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有提升幸福感的一切
1
安房直子的《黃昏海的故事》這本書,我一早看完了。
但我之前有些猶豫要不要分享這本書。
因為書中有一個故事,我讀完感受會有不適。
我下意識的第一反應就是,既然我感情上排斥它,那么我就繞開它,不去寫它。
但過了兩周后,我依然會時不時想起它。
我于是覺得,我需要面對我的不安,去思考是什么讓我不舒服。
那個故事叫《黃昏的向日葵》。
「向日葵是黃昏時做夢。」這是故事的第一句。
我讀到時,覺得美得像詩,也會讓我想到詩人托馬斯·特蘭斯特羅默的那句「醒來就是從夢中往外跳傘」。
接著往下讀,向日葵會在夢里遇到一個白衣少年,這少年總是匆匆跑過她身邊。
當向日葵化為黃衣女孩后,她問少年,你如此著急是要去哪里。
少年說,要去見一位跳舞的黃衣少女。他沒錢進劇場,只能在少女進后臺時看一眼。
之后有天,少年說自己被人追,求向日葵女孩救救他。
追少年的一大群人趕到后,問女孩有沒有見到那白衣少年,說他是位瘋狂的舞迷,在后臺入口處用匕首刺向了跳舞的少女。
向日葵女孩給追兇者們,指了一個錯誤的方向。
在幫少年把人引走后,故事里寫女孩的心情是:「慢慢地涌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喜悅。」
而故事的結尾是這樣的:
「這件事,是發生在黃昏的夢里頭呢,還是真事呢?
向日葵不知道。結果直到度過了那個夏天它也不知道,到了夏天結束的時候,它蔫了,枯萎了。」
2
當我捫心自問,為什么這個故事會讓我不適時,容易想到的原因是:
向日葵女孩在明知白衣少年是兇手時,選擇庇護他,而不是幫那個被刺的跳舞少女抓住罪犯。
故事里沒有對少年的暴力行為作出直接的批判,反而突出了少女對他的「保護」。
但為什么幫犯罪的男性逃脫懲罰,會優先于幫受害的女性討要正義?
為什么對施暴者的同情,會優先于對受害者的關注?
這似乎淡化了男性暴力的嚴重性,讓女性被害者成了被邊緣化的存在。
我會覺得這種敘事選擇,可能會在無意中強化了對女性生命價值的輕視。
故事里,與「女性生命之輕」形成一體兩面關系的是,「男性生命之重」。
故事里,在白衣少年朝向日葵女孩求助時,安房直子是這樣描寫女孩當時的心理的:
「仿佛覺得自己成了少年的母親或是姐姐就是舍命也要保住他···」
在這里,女孩已經把少年的利益置于自己之上。
而到了后面,隨著情節發展,揭曉男性是犯下罪行而逃亡時,我們發現,向日葵女孩也把少年的利益置于被他刺中的舞女的利益之上。
而在故事的結尾,當我看到向日葵女孩的枯萎,我會想,這是否也是她為遮掩男性罪行所付出的代價。
我會覺得這故事中存在一個令我不安的模式:女性犧牲自己和其他女性,來救贖有罪的男性。
這里也隱含了一種有問題的性別刻板印象:
女性被期待承擔救贖者的角色,即使是在面對極端暴力的情況下,女性也應該無條件地寬恕和治愈男性。
3
我逐漸想清楚了,我在閱讀時不安不適的來處,但我又有了新的問題:
安房直子是因為性別意識的局限性,所以這樣塑造故事嗎?
還是她是想用這樣的故事來揭露社會問題,展現「男性犯錯,女性包容」這種情感模式的危險與不公?
我帶著問題,又一次去重看了《黃昏的向日葵》。
重看時,我注意到一個細節。
向日葵女孩和被少年刺中的跳舞女孩,似乎是同一個人分裂出來的兩個形象。
安房直子在故事里,讓這兩個女孩穿著一樣的黃色衣服。
同時二者又有截然不同的面向:
向日葵女孩是靜的——她無法自由移動,只能守在原地;
跳舞女孩是動的——她可以在舞臺上翩翩起舞。
她們也分享類似的厄運:
當向日葵女孩希望自己也能跳舞時,安房直子是這樣寫她的心理活動的:
「自己那穿著黃色的裙子翩翩起舞的身影,浮現在了女孩的眼前。
可是,從舞著的腳底下,躥起了比太陽還要紅的熊熊火焰,燒著了裙子。不管怎么撲,一躥而起的火焰,還是把女孩的幻想變成了可怕的東西。」
此處已經暗示了當女孩跳舞時,會遇到的可怖遭遇。
我會覺得,安房直子或許感受到了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當一個女性追逐自由、盡情釋放自己的生命力,可能會遭到的打壓和摧殘。
而如果把向日葵女孩和跳舞女孩視為同一個人,那么她既是男性欲望的對象,也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還是犧牲自己、包容男性的拯救者。
4
《黃昏的向日葵》里的女性角色,也會讓我想到楊德昌的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少女小明。
小四在整個故事中被家庭、社會、教育體制等多方壓迫,在反復感受自身無能為力的同時,不斷累積憤怒。
最后他用匕首刺死了小明,邊刺還邊罵她「不要臉、沒有出息」。
很多影評將小四的殺戮視作他對社會壓迫的一種反抗,但問題是,他的反抗并沒有直接指向壓迫他的那些權力上位者,而是選擇了少女小明。
把殺害女性美化為一種「反抗姿態」,這種敘事本質上是一種對女性生命的漠視,是值得警惕和反思的。
在電影中,小明其實并非直接壓迫小四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他動蕩生活中少數的情感支柱之一。
她曾經給過小四關懷,也是小四傾慕的對象,但她最后還是成了小四匕首下的冤魂。
無力反抗真正壓迫者的小明選擇「向更弱者抽刃」,而承受性別和社會雙重壓迫的小四就成了那個被屠戮的弱者。
這種轉嫁壓迫的行為并沒有真正打破壓迫鏈條,而是延續了不平等的循環。
