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深圳沒有歷史”的認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文史界進行反駁的策略就是從考古發(fā)掘到文獻記載，以千年為歷史維度鋪陳“悠久輝煌的歷史”。

談及深圳“悠久歷史”必會提及的咸頭嶺遺址

這種做法很多時候并沒有起到很強的效果，以千年為時間維度的宏大敘事，給人的歷史存在感就像匆匆過客可有可無——這種缺失的歷史存在感對于明朝以前的歷史尤其嚴重。為了增強歷史存在感，深港兩地的學者竭盡所能從稀缺的文獻里面發(fā)掘信息，試圖構建出深厚的歷史底蘊。

模糊的屯門鎮(zhèn)

這其中的一例，是對歷史上的“屯門鎮(zhèn)”的求索，曾經(jīng)熱度之高甚至催生出了“隋唐與南漢，深圳地區(qū)成為廣東瀕海的軍事中心”這樣的論斷。然而，如果翻看文獻，尤其是接近屯門鎮(zhèn)設立時期的文獻，可以說直接相關的史料寥寥無幾。

現(xiàn)存最早提到“屯門鎮(zhèn)”的文獻，是《唐會要·安南都護府》：“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廣州寶安縣新置屯門鎮(zhèn)，領兵二千人，以防海口。”《唐會要》成書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這一句話所包含的信息，實際上已經(jīng)是跨越宋元最為豐富的。

《唐會要》書影

同樣是北宋的文獻，《新唐書·地理七上》里面的“有經(jīng)略軍、屯門鎮(zhèn)兵”其實并沒有提供進一步的信息。后世對屯門鎮(zhèn)地位進一步的解讀，來源于唐玄宗天寶三載（744年），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這次事件。這個事件記錄在《舊唐書·本紀·玄宗下》和《新唐書·本紀·睿宗玄宗》。然而這兩則史料都沒有把這個事件跟屯門鎮(zhèn)鏈接上。

“（天寶三載）夏四月，南海太守劉巨麟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

——《舊唐書》

嘉靖《廣東通志·外志·海盜》大概才是現(xiàn)存最早提到“太守劉巨鱗以屯門鎮(zhèn)兵討令光誅之”的文獻。出現(xiàn)在歷史事件八百多年后的記載，在缺少傳承脈絡的情況下，可靠性是很難保證的。

嘉靖《廣東通志》的編者黃佐，可以認為是最早構建廣東文化的大家。這樣一個記載出現(xiàn)在這里，結合上下文來看，黃佐的目的其實是在梳理著嶺南濱海邊地在王朝國家的框架下融入互動的過程。即便有了這樣一條記載，屯門鎮(zhèn)本身的運作制度，依然是模糊不清的（當然，也可以借唐朝的軍鎮(zhèn)制度進行鴻篇論述，但難逃高射炮打蚊子之嫌）。

“天寶二年，海賊吳令光作亂，寇永嘉郡。南海太守劉巨麟以屯門鎮(zhèn)兵討令光，誅之。”

——嘉靖《廣東通志》

甚至屯門鎮(zhèn)本身的治所或者轄區(qū)，也是模糊不清的。無論是香港學者引用《杯渡山紀略》的“所謂屯門者，即杯渡山也”，還是深圳學者引用《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海寇》的“按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zhèn)（其實同樣的文字更早之前出現(xiàn)在嘉靖《廣東通志·外志·海盜》）”，都無法做到有理有據(jù)地論述。

“按：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zhèn)”

——嘉靖《廣東通志》

如此，“隋唐與南漢，深圳地區(qū)成為廣東瀕海的軍事中心”這樣的論斷，毫無疑問更加是武斷夸張的。

“混亂”的香山鎮(zhèn)

