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年8月24日－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作家、翻譯家。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有英國血統的律師家庭，從小沉浸在西班牙文和英文的環境中。他的作品被廣泛譯介到歐美國家，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著名作品有短篇集《虛構集》、《阿萊夫》、《惡棍列傳》等，他被譽為作家中的考古學家。

有一本書，書名叫《新英格蘭的興盛》，作者范·威克·布魯克斯，講的是一樁只有占星術才能解釋得清楚的怪事：十九世紀上半葉在美國一個不大的地方涌現出了一大批天才人物。顯然，我對這個“新英格蘭”情有獨鐘，它什么都來自那個“老英格蘭”。要列出一張長長的人物名單來并不困難，我們可以舉出的名字有：狄金森、梅爾維爾、梭羅、愛默生、威廉·詹姆斯、亨利·詹姆斯，當然還有埃德加·愛倫·坡，他出生于波士頓，我想是一八零九年吧。正如大家所知，我記日子的能力不強。談論偵探小說就是談論愛倫·坡，是他首創了這一文體；不過，在談論文學體裁之前，應該先討論一個小小的前提問題：存不存在各種文學體裁？

大家知道，克羅齊在他的《美學新論》——他極妙的《美學新論》——的一些篇章中說道：“確定一本書是小說、寓言還是美學專著，這與告訴你這本書是黃色封面以及我們可在左邊第三個書架找到它差不多是同一個意思。”就是說，他否認文學體裁，只承認每本書的特色。對此值得指出，盡管每一本書的確各有特色，但是若把各種書的特色都說得具體明確，無疑等于概括出了各種書的特色。當然，我的這個論斷是就一般而言，不足為憑。

思考就是概括，我們正需要這些有用的柏拉圖式的原型來確定某些東西。所以，為什么不能說存在各種文學體裁呢？我要補充一點個人看法：也許，文學體裁與其說取決于作品本身，還不如說取決于閱讀這些作品的人的看法。審美需要讀者與作品兩者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文學體裁。那種認為一本書僅僅就是一本書的看法是荒謬的。書之存在是在讀者開卷之時。此時才產生審美現象，有的人可能以為一本書問世之時似乎就產生審美現象了。

現今存在一類讀者，偵探小說的讀者。這類讀者世界各國都有，數以百萬計，他們是愛倫·坡制造出來的讀者。我們不妨假設并不存在這類讀者；或者我們做一個更加有趣的假設，說有那么一個人離我們很遠，他可能是個波斯人，是個馬來西亞人，是個鄉下人，是個小孩，是個聽人說過《堂吉訶德》是部偵探小說的人。我們設想，這個假設中的人已讀過一些偵探小說，現在開始閱讀《堂吉訶德》，那么，他讀到了什么呢？“不久以前，有位紳士住在拉·曼卻的一個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這位讀者早已滿腹狐疑，因為大凡偵探小說的讀者都不肯輕信，對什么都疑神疑鬼，都犯一種特殊的疑心病。

