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六年八月努爾哈赤病逝,但他并沒有指定繼承人。不是努爾哈赤忘記了,也不是他的遺命被有心人私藏或銷毀,而是他為后金留下了一個制度 – 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即“八王議政”。
天命七年三月,努爾哈赤諭分主八旗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 ……
爾等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尊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 ……
《清太祖實錄·卷四》
注:初代“八王”(也可理解為八旗旗主)分別為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四大貝勒),阿濟格、多爾袞、濟爾哈朗、多鐸(四小貝勒)。
努爾哈赤將他的政治遺產平分為八份,由他的兒子侄子們共同繼承,并在后金內部推行集體共議制。除了國政、軍務需八人協商議定之外,后金的“汗位”也不能由某家獨占,需經八王推選產生并可罷免(所謂的皇太極強搶多爾袞汗位之說純屬扯淡)。
這種較原始的部落平權制度并不是努爾哈赤首創,而是千年來歐亞大陸各游牧、游獵政權的主流政治框架。如鐵木真的成吉思汗頭銜就不是他自封的,而是蒙古諸部經“忽里臺大會”的推舉。
“八王議政”之初,由于四小貝勒年齡小、政治經驗不足,后金實際推行的是四大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按月輪流執掌政權的模式。但皇太極對這種不能一個聲音、乾坤獨斷的方式非常不滿意。
為了自己能盡可能的獨享大權,皇太極采取了三個措施。
首先,給自己的兄弟們羅織罪名,從物理層面上將他們排擠出權力圈。如1630年以十六大罪將阿敏下獄(次年瘐死獄中);1631年又借莽古爾泰酒后失態,革其貝勒名號并將他逼死;1635年又以蔑視大汗、不遵制令為由,將代善近乎廢為庶人。
第二,推行漢化并效仿明朝改革政體。
皇太極幾乎照搬明朝制度重新構建后金朝廷和內部管理體系。這樣即明確各部各級官員職權,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讓自己這一系獲取獨立施政的能力,排擠“八王”們對國政的干預。大幅度引入中原理念、儒學等,則是重構滿人的價值觀,培養集權忠君思維。
第三,將“八王議政”擴升為“議政王大臣會議”,進一步稀釋“八王”權力。
先是讓各旗的“固山額真”參與議政,后又令各旗另設議政大臣三員參與議政,而且各旗議政大臣不能由旗主指定也不能綁定人員。這樣皇太極不僅往八王議政里摻了大量“沙子”,還塞進去不少自己的鐵桿,如范文臣、洪承疇等漢臣。
不過皇太極至死也沒能體會到“中原同行們”口含天憲、乾坤獨斷是什么滋味。最明顯的例子是他不能指定繼承人,也不能將身負的權力直接傳承給自己的子嗣。皇太極死后,議政王大臣會議經過幾輪協商、妥協最終才選定年幼的福臨(順治)為繼承人。
注:“松錦大戰”期間多爾袞、豪格等將領因軍事指揮、部署問題與皇太極幾乎爆發內亂,其實也是皇太極未能集合后金內部權力的表現之一。
此后由于攝政王多爾袞的暴斃以及順治年幼,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勢達到巔峰并實際控制著大清朝。
順治病危時曾想自行指定繼承人(堂兄安親王愛新覺羅·岳樂),但遭到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反對。最終順治并不喜歡的玄燁(康熙),因最符合各方共同利益而成為繼承人。即將歸天的順治,至少是感受到了身為大清皇帝的憋屈。
順治在臨終前為玄燁另行指定了四個宗室之外的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除了考慮到兒子年幼無法理政,更多的是為了對抗“議政王大臣會議”進一步的膨脹。
這種制度雖然看上去落后,但對于滿清并不是什么壞事。它既可以激發內部良心競爭(如軍功),維持滿清的活力和戰斗力。又可平衡內部各方利益,防衛為爭奪至高權力而血腥內斗(如爆發西晉那般的“八王之亂”,滿清在努爾哈赤、皇太極死后都難以避免滅亡)。
但是皇帝不滿意,因為集權更具誘惑力。因此康熙親政之后效法皇太極,繼續收攏皇朝權力,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打擊議政王大臣會議。
其一,繼續往議政王大臣會議里摻沙子。康熙進一步擴大了議政王大臣會議規模,不僅讓六部滿蒙尚書參與議政,還將部分皇帝侍從官員(內大臣、侍衛等)和一些低級宗親納入議政人選。
其二,通過南書房逐步剝離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職權。
康熙十六年,皇帝親自選擇了一批親信文人入南書房辦事,組建自己直接控制的機要秘書班子。此后皇帝開始不經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直接經南書房對外起草上諭或傳遞旨意。一些政務也被皇帝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轉移至南書房處理。
帝王紹基垂統,長治久安,必建立元儲,懋隆國本,以綿宗社之祥,慰臣民之望。朕荷天眷,誕生嫡子,已及二齡。茲者欽承太皇太后、皇太后慈命,建儲大典,宜即舉行。今以嫡子允礽為皇太子。
其三,直接指定繼承人,取消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核心權力。
康熙先是宣布大清的皇位繼承人日后只能出自他這一脈的子嗣,并于康熙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直接諭令禮部冊立嫡次子為皇太子。這事兒在別的朝代很正常,但對大清則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為努爾哈赤當年明令“大位”需八王共議推選。
注:康熙為了將他這一脈與其它宗室區分開來,效仿明朝從他的兒子開始,取名時指定輩分字“胤弘永綿奕載溥”(只有他的直系后裔可以使用)。
康熙四十八年一月,皇帝又一次拿儲君之位搞事。在廢除胤礽太子之位后,康熙令議政王大臣會議組織(在京官員)選定新太子。雖然皇八子胤禩高票獲選,但康熙不僅出爾反爾一言否決,還將指責他說話不算數的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馬齊革職。
一次關乎皇朝安危的議立儲君,最終被折騰成一場鬧劇。姑且不論其內在因果,康熙肆無忌憚地施展皇權是顯而易見的,大清皇帝的進一步集權也是顯而易見的。
雍正登基后,因西北平叛的需求(為快速處理軍務)設立軍機處,不僅進一步收攏了皇朝權力,也直接剝奪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軍事權。至此“八王議政”以及其衍生物“議政王大臣會議”已形同虛設,直至乾隆直接取消這項制度。
完成集權的大清皇帝,對皇朝的各項政務不但可以乾坤獨斷,甚至不需要提前知會朝廷和官員們。
如雍正搞出的“秘密立儲”制度,這不僅僅是遏制因爭奪皇位而產生的內耗。還意味朝廷和官員沒資格對皇位繼承權發表意見,只能服從和執行。這也是清朝的皇位繼承有別歷朝的原因,皇帝已集權到可以為所欲為的程度。
但是實現皇朝上下一個聲音真的好么?把皇帝做到極致的乾隆,用他創建的“饑餓盛世”給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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