與屯門鎮(zhèn)相似的是香山鎮(zhèn)。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三十一》的記載可以說已經(jīng)完整講出香山鎮(zhèn)的來龍去脈： “（元豐五年）廣南東路轉(zhuǎn)運判官徐九思言，東海有島曰香山，僑田戶主客共五千八百三十八分，隸東莞、南海、新會三縣，凡有斗訟，各歸所屬縣辦理，遇風濤則踰月不通，乞建一縣，因香山為名； 本路監(jiān)司相度，欲止置香山鎮(zhèn)，差監(jiān)官一員兼煙火盜賊，從之。 ”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書影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成書于南宋初年，距離香山鎮(zhèn)的設立不算太久，而且這則史料里面細節(jié)也較為豐富，相信可靠性比較高。不過到了明朝，官方文獻的記載就出現(xiàn)了紕漏，導致后世的記錄一度出現(xiàn)混淆。

這個紕漏可能最早來源于天順《大明一統(tǒng)志·廣東布政司》里面的“（香山縣）本唐廣州東莞縣香山鎮(zhèn)”——這個記載把香山鎮(zhèn)出現(xiàn)的時間提前到了唐朝。這句話后來出現(xiàn)在不同的地方志里面，尤其是明朝的地方志。

《大明一統(tǒng)志》書影

道光《香山縣志·輿地·沿革》有一段很長的文字更正舊地方志的一些香山縣沿革錯誤，其中就包括香山鎮(zhèn)設立的時間。道光《香山縣志》的總纂為黃佐的后人黃培芳，也是當時的一位大家，這段文字很可能就是出自黃培芳的手筆。

道光《香山縣志·沿革》中關于香山建制史的考證

即便有了這段文字，現(xiàn)代的地方志里面，香山鎮(zhèn)設立的時間，依然有記成唐朝的。香山鎮(zhèn)的所在，一般沿用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古跡》的記載：“故鎮(zhèn)即宋金斗鹽場也，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地名濠潭，舊為金斗，鎮(zhèn)屬東莞，宋紹興改為香山場，后遷于場前村，址廢。”這個記載多多少少有些含糊，濠潭、場前，大致指的都是今天珠海山場一帶。

珠海山場村前刻石

其實，不管時間地點的記錄上是否準確，根據(jù)現(xiàn)存的史料來看，也依然很難清晰看出香山鎮(zhèn)是怎么運作的，也許香山鎮(zhèn)的行政長官具有處理稅收（尤其是鹽稅）、訴訟和治安等政務的行政管理職能——但大概不能拿景德鎮(zhèn)、青龍鎮(zhèn)、朱仙鎮(zhèn)這些工商業(yè)發(fā)達的名鎮(zhèn)作為香山鎮(zhèn)的參考。

香山縣的“組成”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香山鎮(zhèn)升為香山縣。 這個事件在時間非常接近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三》里面就只有很簡短的一句話： “丙午，升廣州香山鎮(zhèn)為縣，從本路諸司請也。 ”

此后一直到明朝，《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六·廣州府·建置沿革》引用《新圖經(jīng)》的記載，“紹興二年，東莞縣姚孝資請州聞于朝創(chuàng)立縣也”，也不過是多了“東莞縣姚孝資”這樣一重信息。

《永樂大典·廣州府香山縣之圖》

不過，有個別史料把香山鎮(zhèn)設立的時間記作香山縣設立的時間，以至于《永樂大典》寫到香山縣的時候?qū)ｉT作了澄清。

從景泰《寰宇通志·廣州府·建置沿革》開始，之后的志書，對香山縣建縣的描述多了“割南海、番禺、新會三縣瀕海之地益焉”這樣一則信息。這則信息有收錄于嘉靖《香山縣志·藝文志·文》的宋碑《縣令梁公德政碑》碑文印證：“廣郡之西南，舟行可四日許，有嶼曰香山，環(huán)巒引海，舊隸于番、南、莞、新四邑間，紹興壬申，始割而邑之。”