比如，他讀道：“住在拉·曼卻的一個村上……”他當然會猜想這事不一定真的發生在拉·曼卻。接著便想：“村名我不想提了……”為什么塞萬提斯不想提呢？因為塞萬提斯無疑就是兇手、作案人。“……不久以前……”可能以后發生的事情比不久前發生的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偵探小說制造了一種特殊的讀者。人們在評價愛倫·坡的作品時往往忘記這一點，因為如果說愛倫·坡創造了偵探小說的話，那么他也隨即制造了這種虛構的偵探故事的讀者。為了了解偵探小說，我們應該知道愛倫·坡一生總的情況。我認為，愛倫·坡是位了不起的浪漫主義詩人，而且在讀了他的全部著作而不是幾篇著作之后，我們更會感到他的了不起。他的散文比他的韻文還要了不起。愛倫·坡的韻文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我們看到了愛默生對他這樣的評語：可以稱他為thejingleman，叮當作響的人，富有聲韻美的人，我們感到他是個小小的丁尼生，雖然他也留下了許多令人難忘的詩句。愛倫·坡善于制造懸念，愛倫·坡的筆下產生了多少故事？可以說，有兩個人，如果缺少了他們，今天的文學將是另一個樣子。這兩個人都是美國人，上個世紀的人：一個是惠特曼——由他衍生出我們所謂的平民詩，衍生出聶魯達，衍生出這么多的事來，有好事，也有壞事；另一個是愛倫·坡，由他衍生出波德萊爾的象征主義，波德萊爾是愛倫·坡的門生，每天晚上都向他祈禱。此外，還衍生出了兩件看似相距甚遠而其實不然的事，兩件相似的事：衍生出了作為智慧結晶的文學觀念和偵探小說。前者——把文學當做智力而非精神的運作——是十分重要的。后者則微不足道，盡管偵探小說曾孕育出多位偉大作家（我們想到了斯蒂文森、狄更斯、切斯特頓——愛倫·坡最好的繼承人）。這類文學可能現已變得等而下之，而且事實上正在走下坡路；時下偵探小說已被科學幻想小說超越或取代。愛倫·坡可能也算得上是科幻小說的開山鼻祖之一。

讓我們回頭再來談談這一觀念：詩是智力的產物。這個觀念與所有的傳統觀念大相徑庭，過去一向認為詩是精神的運作。我們可舉出一個很好的實例：《圣經》。《圣經》集不同作者、不同時代、很不相同題材的作品于一體，而又把這一切都歸屬一個無形的人物：圣靈。據說，由圣靈、上帝或無窮智慧口授，而由各個時期各個國家的筆錄者寫成各種作品。這些作品諸如玄學對話（《約伯記》）、歷史（《列王紀》）、神譜（《創世記》）以及先知箴言。所有這些作品各不相同，而我們讀起來似是出自一人手筆。

我們如果是泛神論者的話，也許不必過分認真考慮我們現在都是些不同的個人，因為我們都是無窮神靈的不同組成部分。也就是說，所有的書都是圣靈寫出來的，圣靈也在閱讀所有的書，因為圣靈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我們每個人身上。

現在再談談愛倫·坡。據說，他的一生很是不幸，四十歲就過世了，生前一直沉湎于酒精和憂傷之中，深受神經癥的折磨。我們不必去深究他得神經癥的根由，只需知道愛倫·坡是個命運不濟、非常倒霉的人就夠了。為了擺脫不幸，他展示他的輝煌，強調他的智慧。愛倫·坡被認為是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一位天才的浪漫主義詩人，尤其在他不寫韻文而寫散文的時候，比如說他寫了《亞瑟·戈登·賓》（ArthurGordonPym）的故事。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名字亞瑟（Arthur）是撒克遜人名，即埃德加（Edgar）；第二名字戈登（Gordon）是蘇格蘭人名，即愛倫（Allan）；最后姓氏賓（Pym），即坡（Poe）；這是三個等同詞。愛倫·坡自詡機智過人，而戈登·賓則吹噓自己是個善于判斷、老謀深算的人。愛倫·坡寫了那首我們熟知的著名詩篇，也許我們太熟悉了，雖然這并不是他寫得最好的詩里的一首，詩名《烏鴉》。后來他在波士頓作了一次報告，解釋了他怎么想起寫這個題目的。

他首先考慮到疊句的妙處，繼而想到英文的語音特點。他認為，英語中最好記和最有用的兩個字母是o和r；于是立即想起用nevermore（永不再）這個短語。這是他一開頭就想到的，接著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得找出一個一再使用這個詞的理由來，因為一個人在每節詩尾都要有規則地重復“永不再”這句話是很奇怪的，于是萌生了利用一只會說話的鳥的念頭。他想到了鸚鵡，但又覺得把鸚鵡寫進嚴肅的詩里不夠雅致，于是想到了烏鴉。那時他正在閱讀狄更斯的《巴納比·拉奇》，書里就有一只烏鴉。這樣，他就采用了烏鴉，取名Nevermore，詩中不斷重復這個烏鴉的名字。這就是愛倫·坡創作之初的全部構思。

