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全球化會有很多風險，但是不參與全球化會有更多風險。

筆者于10月30號參加了新浪財經、聯想集團與母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合辦的“中國企業高質量出海論壇”，龍永圖、白重恩、楊元慶等重要嘉賓都發表了精彩演講。

清華經管與聯想集團都是誕生于1984年，二者都是改革之初意識形態和體制松動的產物，二者的發展壯大都是源于積極參加了全球化，與國際主流接軌（聯想的事跡已經為大家所熟悉，清華經管在朱镕基、趙純鈞、錢穎一等院長的帶領下，借鑒西方一流商學院的課程體系、培養模式，成立以海外知名企業家為主的顧問委員會），它們在共同的四十歲生日之際聯袂舉辦這個活動，探討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前景，非常有紀念意義。

對于企業出海這個話題，結合筆者前段時間參與的一些調研，最近有不少感悟，大致羅列如下：

1.中國企業出海輸出內容的層次明顯提高

改革開放后中國企業出海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波始于1990年代（此前有些國企在海外設立代表處，更多是行使某些國家職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商業行為），主要形式是以溫州商人為代表的批發商、零售商，到發展中國家銷售服裝、日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無論從輸出內容、還是輸出目的地看，都是參與最底層的全球化。

第二波以2004年聯想收購IBM的PC業務為代表，標志著中國進入大舉資本出海的階段，從2004年到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額累計達4300多億美元，收購了沃爾沃、先正達、三洋、摩托羅拉等諸多知名企業，中國企業通過并購有效提升了自己的技術研發水平和海外市場網絡，開始有力量參與高層次的全球化。

第三階段是2017年至今以中國創造、創意為引領的全球化。這一時期中國企業在新能源汽車、PC、智能手機等領域產生了大量在市場占有率、研發創新等居于世界前列的品牌，他們通過在海外自主構建生產供應鏈和銷售體系，成功實現國際化運營。中國制造不再是低劣廉價的代稱，反而在海外年輕消費者心目中，逐漸成為時尚、高價性比的代表。

另外，在服務業領域，中國以微信、移動支付、希音、Tiktok及網絡游戲為代表的產品，也在海外獲得較大市場，這種能在生活方式、文化軟實力層面產生影響的出海，更代表中國企業走出去水平的提高。

中國企業出海的三個階段反映了中國產業競爭力的提升過程，每個階段的代表性企業、商幫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2.出海熱背后反映了民企在國內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

出海”這個話題，自從2023年經濟社會運行恢復正常以后，異常火爆，幾乎周邊做企業的、做投資的朋友，人人都在談出海，就像前幾年大家都在談互聯網。筆者認為這個現象背后有喜有憂。

喜者，反映了上段所講的中國企業今非昔比，所以我們才有底氣談出海，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萬帆競發、奔赴五洲，這是中國企業逐漸走向成熟，中國人巨大朝氣精氣神的體現，歷史上只有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有這種恢弘的景象。

憂者，現在企業都在謀劃出海，相當大程度是因為國內發展遇到了困難，消費市場萎縮，投資到處有壁壘，增長遇到堅固的天花板了，不得不出海找出路。尤其是我們可以發現，以前出海的主力是大型國企和民企，這波以中小民營企業居多，出海是一個高度挑戰性的行為，對中小企業來說風險尤其大，如果國內市場仍舊能維持可觀增長的話，他們不至于陡然去“卷”出海，這背后反映了他們面臨的現實生存壓力，不得不開拓國外市場以彌補國內市場的增長不足。

所以，我們的政府不僅應該對企業出海做好服務助力作用，更需要對過去做一個反思，在破除民企歧視待遇，增加民營企業安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人民消費力等方面有實招。

如果這個情況不改變，那么會導致持久的資本流失，國內經濟形成負循環，今年的社融在下降，而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在高速增長就是個很好的說明。國際上典型的例子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因為國內經濟低迷，資本外流速度陡然加大，過去三十年日本企業海外凈資產從74萬億日元增加到471萬億日元（3.1萬億美元），幾乎等于日本GDP，如果這些資本留在國內，會產生失去的30年嗎？

