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稻田大學教授渡邊義浩的《〈論語〉：孔子的語錄是如何形成的》（『論語』：孔子の言葉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講談社，2021年）雖是面向普通讀者的讀物，但內涵相當豐富。該書著重探討了《論語》的成書過程，后半部分對鄭玄《論語注》、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等作了深入淺出的解說。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取其一瓢，稍作介紹，更多精彩的內容，還得閱讀原著。

《論語》是誰編的

關于管仲，《論語》中孔子的意見很不統一。有一陣子，孔子對管仲推崇備至，極力褒獎他輔佐齊桓公的功勞，甚至贊之以“仁”，毋庸置疑這是至高無上的美譽（憲問篇）。又有一陣子，孔子對管仲左看不順眼，右看還是不順眼，直斥“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篇）。

《論語》中如此顯著的前后矛盾，該如何理解呢？

這就涉及《論語》的成書問題——《論語》是誰在什么時候編纂的？

圍繞這個問題，歷史上產生了種種說法。一代大儒鄭玄認為，《論語》是孔子的弟子仲弓（冉雍）、子夏（卜商）等人合作的產物。皇侃則主張是“七十弟子門徒”，即孔子的徒子徒孫編纂的。眾所周知，“子”是敬稱，而《論語》出現過曾子（曾參）、有子（有若）、冉子（冉求或冉有）、閔子（閔子騫或閔損），因此有人認為是這些“子”的弟子，即孔子的再傳弟子編了《論語》。唐代中期的柳宗元則將編纂者限定為曾子、有子的弟子。

《論語》在日本的受容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題目。東瀛的儒者自然也會討論《論語》的成書問題。江戶時期的大儒伊藤仁齋在《論語古義》中認為，《論語》前十篇和后十篇有很大的差異，于是他將前十篇稱作“上論”，且成書時間較早，后十篇為“下論”，屬于補遺性質。另一位大儒荻生徂徠對《論語》也別有見解，他的弟子太宰春臺主張“上論”是琴牢（牢曰篇）編的，“下論”是原憲（憲問篇）編的。

眾說紛紜的結果往往是莫衷一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如果不執著于“編纂者”的問題，或許距答案更近一些。我們都知道，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古書并沒有明確的“作者”的概念。《論語》并不是特定的某個人編的，而是成于眾人之手，大體可以認為是尊奉孔子為祖師的學派（儒家）歷經歲月逐漸完成的。

《論語》書名的來歷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太史公曰”有如下一段話：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這段話中的“論言弟子籍”和“論語弟子問”是什么意思呢？

結合金德建《論〈史記〉“論言弟子籍”“論語弟子問”即指〈論語〉》（收入《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和日本學者和順《〈史記〉所見〈論語〉小考》（《中國哲學》第24號，1995年），渡邊此書中作了如下解讀。

《論語》沒有“弟子問”篇，甚至沒有出現“弟子問”一詞。因此，“論語弟子問”應當讀作“《論語》和《弟子問》”。如此，“論言弟子籍”亦當讀作“《論言》和《弟子籍》”。也就是說，司馬遷是以《論語》（即“論語”“論言”）和孔門弟子名簿（即“弟子問”“弟子籍”）為素材撰寫仲尼弟子列傳的。由此可知，直到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前期，《論語》還不是固有名詞，換言之《論語》一書尚未定型。順便一提，《史記·封禪書》征引《論語》時稱作“傳曰”，《漢書·外戚傳》引《論語》也稱作“傳曰”，這應該跟漢宣帝時期規定《論語》叫作傳有關。

東漢章帝時期，班固《漢書·藝文志》記錄了《論語》名稱的由來：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

《論語》的傳承

不僅如此，《漢書·藝文志》還記載了《論語》的傳承譜系：

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后而行于世。

綜合相關信息，可知到了西漢后期，有三種《論語》傳世，即《齊論》《魯論》《古論》。其中安昌侯張禹解說的《論語》最后出，也最為流行（簡稱“《張侯論》”）。根據《漢書·張禹傳》，《張侯論》原本屬于《魯論》的系統，不過他還向“瑯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將《齊論》和《魯論》對校。為了給年少的成帝講授《論語》，張禹不僅修改《論語》的“章句”，還修改《論語》的“文”（文本）。由于《張侯論》大行其道，鄭玄以此為基礎執筆《論語注》，而后《論語》基本定型。到了南宋，隨著朱熹《論語集注》的普及，《論語注》便散佚了。

書中認為，孔子之后，中國歷史上有兩位儒者最重要，一位是朱熹，另一位是鄭玄。他們兩人都為儒教各種經典加以注釋，影響深遠，分別是“近世中國”（宋-清）和“古典中國”（漢-唐）的代表。鄭玄集“古典中國”儒教經義之大成，朱熹則展示了新的“近世中國”的面貌。鄭玄《論語注》和朱熹《論語集注》可謂《論語》的兩個系統。朱子之后的注釋，可歸為“新注”。新注的特點是從理論上探究儒教的精神。在此之前的，則歸為“古注”。古注以訓詁學為基礎，側重經文的解釋。而古注中最具思想性的，要數鄭玄《論語注》。