接著，他想：什么事情最悲慘，最能感人肺腑呢？應該是一位美麗女子的香消玉殞。誰會因此而痛不欲生呢？當然是這個女子的情人嘍。于是他想到給這個痛失未婚妻的情郎哥取個名字叫Leonore，以便與Nevermore押韻。這個情郎哥該處在什么地方呢？于是他想：烏鴉是黑的，什么地方最能襯托出黑色呢？必須用白色作襯托；大理石半身雕像是白的，那么可能是誰的胸像呢？應該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半身雕像，這座雕像可能放在什么地方呢？在圖書館里。愛倫·坡說，至此他的詩作諸事俱備，就缺少一個封閉的場所了。

于是他把密涅瓦的雕像安置在一所圖書館里。那位情郎哥就待在那里，他在圖書的包圍之中形影相吊，為心上人的死去長吁短嘆，情思綿綿。接著，烏鴉進來了。烏鴉為什么進圖書館？因為圖書館是個靜謐的地方，應該有點喧鬧的東西與之形成對比，于是他又設計了一場暴風雨，設計了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闖進了那只烏鴉。

那人問烏鴉叫什么名字，烏鴉答稱：“Nevermore.”那人為了自找痛苦折磨自己，一問再問烏鴉叫什么名字，好讓它一次又一次地回答：Nevermore，nevermore，nevermore（永不再）。最后，他對烏鴉說了一句可以理解為本詩中第一個隱喻的話：“我要把你的尖喙從我心中挖去，要把你的形體逐出門外。”那只烏鴉（它僅僅是個回憶的象征，一個揮之不去的不幸回憶的象征）依然回答道：Nevermore。那人知道他已命中注定要在同烏鴉對話中了此殘生，度過他這夢幻般的一生，聽著烏鴉回答他“永不再”，他仍要不斷向它提出這個早已答復的問題。這就是說，愛倫·坡要讓我們相信，他是以機智的方式寫下這首詩的；但是，我們只需稍稍留意一下這個情節就可知道一切都是杜撰的。

愛倫·坡如果借用的不是烏鴉，而是一個傻子或一個酒鬼，那么，他可能會給人一個不合情理的觀念，我們讀到的將是一篇完全不同和難以解釋的詩作。我認為，愛倫·坡可以為自己的聰慧而感到驕傲，他為自己復制了一個替身，他選擇的是一個遙遠的人物——此人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無疑還是我們的朋友，雖然他本人并不想成為我們的朋友。此人是位紳士，叫杜賓，文學史上第一位偵探。他是一位法國紳士，一位破落貴族，住在巴黎的遠郊區，他有一位朋友。

這里我們看到了偵探小說的另一程式：運用智慧或機智的行動偵破一個疑案。做這樣事的定是個非常聰明的人，這個人現在叫杜賓，以后叫福爾摩斯，再后來叫布朗神甫，或者叫別的一些名字，當然都是些響當當的名字。其中第一個原型，我們可以說就是紳士夏爾·奧古斯特·杜賓，他同他的一位朋友住在一起，這個朋友就是講故事的人。這也是偵探小說傳統寫法的一部分，這種傳統寫法在愛倫·坡死后很久為愛爾蘭作家柯南·道爾繼承了。柯南·道爾采用了這種本身就很有吸引力的題材，即兩個性格截然不同的人之間的友誼，這種友誼某種形式上有點像堂吉訶德和桑丘之間的友誼，雖說這兩人從未成為一對完美的朋友。在后來吉卜林的小說《吉姆》中則是一個少年和印度教士之間的友誼；在《堂塞貢多·松勃拉》中說的是高喬牧人和一個青年之間的友誼。這種講友誼的題材在阿根廷文學中屢見不鮮，在古鐵雷斯的許多作品中常可看到。