3.提高企業出海能力迫在眉睫

雖然我國對外投資量保持快速增長，但是投資收益率不高，據統計，我國的海外投資總收益率僅在2%左右，很多年份甚至是負收益，而外資在中國收益率在6%左右，二者差距很大。這當然跟過去央企投資項目數額大、虧損多有關，但是總體反映了出海企業業績平平的多，成功的少。

即便是最近的一輪企業出海，雖然層次變高、規模變大，但是同樣也是不順暢。比如，有的新能源汽車企業因為盲目擴張，導致產品積壓嚴重，一度上了很多西方主流報刊的頭版；有的車企沒有深入了解當地消費文化，一年在歐洲銷量不足3000臺；有的因合規問題，海外投資遇到巨大風險。

另外，出海中的盲從、跟風、內卷也很嚴重。比如，周圍有出海意愿的產業、金融界朋友，幾乎人人都在卷中東、迪拜，不是去迪拜考察，就是要在那里設分支機構。中東當然是個新興的市場，但是迪拜-沙特經濟圈人口不到6000萬人，間接影響范圍也不過一兩億人，即便是增長再快，也容納不了這么多中國產品和資本。

所以，我們不能把出海難都歸結為政治摩擦，企業自身能力也是關鍵。不過也有一些企業在過去20年做地很好，現在我們已經誕生了聯想（3168億）、華為（2318億）、吉利（1804億）、美的（1509億）、海爾（1367億）等海外營收都達到千億級的企業，很多人把他們的成功歸結為趕上好時代，其實并不是那么簡單，他們在管理、合規、市場開拓、研發等方面都有過人之處 ， 筆者忘年交秦朔先生最近出了本書，名字就叫《出海》，讀者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讀一讀。

4. 出海必然不可能繞開歐美發達世界

現在隨著中國與西方經濟關系變差，中國企業在西方發達世界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多，很多人認為中國企業繼續向歐美出海，是一種不正確行為，既然他們對我們不友好，我們何必上桿子，只跟對我們友好的第三世界國家做生意好了。這種觀點是否正確呢？

筆者前不久參訪了某著名新能源車企，其創始人一句坦誠的話，讓筆者感觸很深，他說：“一個企業只有打開歐美市場，才算真正打開國際市場，當今的全球市場是三分天下，歐盟、美國、中國或東亞各占30%，其他國家加起來不過占10%”。

對于企業出海，筆者認為有深海和淺海之分，西方發達世界是深海，第三世界是淺海。發展中國家對企業初期國際化很有用，但是只聚焦于發展中國家市場，停留在低水平國際化，不可能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不能有價值鏈、供應鏈地位的根本提升。

對于大企業而言，終歸只有進入歐美市場，才有可能真正成為全球一流企業。仍以聯想為例，它之所以成為全球市場占有率最高的PC品牌，并不單純靠中國或發展中國家市場，它在全球五大市場（中國、亞太、歐洲中東、北美、拉美）中，除了北美位列第三，其他均列第一。

所以，中國企業出海，不可能繞開藍海，到發達世界投資經營不是政治不正確，反而是真正有助于提高中國產業競爭力。至于如何才能在藍海區域站住腳，考驗企業管理者的眼光、認識高度、管理能力，也考驗國家的外交能力。

5.企業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問題

中國企業要想在全球化中站住腳，必須在企業文化、管理架構、輸出的產品和服務上，尊重全球主流價值，也只有在尊重全球主流價值情況下，再輸出中國的文明元素，才有可能被外國消費者所接受。

這次研討會上，筆者聽到的最感動的是觀點是，楊元慶先生說，中國企業出海，不是為了征服某個市場，而要想著為當地創造價值，共享發展紅利，他尤其是提到了“企業公民”的概念；以及龍永圖先生說，我們企業走出去，很重要一點就是要尊重多元的文化，進行文化整合和文化交融，尊重別人，才能贏得別人的尊重。筆者為中國的企業家、官員有這樣高度的認識感到自豪。

