子侍父立，順孫隨祖行。 慈愛必孝順，根枝信天成。 吾聞唐之人，孝行常忻忻。 鄆州張公藝，九世同一門。 大帝聞其名，衡茅降至尊。馮宿卬歲時， 隨父廬祖墳。父子相隨孝， 靈芝特地春。北海呂元簡， 四世為家主。以至牛馬羊， 異母皆相乳。虞鄉董恭直， 鞠養諸孤遺。鴝鵒與鴉鵲， 同巢而共枝。孝行動天地， 鳥獸皆隨時。又聞猓然獸， 死不相棄離。暾（左蟲右禺）與鮫魚， 子母長相隨。獸面而人心，此獸信有之。獸心而人面，其人誠可悲。 李鈞為侍御，棄母在溫州， 母因殍餓死，甘旨何悠悠。光祿李玕者，亦是斯人流。 有母不侍養，異居經千秋。 唐家法網寬，貸死流遐陬。 崔湜為侍郎，天子賜瓜香。 攜歸與愛妾，老母不得嘗。 一旦惡貫盈，殺之於路傍。 越公鐘紹京，至孝何殊常。 少時得果瓜，先解進高堂。 長大遇玄宗，榮華不可當。 孝者名常新，逆者污人倫。人既不如竹，乃是一埃塵。 夫為人子者，莫若事尊親。 夫為人父者，莫若教兒孫。 積善與行孝，可以立其身。 我愿移此竹，栽於率土濱。 使彼行人見，皆為慈孝人。

……由此可見，無論是馮道在“事道”上一以“貫”之的老辣[1]，還是樂史從“事理”上而明晰人性的兢兢業業，善于演繹，他們都在彼此的人生當中，成全了各自的自由。

以“道”行之，方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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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記：

感謝分享。

方曉莉

2024年9月21日

”。

（備注：圖片是“樂史”塑像，來自于百度百科上的“樂史”詞條所見。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