柯南·道爾虛構了一個相當愚蠢的人物，他的智商在讀者之下，此公名叫華生醫生；另一個人物既有點滑稽，又有點可敬，名叫福爾摩斯。作者設計福爾摩斯機智勇敢的不凡業績，通過他朋友華生之口娓娓道來，華生則自始至終驚訝不已，一直被種種表面現象所迷惑，他經常受到福爾摩斯的捉弄，卻又樂意被他捉弄。

所有這些都反映在愛倫·坡寫的第一篇偵探故事里，但他懵然不知他已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體裁，這部書的名字叫《莫格街謀殺案》。愛倫·坡不希望偵探體裁成為一種現實主義的體裁，他希望它是機智的，也不妨稱之為幻想的體裁，是一種充滿智慧而又不僅僅是想象的體裁；其實這兩者兼而有之，但更突出了智慧。

他本來可以把他的罪犯和偵探安排在紐約，但如此一來讀者便會考慮事情是否真是這么發生的，紐約的警察是不是這樣或那樣的。讓一切都發生在巴黎，發生在圣日耳曼區一個無人的街區，這樣能使愛倫·坡的想象力更加寬廣，構思起來更加游刃有余。因此，第一個虛構的偵探是外國人，文學史記錄下的第一個偵探是法國人。為什么是法國人呢？因為作者是美國人，需要一個遠處的人物。為了讓人物顯得更加怪異，安排他們遵循一種與人們熟知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這兩個人在天亮時拉上窗簾，點亮蠟燭；黃昏時分出門在巴黎人跡稀少的街道上散步，尋找那無窮的蒼穹。據愛倫·坡說，只有一個沉睡的大城市才有這樣的夜空；同時感受人潮涌動和寂寞孤獨，這能激發人的思想靈感。我想象，這兩個朋友晚間躑躅在巴黎人跡稀少的街道上，他們在談論什么呢？在談論哲學，討論有關智慧的問題。接著慘案發生了，這是幻想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第一宗慘案：兩名婦女被殺。我要說的是莫格街發生的慘案，慘案比一般兇殺更富刺激性。說的是兩名婦女在一間似乎外人無法進入的房間里被殺害。愛倫·坡用鑰匙打開了這間緊鎖著的神秘房間。一個女子被扼死，另一女子的脖子被折刀割斷了。屋里有許多錢，四萬法郎被撒得滿地，一切顯示這是一種瘋狂行為。這就是說，故事一開頭就很殘酷，甚至令人不寒而栗，最后，案子偵破了。

但是這個破案結局對我們來說不能算作破案結局，因為我們在閱讀愛倫·坡的故事前已經知道情節了。這當然大大減弱了刺激性。（這情節與《化身博士》很相似；我們知道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但這只有讀過愛倫·坡的另一個弟子斯蒂文森作品的人才會知道。雖說杰基爾醫生和海德先生的故事怪誕不經，其實讀者一開頭就知道這兩個人是一個人的化身。）此外，誰會想到本案里的兇手原來是只猩猩，是只猴子呢？是通過機智的判斷弄清案子真相的，依據是在發現慘案前進入房間的那些人的證詞。他們聽出那個沙啞的聲音是個法國人的聲音，都聽出了幾個單音節詞，一個沒有音節的聲音，都聽出是一個外國人的聲音。西班牙人以為那是德國人，德國人以為那是荷蘭人，荷蘭人以為是意大利人，如此等等；其實這不是人的聲音而是猴子的聲音。于是就破案了；案子是偵破了，但我們早已知道結局了。

因此，我們可能會對愛倫·坡產生不良的印象，會認為他的情節膚淺得讓人一目了然。對我們這些早已知道情節的讀者來說確實如此，但對初次閱讀偵探小說的讀者來說則未必，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已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他們不像我們似的都是愛倫·坡制造出來的讀者。我們只要讀過一部偵探小說，就會成為愛倫·坡制造出來的讀者。讀過那篇偵探小說的人都會入迷，接著便會產生另一批偵探小說的讀者。