如上所述，本書的重點是考察《論語》成立的過程，特別是“古注”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討論這個問題時，繞不開兩個劃時代的假說，一個是武內義雄提出來的，一個是津田左右吉所構想的。

武內義雄的假說

武內義雄（1886-1966），字誼卿、述庵，早年就讀于京都帝國大學，師從狩野直喜，畢業后曾在大阪懷德堂擔任講師，后赴東北帝國大學新開設的法文學部出任中國學第一講座（中國哲學）。受王引之等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武內運用訓詁學、校勘學的方法，以及富永仲基的“加上說”，研究《論語》《老子》的成立過程。

武內義雄的《論語之研究》（巖波書店，1939年），特別關注《論語》重復的章節。或者可以說，武內是以重復的章為線索，探究《論語》的成立過程。譬如，學而篇第三章和陽貨篇第十七章都是“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然而，傳到日本的《論語集解》和《論語義疏》陽貨篇都沒有這一章。或許是意識到該章與學而篇第三章重復而刪去了，但具體緣由不得而知。

再看一例：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雍也篇第三章）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先進篇第六章）

不同的人問孔子同樣的問題，孔子作同樣的回答，而且都被記錄下來，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顯然很低。要么，孔子的弟子誤記了提問者的名字。這是一般的解題方式。武內義雄則另辟蹊徑，提出了嶄新的假說。武內認為，《論語》是由四個單元構成的。像上面所舉的“弟子孰為好學”，在《論語》一書中是重復的，但在單元里并不重復，因此合并時沒有刪去。也就是說，重復是從來就知曉的。《春秋繁露》“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焉”，即孔子認為重復的部分自有優勝之處。為增加假說的說服力，武內引用了孔夫子這句話。

武內憑什么認為《論語》由四個單元組成呢？他的根據主要來自東漢王充的《論衡》。該書正說篇有如下一段：

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后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剌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抄本時代的古書難免會有魯魚豕亥的問題，這段話就是一例。比如第一句，自孔子舊宅墻壁取出古文21篇，齊魯2篇，河間9篇，21+2+9=32，不可能是“三十篇”。于是，出現了種種解釋。A說——“魯”為衍字，“九”應為“七”，如此《古論》21篇，《齊論》2篇，河間7篇，得30篇。B說——“二”為衍字，如此“齊、魯、河間”9篇，加上《古論》21篇，合計30篇。還有懷疑河間版《論語》真偽的。（參閱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中華書局，2017年）

接著，第二句“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也有各種解釋。劉寶楠質疑：既然漢昭帝的女兒都能讀《古論》，為什么博士反而覺得“難曉”呢？有人則懷疑“女”字有誤，武內義雄即認為“女”當作“始”——漢昭帝的時候開始得讀《古論》二十一篇。

回到第一句話，武內的解釋接近A說，但微有不同：古文二十一篇，齊魯二篇，河間七篇。武內為什么采取這種解釋呢？這跟他的《論語》四階段成立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武內看來，現行的《論語》二十篇由“河間七篇本”、“齊論語七篇”、“齊魯二篇本”，以及后出的“子罕篇”、“季氏·陽貨·微子三篇”構成，且大體按照這個順序組合成書。下面分別看看這四個單元的情況。

首先，“河間七篇本”，以魯人曾子為中心編纂而成。具體篇目有：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這七篇與曾子十篇（收入《大戴禮記》）、子思子四篇（《禮記》中庸、表記、坊記、淄衣四篇）、《孟子》七篇相似的章節很多。依武內之見，這是曾子·孟子學派傳下來的孔子語錄，并推測它是最早的《論語》版本。

其次，“齊論語七篇”，以子貢為中心編纂而成。具體篇目有：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在這個單元中，“孔門十哲”沒有曾子，曾子被批評為“魯鈍”，因而武內義雄認為這是子游·子夏派（齊人）所傳的孔子語錄。

再次，“齊魯二篇本”，即孔子的言行錄，包括學而第一、鄉黨第十。這是子貢派（齊）和曾子派（魯）折衷的結果。

最后，“子罕篇”（第九），是后人從各種材料中撿拾孔子的話，附在“河間七篇本”之后的。“季氏·陽貨·微子三篇”（第十六-第十八），是戰國末期的人們追加在“齊論語七篇”之后的，是最新的部分。

武內義雄的這個觀點，可以解釋《論語》為什么存在重復章。畢竟，重復章在他設定的四個版塊中并不重復。總而言之，武內的假說可謂別出心裁，但也有缺陷，并非定論。比如，津田左右吉就提出了新的假說。