所以，中國企業出海，必須在治理模式和運營上達到一個全球性企業的高度，這個高度某種程度決定了你商業的廣度，在全球市場上的接納程度。現在對于出海，網絡上有更強調民族品牌的“華為模式”和全球性優先的“聯想模式”之爭，兩種模式都有其獨特價值和貢獻，但是筆者認為“華為模式”更適用于華為本身，并不是任何企業都可以借鑒學習（當然華為采取這種模式，也是應對國際局勢變化的一種策略，我們可以理解），而“聯想模式”更具普遍性意義，我們看抖音、小米、吉利等在出海過程中，采用的路徑都很相似。

6. 國內需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和政治環境，方能支持企業更高質量地出海

企業在海外經營本質是是國家影響力的延伸，如果一個國家在海外不受歡迎，那么它的企業也很難收到歡迎。中國企業在21世紀初能夠走出去，得益于中國加入WTO，得益于成功的外交，現在中國企業海外投資規模更大，天然地要求為此創造更友好的氣氛。和平年代，評判外交工作成就的最關鍵標準之一，就是能否為中國投資和貿易的架設橋梁，因為這兩者是拓展中國國家利益的最重要途徑。

另外，現在網絡民族主義越來越激烈，很多網絡意見領袖充當審判官，用純粹外行的標準，來評判一個企業在全球的經營行為是否是愛國。甚至在他們的話語體系中，有一份不言而喻的名單，界定了哪些企業是“愛國企業”，哪些是“漢奸企業”。事實證明，這些做法已經嚴重干擾了企業的正常經營，所以，政府一定要嚴厲制裁網絡極端民族主義，防止外行充當企業的政治裁判官。

更根本來講，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在國際上的文化、價值人設，決定了企業和產品在國際上的人設。像日本產品在海外這么受歡迎，跟二戰后日本成功的文化形象塑造有關，而某些國家因為國際形象不好，其公司海外經營，也就很難獲得大家認可。所以，我國社會如果變得更包容性、親和力、有朝氣活力，讓我們的文化在國際社會的接納度變得更高，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會產生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筆者想談一談全球化的前景問題

最近經常有人問：全球化是不是一個短暫插曲？是不是一群人不切合實際的理想？特朗普如果再度當選美國總統，是不是意味著全球化將要走向終結？全球化的分工體系會不會斷裂，以后分別形成美國、中國及數個地方強國各自主導的生產-貿易-金融體系？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最近六七年，逆全球化、中美脫鉤雖然雷聲滾滾，但是雨點小。美貿易戰開始以來，中美貿易額仍舊在增長，今年突破7000億美元已經成為定局；美國試圖制造業回歸，重塑供應鏈的結果也有限，制造業占GDP從11.3%下降到2022年的10.3%，制造業工人數量僅僅增加了約50萬，在美國1.5億勞動力中是微不足道的；全球貿易總額依然從34.7萬億美元增加到47.2萬億美元。

因此，我們要客觀分析逆全球化潮流的真正歷史影響力。逆全球化的聲音，更似過去全球化中失落者中的抗議，并且他們綁架了政治價值，讓反全球化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掌握全球主流資源的商界、知識界精英，多數還是在支持全球化的，全球化的動力依然比阻力要大，只不過這種動力現在沉潛于喧囂的表象后面。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本質上符合人類共同得的利益，人類所獲得的福祉，從來沒有一個時期超過過去三十年，這種發展的加速，第一動力就是全球化。如果重塑全球供應鏈，全球的經濟運行成本會極大提高，有人估算僅工業品價格至少增加30%以上。任何反對全球化的人，可以列舉出全球化多少害處，但是迄今為止，他們并不能提供一個比全球化更不壞、并且可行的替代方案。

所以，我們仍舊應該對全球化有信心，參與全球化會有很多風險，但是不參與會有更多的風險，正所謂“不出海、便出局”，對企業如是，對國家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