愛倫·坡寫了五本書，其中一本叫《你是那人》，這是所有書里最差勁的一本，但后來被伊斯雷爾·贊格威爾模仿，寫了《弓區大謎案》，他也仿造案子發生在一間密閉的房間里。說到這里，我們看到了一種新的人物，一名特殊的兇手，他后來被加斯東·勒魯照搬到他的《黃色房間的秘密》里：原來偵探就是兇手。接著又有另一篇堪稱典范的偵探小說叫《被竊的信件》和另一本書叫《圣甲蟲殺人事件》。《被竊的信件》的情節十分簡單。有一封信被一個政客偷走了，警察知道信是他拿走的，警察兩次在街上把他截住，隨即搜查他的家。為了不漏掉任何東西，整個屋子被分隔成若干片，逐片檢查，警察動用了顯微鏡、放大鏡，取走了房里的每一本書，檢查信是否夾在哪本書里，還在瓷磚地上尋找腳印。最后杜賓出馬了。他說警察上當了，警察抱有的念頭與三歲小孩一樣，認為信可能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但是，事實并非如此。杜賓去拜訪那個政客，此人是他的朋友。他看見辦公桌上面人人都能見到的地方放著一個已撕開的信封。他覺察到這就是大家都在尋找的那封信。這一觀念就是把某些東西藏在某個顯而易見的地方，太容易被人看到，反而誰都沒有找到。此外，為了引起我們注意，愛倫·坡是如何機智地構思偵探小說的，在每個故事一開頭，總有種種推理分析，總有一段對弈的討論，究竟是“惠斯特”占上風，還是“王后”占上風。

愛倫·坡寫完了這五篇小說后，又寫了另一篇：《瑪莉·羅熱的秘密》，這是他所有小說中最離奇也是讀起來最乏味的一篇。講的是一樁發生在紐約的血案：一個叫瑪麗·羅杰的姑娘被殺了，我想，大概是個賣花女郎。愛倫·坡只是從報紙上讀到了這則消息。他把血案移到巴黎，把姑娘的姓名改為瑪莉·羅熱，接著描寫血案是如何發生的。果不其然，幾年后兇手被發現了，情節竟同愛倫·坡書中描寫的不謀而合。

所以，我們把偵探小說看成是一種智力型的文學體裁。這種體裁幾乎完全建立在虛構的基礎之上，破案靠的是抽象推理，而不是靠告密者或罪犯疏忽。愛倫·坡心里明白，他寫的東西并非真實，所以總把案發地點放在巴黎，那位推理者是個貴族，而非警察，因此常把警方置于滑稽可笑的境地。這就是說，愛倫·坡塑造了一位聰明的天才。愛倫·坡死后發生了什么情況呢？我想，他死于一八四九年；另一位與他同時代的大作家惠特曼寫了一份關于他的訃聞，說道：“愛倫·坡是一位只會在鋼琴上彈響低音符的演奏家，他不代表美國的民主。”——愛倫·坡生前從未追求過此事，惠特曼對待愛倫·坡是不公正的，愛默生也是如此。

現在不乏貶低愛倫·坡的評論家，但我認為，愛倫·坡從總體來說是位天才作家，雖然他的小說除了那篇《亞瑟·戈登·賓》之外，都有不少缺點。但是所有這幾篇偵探小說都塑造了一個人物，這個人物遠遠超越了他所塑造的各種人物，超越了杜賓，超越了各種慘案，超越了已不再使我們大吃一驚的隱秘。