《縣令梁公德政碑》

但是整個明朝，都沒有一本志書提到香山縣的哪些部分原屬東莞縣文順鄉(xiāng)，哪些部分分別來自南海、番禺、新會三縣。

康熙《香山縣志·輿地·沿革》有一段頗為詳細的記載，甚至提到晉朝新會郡下面的封平、封樂兩縣，來闡明香山縣如何從四個母縣而來。但上述道光《香山縣志·輿地·沿革》的那一段文字，則引經(jīng)據(jù)典對這個舊說進行了批駁，尤其是封平、封樂二縣跟香山縣的關系，但最終似乎并沒有完全否定這樣的一個觀點：

包含一坊六都的香山島和龍眼都（今天沙溪、大涌一帶）原屬東莞縣文順鄉(xiāng)；大欖、小欖原屬南海縣；黃圃、潭洲原屬番禺縣；黃梁（今天斗門、金灣一帶）、古鎮(zhèn)原屬新會縣。

香山各地原屬

底圖：光緒《廣州府志》

這個觀點應該是清朝人根據(jù)能夠拿到的史料的猜測，從地理上來說大致是合理的。更何況小欖、黃圃、潭洲一帶的沙田話接近順德話（順德縣是明朝景泰三年由南海縣分置的），斗門話和古鎮(zhèn)話接近新會話。

不過，《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七·廣州府·土產(chǎn)》引用《元一統(tǒng)志》：“海晏、都斛、矬峒三處，舊有博勞、懷寧、金斗三場，在新會縣，九圍二里內(nèi)五常、棊（應為‘恭’）、鞠、大字圍四處，并在香山，今并屬本道轉(zhuǎn)運監(jiān)使司。”

《永樂大典·廣州圖經(jīng)志》（光緒抄本）書影

這則史料提到的五常字圍和恭字圍后來成為恭常都，鞠（谷）字圍后來成為谷字都，大字圍后來成為大字都，這幾個圍合起來對應的是現(xiàn)在五桂山以南的大片區(qū)域，按此記載原本都是歸屬新會縣金斗鹽場，后來才分出香山鹽場——又給香山縣建縣之前的分屬蒙上了一層紗。

到頭來，香山建縣這樣的一個事件，即便是有一定線索的分域劃界，都還是一段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更不用說相關記載一片空白的戶籍、財政、軍事等等諸多政務的承接變革。

跳出彎彎繞繞甚至似是而非的文獻史料，從更為本質(zhì)的角度來考慮，也許會更加清晰。宋朝的時候，甚至到了明朝，國家對海島的管轄并不是很嚴格。如果沒有特別的經(jīng)濟軍事原因，海島很多時候并沒有明確的歸屬，甚至還有盡遷其民放棄管轄的。

清中葉《廣東海防圖》香山縣部分

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山川》就提到：為了防止聚盜和通番，明初的時候，三灶就已經(jīng)盡遷島民，田地也不許耕種；此外，在南面的海上，還有大量“不在版圖”的島嶼，“其民皆島夷”，也就是不在國家管治之下的化外之民。香山島上有鹽場有銀場，也就有稅收有編戶，后來還設立了有軍事職能的香山鎮(zhèn)，那也就應該有明確的歸屬管轄，當然周邊各縣多數(shù)會爭奪管轄權。

至于周邊的那些島嶼，包括大小欖、大小黃圃、譚洲、海洲、古鎮(zhèn)、黃旗角、三角、浮墟、黃梁、三灶，等等，歸哪個縣管轄，那一定是有利益的時候搶占，有麻煩的時候推卸。

《廣州人物傳·流寓下·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宋末的時候，鄧光薦避元兵逃到黃梁，結果全家被“土賊”燒光殺光——可以間接看出當時海島的社會環(huán)境。

“……是冬，香山警，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光薦脫走……”

——《廣州人物傳·流寓》

與此相對應的，是《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七·廣州府·風俗形勢》里頭的這樣一個評價：“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其俗最（筆者按：此處抄本少了一個字，但可以猜測大概是類似于‘鄙’這樣的形容）。”《永樂大典》這段文字過去有認為引自《元一統(tǒng)志》，但通讀上下文似乎更像引自《新圖經(jīng)志》，應該是明初的記載，如果明初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南宋。

