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文彬：詐騙犯罪、經濟犯罪大要案律師、廣強所副主任暨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主任（承辦過不少中央電視臺報道、公安部、最高檢、最高院督辦或指定管轄的案件）

一、前言

肖律師根據自己的辦案經驗及全國視野，曾經寫過《刑事辯護的N種武器》一文，相信對一線辦案律師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這篇文章是在原來文章的基礎上，化繁為簡，另起思路，重點來談談目前刑事辯護“三劍客”、三種常見的辯護形態：程序辯護、實體辯護、庭外辯護。

二、程序辯護

在刑事辯護中，程序辯護的作用大多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緩兵之計、有意拖延時間

比如有些刑事案件，律師介入案件辯護時間比較晚，在案卷材料比較多或案件比較復雜、疑難的情況下，來不及閱卷和準備辯護。那么辯護人面臨這種情況，就得向辦案機關、辦案人員申請延期審理，給辯護人充分的準備時間，在陳說法律規定與利弊之下，大部分案件辦案人員都會允許。

如果不被允許，有辯護律師就向法庭提交十幾種書面申請：申請召開庭前會議、申請管轄權異議、申請非法證據排除、申請合并審理、申請辦案人員收集、調取20多種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材料，申請重新鑒定與補充鑒定、申請證人、鑒定人、被害人出庭......辦案人員一看到辯護人提交這么多的書面申請材料，頭都大了，一般都會“被迫”延期審理，給新的辯護律師以準備時間。

（二）先聲奪人、不戰而屈人之兵

針對部分案件，程序辯護的第二個作用是“戰略威懾”，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部分案件，辯護律師通過質疑出庭檢察官的資格、要法官翻譯當地的“粗話”、提出管轄權異議、提出要辦案人員去國外調取對當事人有利的證據材料等等，通過這種程序辯護，讓辦案人員、辦案機關自覺理虧、知難而退，從而取得對當事人有利的辯護效果。

（三）為實體辯護服務

這個很好理解，程序辯護的目的往往是為實體辯護服務的，通過法律賦予辯方的各種程序性權利，來達到在實體方面對當事人有利的處理結果。比如說去爭取無罪、輕罪、減少罪名、量刑從輕等處理結果。

三、實體辯護

首先，實體辯護是三種辯護中最為重要的辯護，也是刑事律師的基本功。無論是程序辯護、證據辯護（證據辯護是廣義上的程序辯護）、犯罪構成要件辯護，還是案件事實辯護也好，最終的目的往往是在實體上爭取對當事人（或被告人）有利的處理結果（無罪、輕罪、罪輕、量刑有利等）。

其次，實體辯護往往與證據辯護聯系在一起。在檢方指控的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證據辯護尤其重要。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是指：

一、每一個被指控與定罪量刑有關的行為是否都有證據證明；

二、每一個證據是否符合刑事證據的證據資格、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證明目的、證明力等方面的要件（如言辭證據內容是否符合經驗法則和邏輯規則）并經當庭質證查證屬實；

三、綜合上述證據，能否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尤其是案卷里存在對辯方有利的證據材料的時候，控方證據是很難達到這個證明標準的）。

如果控方證據達不到上述三個條件，辯護律師則可以提出控方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要求法院宣告無罪的辯護意見。

再次，在檢方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情況下，這時候打官司就不是打證據了，而是打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證據無爭議之下的法律適用問題了。在法律適用方面，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一罪與數罪，以及量刑情節方面（自首立功、主從犯等）成為了控辯雙方重點“爭奪”的對象。

最后，實體辯護是律師的看家本領、如同醫生的醫術一樣，最為依法辦案的公安司法人員所重視、也最為律師同行所看重。

四、庭外辯護

由于目前我國法治建設仍需完善，尤其有部分案件存在法外因素干預的情況下（比如“逐利性執法”、領導干預等“利害”關系型案件），在此過程中，我們不能保證所有辦案人員都能依法公正處理刑事案件，也不能保證刑事律師都能依法完整地行使辯護權。

刑事律師在經過上述實體辯護、程序辯護都無法維護案件公平正義的情況下，可以依法運用媒體監督、網絡監督、檢舉信訪等輔助手段促進司法公正。因為國情因素，在司法實踐當中，不少案例因為媒體報道、網絡曝光等因素介入才得以公正處理。比如最典型的莫過于聶樹斌案、馬樹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