在英國，偵探小說這一體裁是從心理學角度被人接受的，我們讀到的英國最優秀的偵探小說，有柯林斯的《白衣女人》和《月亮寶石》。接著我們讀到切斯特頓的作品，他是愛倫·坡的偉大繼承者。切斯特頓說，現已出版的偵探小說沒有一本超得過愛倫·坡的作品；但我個人認為，切斯特頓超過了愛倫·坡。愛倫·坡寫的小說純粹是虛幻的。比如說《紅死病的面具》，比如說，《雪利酒桶》，完完全全是幻想出來的；而且，這五篇偵探小說全都是推理小說。但是切斯特頓有他的獨到之處，他寫的小說既是幻想故事，又有偵查破案。我要講講其中的一篇《隱身人》，發表于一九○五年或一九○八年。

這篇小說的情節簡而言之是這樣的，說有一個專門制造機械木偶的人，他制造的機械木偶有廚師、門房、女傭和機械師，他一個人住在倫敦郊外一座雪山頂上的一所公寓樓里。有一天，他受到了威脅，說他將被殺死——這是一個小動作，但對偵探故事來說卻十分重要。他獨自一人和他的機械用人們住在一起，這事情本身就有點令人毛骨悚然。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在一群能盲目地模仿人的動作的機械人中間。最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說他當天下午就要喪命。他叫來了他的朋友們，朋友們去報了警，并讓他一個人留在機械木偶中間。但在此之前，朋友們先是要求門房留意有什么人進入屋內，以后還把他托付給一位巡警，也托付給一個賣炒栗子的人。這三個人都保證會很好地完成任務。當朋友們帶著警察再回來時，他們注意到雪地里留有腳印。走向屋子的腳印較淺，離開屋子的腳印較深，好像帶走了什么重物。他們走進屋子，發現機械木偶制造者失蹤了。接著又看見壁爐里留有焚燒過的灰燼。至此小說被推向了高潮。人們懷疑那人是被他制造的機械木偶吞噬了。

這是故事最打動我們讀者心理的地方，這比故事結局還要激動人心。兇手進過屋子，這是賣炒栗子的人、巡警和門房都看見了的，但沒有留意他，因為那人就是天天下午這個時刻到來的郵差。是他殺死了被害人，把尸體裝進了郵袋。他把郵件統統燒光后揚長而去。布朗神甫見了他，同他談話，傾聽他的口供，并寬恕了他，因為在切斯特頓的小說里沒有人被捕，也沒有任何暴力。

如今，偵探小說這一體裁在美國的影響已一落千丈，變成了一種反映現實、充滿暴力，也包括性暴力的文學體裁。不管怎么講，這一體裁已經消失，偵探小說原有的那種運用智慧的特色已被人遺忘。在英國這一特色卻還保留著，那里還有人在寫非常平靜的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個英國小村莊里；那里一切都憑智力，一切都很平靜，沒有暴力，沒有大量流血。我也曾嘗試過寫偵探體裁的作品，我并不為自己做過的事感到過分驕傲。我把它歸在象征性作品一類里，我不知這是否合適。我寫了《死亡與指南針》。我和比奧伊·卡薩雷斯合作的作品，也有某些偵探性質的內容，他的小說遠遠超過了我的小說。以伊西德羅·帕羅迪為主人公的偵探小說別具一格，他本人是名囚犯，從監獄里偵查破案。

最后，我們能對偵探小說體裁說些什么贊揚的話呢？有一點明確無誤的情況值得指出：我們的文學在趨向混亂，在趨向寫自由體的散文。因為散文比起格律嚴謹的韻文來容易寫；但事實是散文非常難寫。我們的文學在趨向取消人物，取消情節，一切都變得含糊不清。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里，還有某些東西仍然默默地保持著傳統美德，那就是偵探小說；因為找不到一篇偵探小說是沒頭沒腦，缺乏主要內容，沒有結尾的。這些偵探小說有的是二三流作家寫的，有的則是出類拔萃的作家寫的，如狄更斯、斯蒂文森，尤其是柯林斯。我要說，應當捍衛本不需要捍衛的偵探小說（它已受到了某種冷落），因為這一文學體裁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這是一場考驗，我們應該感激偵探小說，這一文學體裁是大可贊許的。

（一九七八年）

本文選自：遠去的燈塔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