其中也有一種深刻的性別不公——似乎女性成為了男性在面對內在沖突和外在壓迫時,宣泄暴力的「自然出口」。
這種敘事結構在無形中輕視也邊緣化了女性受害者的遭遇。
少女小明這個角色,在某種程度上,也象征了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的被犧牲者角色。她用生命承受了男性的憤怒。
我在看影評時,也發現,比起共情小明,更多人似乎更容易共情小四。
因為電影里,小四是絕對主角,他的痛苦、掙扎被豐富地、多層次地展現出來。
而小明相比小四,是個更功能化、也更邊緣化的角色。
她的存在更像是為男性角色的發展和電影主題而服務,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而豐滿的角色。
所以即便她死去,觀眾可能也還是會更為小明的命運遺憾、揪心,而沒有給予她的生命以同樣的重視。
我能理解,電影試圖展現白色恐怖時期的社會壓迫,但選擇通過殺害女性來展現「反抗」,我覺得,是值得質疑的。
為什么「反抗」一定要以殺死女性為代價?這種敘事是否反映了創作者本身未能跳脫父權思維模式,在性別意識上存在局限性?
5
寫到這里,我去查了下,楊德昌和安房直子的出生年份,發現楊德昌是1947年生人,安房直子是1943年生人。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她是1944年生人。和楊德昌、安房直子可以算是同齡人。
而這樣看的話,楊德昌、安房直子也是我的爺爺奶奶輩了。
他們所生活的年代里的社會性別意識、以及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性別平等教育資源,和現在很不一樣。
他們的性別意識在當年或許已經算是先進,但放在當下,難免有陳舊、局限之處。
我能理解為什么楊德昌會從小四的視角出發,講述年輕人在混亂社會中感到壓迫而陷入崩潰。
因為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以男性的情感和困境來主導敘事,女性作為推動劇情發展的輔助劑,必要時為男性「成長」而犧牲,是很普遍的敘事模式。
我也能理解,安房直子筆下為什么會有那些包容男性的女性形象,因為在她生活的年代里,沉默忍受是女性的美德。
但我想,身為女性的她,或許也在一些時刻感受到憤怒與不公,這些情緒或多或少也流入了她的故事里。
比如,在《黃昏的向日葵》中,被庇護的男性兇手沒有對向日葵女孩說一句感謝的話,就消失無蹤;以及向日葵女孩最后枯萎而亡,在這些反浪漫的情節設置里,或許也含有她對女性境遇的反思:
女性為施暴男性去消耗與犧牲自我,并無意義,只是徒勞。
我甚至想,這當中會不會也有安房直子對傳統女性犧牲與包容形象的溫柔反諷?
在安房直子所寫的這個故事里,她自身受限于時代的性別意識,與她對性別不公的微妙批判,大概同時存在。
6
之所以,我會想要去討論安房直子故事、楊德昌電影里的性別意識,不是要求生活在過去時代的安房直子、楊德昌們發展出超越他們所處時代的性別意識,更不是要去否定他們的作品的價值。
事實上,正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有價值,至今依然有生命力,依然在被人閱讀,所以作為讀者/觀眾的我們需要思考,自己要從他們的作品里汲取什么,摒棄什么;
文學批評本身也是一種更深入的閱讀方式;
這種批評讓我們既能欣賞作品的藝術成就,也能清醒認識到它的問題和局限,也是反思和重塑自身價值觀的契機。
去討論文學作品中的性別問題,甚至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部分,因為文藝創作會參與塑造社會認知。
比如反復閱讀把女性犧牲浪漫化的作品,可能會讓讀者認為這種犧牲是「自然」的;
比如「女性拯救殺人男性」的敘事,可能強化了「女性應該無條件包容男性過錯」的社會期待。
我們需要警惕這些看似「自然」的敘事,因為它們可能會強化現實中的性別不平等。
而對其進行反思,能讓我們認識到一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觀念是可以被質疑的。
當這種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延伸到現實生活中,也能幫我們識別和抵制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歧視。
比如當我們會質疑為什么在文學和電影里,總是女性為男性的憤怒買單,也會更容易發現現實中類似的性別不公。
對既有作品的批評,也能影響未來的創作。
當越來越多人有了性別敏感度,會警惕那些把針對女性的暴力浪漫化、正當化的敘事,能意識到某些敘事模式存在問題,創作者也會更注意避免類似的偏見,我們于是可以看到更多元、更平等的創作,社會的集體意識也會逐漸改變。
而一個更多元平等的社會,最終也會惠及你,惠及我。
我相信,約翰·多恩的那句詩「沒有誰是一座孤島」;
也相信電影《云圖》里的臺詞:
「我們的生命不僅僅屬于自己。從子宮到墳墓,我們和其他人緊緊相連」;
「我們生命的不朽本質,在于我們的言行所產生的后果,會在時間中持續地自我推動,不斷綿延」。
這也是我會在這里寫下這篇文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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