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說：“中國文化屢近衰亡而又再生，則為一明顯之事實，如秦結束以前文化，而有漢之再生，歷魏晉南北朝之混亂，而有唐之再生，經五代與元代之生人道喪，而有宋明之再生，有由清至今墮落，亦可以有將來之再生。

中國文化不斷臨近衰亡，而又將再生之事實，不能純是一偶然，而當是賴一文化精神之再生質。”中國文化何以屢次瀕于衰而終不衰亡，常常“絕處逢生”，“置之死地而后生”，“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傳承不已。中華文明何以能絕處逢生，關鍵在于它能適時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古人稱之“與時更化”，簡言之即“創化”。創化就是中華文化不斷走向新生的根據，新生是創化的目的。這是唐君毅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化的“再生質”。

近世中國，面對“三千年未遇之強敵”和“三千余年一大變局”，內憂外患，動蕩不已，屢次瀕于瓜分豆剖、國將不國之險境。亡國、亡種、亡教的警報聲一次又一次刺破神州大地的茫茫夜空，一次又一次將國人從睡夢中驚醒。先進的中國人深深地認識到，欲保國、保種、保教，中國必須變，中國文化必須變，作為支配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更必須變。“變”成為近世中國最普遍、使用頻率最高的主題詞，也是近世中國社會的主旋律。

▲梁啟超故居紀念館

梁啟超說：“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孫中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心思變，上下思變，世界在變，中國也必須變，天翻地覆，滄海桑田，“三千余年一大變局”是對近世中國真實的概括。而如何應對這一變局，與時更化即創造性轉化是保國、保種、保教的唯一出路。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明變在近世中國并不難，難能可貴者是知變中有常，變能守隹這個“常”。東漢末年，管寧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王船山贊嘆：“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管寧講學遼東，習詩書，興禮樂，“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天下分崩、人心晦否，客觀情勢也，“握天樞以爭剝復”，主觀奮斗也、自由意志也。“君子不可一日廢者，學也”，講學即存道也，道即常。

講學即保存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之基因的活動，即保存中國文化的“再生質”之方式。社會形態可以改易，社會結構可以調整甚至再造，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本質不能變，“大中至正”之道不能變。董子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換成今日語曰：“中國不變，道亦不變。”中國者，炎黃子孫之天也。

自維新以來，梁漱溟目睹中國時局紛擾多變而不知守常，驚呼：“嗚呼！數十年間，顛倒迷擾的可憐，亦可憐極矣！”“顛倒迷擾者，世道人心也。”

“時至今日，其可以知返矣！”知返即“趕緊回頭，認取自家精神，尋取自家的路走”。“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自家根本精神”乃民族精神即“獨握天樞以爭剝復”之精創化精神。

創化者即梁啟超所謂的“變之權操諸己”之精神，就是一個民族自我主宰的精神，就是找回民族真生命之所寄的民族精神。吾華仁人義士，在九州沉淪之際，“獨握天樞以爭剝復之運，卒能使舊有文化不惟不因離亂而致萎苶，反因思想之奮厲而愈啟光芒。結果異方侵入之淺化人士因仰羨而同化，歷阽危一次而我中華民族增庶增強一次。”

近世以來，無數仁人義士秉承這種民族精神，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之氣魄，講誦詩書，習禮義于華夏故土，守精神疆域于海隅天涯，護住中華民族的精神主體性、文化主體性、道德主體性，讓綿延五千年之久的吾祖文化面對歐風美雨的狂吹亂打屹然挺立于神州大地之上。

這里所謂的近世不同于歷史教科書中的近代，因為它不是政治、經濟、社會形態意義上的近世，主要是指文化意義的近世。我們認為，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近世”是自馬禮遜1807年來華傳教開始的。

馬禮遜來華揭開西方基督教文化在華傳教史上新的一頁，同時也翻開了具有近世意義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新的一頁，揭開了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交流史、會通史、對話史乃至激烈斗爭史的新頁，同時，開啟了中華民族自覺的精神守疆與人文精神發展史的新頁。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保護下，轟開在華夏大地傳教大門時，對中華民族而言是不幸，是災難，換一角度講，何嘗又不是中華民族之大幸！正所謂的是天假西人之私以天理之大公。

傳教士在西方列強炮艦協助下，轟開中國傳教大門的同時，西方的各種主義、思想、學說也紛至沓來，暢通無阻，中華大地一時成為世界各種主義、思想、學說爭相占領的精神“市場”和未開發的精神疆土。

兩千多年來，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在西方基督教傳教士以及各種主義、學說信奉者的百般嘲諷、批判、奚落、貶斥乃至全盤否定下，降至五四時代，“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等儒家學者在歐風美雨“天下滔滔皆是”的狂飚下，毅然挺身而出，抗拒時流，為孔子爭公道，替儒家鳴不平，這是他們個人意志、主觀奮斗精神的體現！

這些儒家知識分子終其一生，為維護儒家學說在中國文化中的主體地位，護住儒家文化的仁義之統，以儒家道德仁義為主體，嘗試著如宋明儒吸納、融會印度傳來的佛學一樣融攝西方的名數之學和民主的政治理念，再造儒學的新形態即儒學的新生。

近世以來，堅守中國文化本位尤其是以儒家義理作為自己精神信仰的儒家學者們，為尋求以儒家精神作支撐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提出了種種方案，建構一個又一個思想體系。如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張君勱的“德法合一”治理主張，牟宗三的道統、政統、學統“三統并建”的人文理想等等，最終目的即“本內圣之學以解決新外王”，即解決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國現代化的銜接問題。

旨言之，他們力圖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建構一個不同西方文明的人類文明的新樣態。

近世儒學的發展說明，創化即新生，新生在創化，創化與新生對儒家文化的生命有機體而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兩面相。若一定要分判二者之異，創化是新生之過程，新生是創化之目的，過程即目的，目的即過程，創造性轉化的每一步進展無不是儒學新的生命形態的成長，而儒學新的生命形態每一步成長即儒學創造轉化的進一步更接近圓熟。

邁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認為創化與新生仍然是中國文化發展方式的主調，更是儒學新生命形態成長的主流方向。但創化永無窮期，新生永遠在路上，創化與新生永遠處于既濟未濟之中。如此，則吾華夏文化之生命才能“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正所謂“日新之為盛德”。創化不已，日新不已，生生不息，中國文化不斷煥出新的生命力、活力，斯文彬彬矣。

原標題：《創化乃新生，新生在創化——<創化與新生:近世中國儒學命運之哲學省察>自序》

本文作者：

顏炳罡：山東臨沂人，復圣公顏子第七十九代孫，1960年生，1983年畢業于山東大學哲學系并留校。現為山東省文史館館員，山東省政府特聘泰山學者，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曲阜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鄉村儒學研究院院長。主要社會兼職有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山東周易研究會會長、山東孔子學會監事、山東省中華詩文教育學會顧問、《孔子研究》編委、韓國成均館大學《儒教文化研究》編委等。2015年10月，當選為中華孔子學會理事會副會長。

監制 | 薛曉燕李志維

審核| 鐘一 碧晗

排版 | 若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