津田左右吉的假說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的開山，二十世紀日本代表性的歷史學家、思想史家。基于文獻學，從事徹底的文獻批判，解構上古至漢代的中國古代思想，在此基礎上重新建構，這是津田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特征。1946年，津田在巖波書店出版了《論語與孔子的思想》。

津田此書沒有采用西漢劉向、劉歆《七略》、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確立的“諸子九流”的框架。津田認為，墨家、法家、道家等諸子百家的區別并不是他們本人自覺提倡的，而是劉向、劉歆整理宮中圖書時的分類。實際上，諸子的文獻是相互糾纏，緊密難分的。不只儒家，墨家、法家、道家也記載孔子的言行。

與武內義雄不同，津田認為應該按章來詳細檢討《論語》。此前荻生徂徠在《論語徵》中指出，《論語》中的話并不都是孔子的原話。津田在此基礎上強調，《論語》大約五百章，記錄孔子本人言行的篇幅不到一半。超過半數的章節，是編纂者假托孔子表達自己的想法。《論語》二十篇，越靠后的篇，以及一篇之中越靠后的章，假托孔子的情況越多。

具體而言，津田以章為單位，將《論語》中孔子的話，與《孟子》《荀子》中的相關記錄一一比對，加以探討。

比如，“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篇），也出現在《荀子》中，可是《荀子》并未標注“孔子曰”，也就是說《荀子》沒有將這句話視為孔子的語錄。據此津田認為，這是荀子自己的話。如此一來，收入《荀子》的荀子語錄轉而成了《論語》中孔子的話。

據宇野精一研究，《孟子》引用了二十九條與孔子有關的語錄。其中，有八條與《論語》基本一致；有兩條雖未標明“孔子曰”，但內容亦見于《論語》；還有兩條文字表述存在差異，不過其意旨與《論語》完全相同。剩下十七條，則與《論語》無關。基于此，宇野推斷，這是因為孟子沒有見過《論語》一書（應該是指基本定型的《論語》）。

津田通過比對《論語》和《孟子》，將征引情況分為三類。甲、《孟子》從《論語》引用孔子的話。乙、《論語》從《孟子》引用孔子的話。丙、《論語》《孟子》均從他書引用。

先看甲類。津田認為，“子曰：“里仁為善。擇不處仁，焉得智？”（《論語》里仁篇）被《孟子》引用，而且作了進一步發揮，由“仁”“智”引申到“禮”“義”：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孟子》公孫丑章句上）

不過，《孟子》是按照東漢趙岐的注釋來讀的，《論語》則按照何晏的注釋來讀，兩者對“里”的讀法不同。

再看乙類。《孟子》這樣稱頌上古的圣王堯、舜：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論語》泰伯篇有兩章與之近似的記錄：

（1）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2）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幾處看似細微的差別。其一，《孟子》用來形容舜的“巍巍乎”在《論語》（1）中用在堯身上。其二，在《論語》（1）中，堯的功業不只是政治上的“成功”，還有煥然的“文章”，“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這是具體論述堯的政治內容，也是《論語》增加的部分。其三，《孟子》只說舜“有天下而不與”，《論語》（2）則推及禹，顯然這也是《論語》添加的內容。因此，津田認為此處是《論語》引用《孟子》而有所發揮。

最后，丙類的情況。由于當時沒有什么出土資料，津田便轉向探討《孟子》中與《論語》無關的“孔子曰”與其他書籍的關系了。

孔子與《春秋》與孟子及司馬遷

關于孔子與《春秋》，《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話：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但是，《論語》中并沒有孔子編纂《春秋》的記錄。因此，可以說上面的“孔子曰”是《孟子》的一種“創作”。換言之，將孔子與《春秋》建立緊密的聯系，始于《孟子》。不僅如此，《孟子》還進一步表示：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章句下）

為了使自己的學說變得更加權威，捏造、假托是孔子的話，這種情況所在多有。

到了西漢，經由司馬遷的努力，孔子和《春秋》的關系又深了一層。司馬遷是“春秋公羊學”者董仲舒的弟子，因而他在《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中記載了孔子制《春秋》的契機和執筆動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后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在司馬遷筆下，孔子作《春秋》的動機是他擔心“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另外，稱孔子“作”《春秋》，反映了司馬遷的儒者立場。《論語》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換言之，到了司馬遷的時代，孔子由“述”進而“作”，顯示出孔子在漢代的圣人化。值得一提的是，司馬遷的著作《太史公書》要到東漢末期才開始稱為《史記》，這意味著它成了一部史書；而在司馬遷那里，《太史公書》是一部繼承孔子《春秋》旨意的思想之書。

如此，孔子與《春秋》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甚至不可分割了。

歷史上，孔子其人無疑真實存在，然而，對其思想的詮釋與形象的塑造，卻因時因地不斷流變。此乃歷史之無常，恰亦彰顯歷史之恒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