大奚山是海南場？

可以比較的是大奚山（現(xiàn)在香港大嶼山），南宋慶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發(fā)生了一場島民之亂，還驚動了朝廷派兵鎮(zhèn)壓。《輿地紀勝·廣南東路·廣州·古跡》的“大奚山”條下，對這次事件有比較詳細的記述。這場島民之亂的原因，跟“以魚鹽為生”的島民販賣私鹽相關。

《輿地勝紀》書影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鹽法》就提到：“（淳熙十年），大奚山私鹽大盛，令廣東帥臣遵依節(jié)次已降指揮，常切督責彈壓，官并澳長等嚴行禁約，毋得依前停著逃亡等人販賣私鹽…廣東水軍統(tǒng)領兼以巡察海道私鹽帶銜，每考批書，必會鹽司有無透漏縱容大奚山私販事節(jié)，方與放行，如有捕獲私鹽數(shù)目，即與依格推賞。”島民販賣私鹽驚動廣東水軍統(tǒng)領帶兵征討，根本原因是私鹽盛行已經(jīng)影響到鹽政的運作。

饒宗頤先生在他的著作《九龍與宋季史料》里面，列舉上述史料，并且參照乾隆九年《大清一統(tǒng)志·廣州府上·古跡》里面提到的“海南場在大奚山，今廢”，認為大奚山就是《元豐九域志·廣南路·東路》所述“靜康、大寧、東莞三鹽場，海南、黃田、歸德三鹽柵”之中的海南鹽柵。

《元豐九域志》書影

且不論《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鹽法》把靜康、大寧、海南的鹽額統(tǒng)一計算，并且天順《東莞縣志·山川》把武山的參考點選為海南柵，已經(jīng)沒有爭議地把海南柵定位在了現(xiàn)在東莞虎門的南柵（舊稱就是“海南柵”）。在諸多的史料中，反映出來的“不事農(nóng)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的島民，就不是一群服從國家管治按照定額生產(chǎn)繳納正鹽的鹽場灶民。

天順《東莞縣志·山川》提到的“宋紹興間…立為外寨，差水軍使臣一員彈壓，官無供億，但寬魚鹽之禁，謂之腌造鹽（指的是用于腌魚的鹽）”，恰恰也反映了島民對官府并沒有鹽場那種賦役關系。

天順《東莞縣志》里記載的“海南柵”、“大奚山”

不過，在島民之亂之后的某個歷史時期，大奚山應該確實納入了鹽場體系，也確實曾經(jīng)有過一個“海南場（大概就是《廬江郡何氏家里》里面的‘黃田場海南柵’）”，但具體過程如何，缺乏文獻記錄，也只能付之闕如了。

饒先生著述的年代信息比較封閉，學術不太成熟，張冠李戴“海南柵”，把大奚山的私鹽貿(mào)易看作鹽場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說受限于時代無法苛責。然而六十年過去了，這樣一個錯誤卻依然沒有得到糾正，不得不說非常遺憾。

東莞博物館亦將海南鹽柵定位在大奚山

反過來想，把官方機構鹽場的帽子摘去，海島的歷史似乎變得有點難堪，但卻更加合情合理——國家對海島的控制經(jīng)營，從來都不會是一段想當然耳的歷史。

沿海邊地，以千年為時間維度的歷史，占據(jù)時間線絕大部分都是模糊的。 神秘的面紗之下，能夠管中窺豹隱約看到的，多數(shù)都并不輝煌。 人們也許總是希望歷史是輝煌的，因為這是大框架下的文明史主旋律。 但是小區(qū)域借助大框架宏大敘事，往往是蒼白無力的。 那歷史需要怎么樣呈現(xiàn)？

也許中山市博物館給出的答案才是更加有說服力的：模糊的歷史本不需要任何的粉飾，雖然不輝煌，但是真實合理，寥寥數(shù)筆不代表不負責任的忽視，而是為更加清晰燦爛的畫面打好伏筆。

（第三章節(ji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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