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蜀黍，俗名苞谷，于深山之中廣有產出，貧民多以此替代米麥。” 玉米自起始之際，便被視作窮人的 “救命糧”。

在清朝歷史的長河中，曾有皇帝下令嚴禁種植玉米，尤其是在受災嚴重之地，種植者便會厄運臨頭。

其緣由頗為簡單，玉米對土地的要求并不嚴苛，能夠輕易地在山區繁衍開來。

如此一來，便可能為大量土匪與流民提供生計，故而玉米成為官府極力禁絕的對象。

嘉慶十八年《平定剿匪紀略》卷 38 載：“查南山匪徒起釁根由，…… 多系川楚等省貧民，或孤身前往，或攜家眷而來，開墾荒山，種植包谷雜糧；其距興安、漢中相近者，借水運販賣。”

此奏折之意，乃是指玉米成了查南山區土匪的 “匪糧”，售玉米所得則為資敵的 “賊贓”。

道光年間，安徽徽州府官員上奏：“棚民私行開墾，種植苞谷，…… 此棚匪成群結隊，實乃地方之患。”

種植玉米分明關乎 “國家糧食安全”，怎會淪為一樁罪過？

道光八年（1828 年）《白山司志》記：山地廣種玉米，民眾皆賴其以果腹。

《安順州志》亦載：“包谷，于山地遍植，民眾皆仰仗其接濟飲食。”

道光二十年（1840 年）《宣平縣志》稱：“玉米，…… 每百斤可磨粉九十五斤，貧民借此充作日糧”；清末光緒年間，常山縣亦是 “深山窮谷專種包粟以度一年之糧。”

諸位，其中緣由已然明晰。

玉米乃能讓窮人飽腹之物，如此一來，富人又怎能肆意壓榨？

鄉紳階層自是借助官府之力，妄圖從根本上打壓玉米的種植。

《遵義縣志》一語中的：“苞米價廉且耐食，食用又便捷，為富人所不屑，卻是農家之命脈。”

清代康熙、雍正之后，人口數量迅猛增長。據考證，清朝建國之初，全國人口約在六、七千萬上下，歷經數十年的安撫流亡、休養生息，人口漲至一億二、三千萬。

自 17 世紀后期起的百余年間，正值清代所謂太平盛世，人口日益繁盛，至 18 世紀末，全國人口已然突破三億大關。人口的劇增給糧食供應帶來了極為沉重的壓力，于是眾多農民紛紛前往山區墾殖。

玉米特別適宜在山地、山地種植，清人郭云陛在《救荒簡易書·救荒土宜》里談到：“黃子包谷宜種沙地。黃子包谷沙地能成，若于立夏斷風前五日種之，則苗不為沙所打，而能早熟。

據估計，清代北方有玉米參加輪作復種的耕地，比不種玉米的耕地，可增產23.75%;南方則是28.33%。同大米等糧食品種相比，玉米還耐饑，時人有“大米不耐饑，苞米能果腹”之語。

然而，有利益之處，必有紛爭。

為維系所謂 “江湖” 的生態平衡，古代官員祭起 “環保主義大旗”，且屢試不爽。

嘉慶二十年（1815 年）《寧國府志》記載：“苞蘆，流民賃屋種植苞蘆，妨礙河道，嘉慶十二年奉旨查禁。” 道光三十年（1850 年），汪元方稱浙江西部各屬山區，有外地流民 “棚居山中，開種芭谷，引類呼棚，蔓延日眾”，致使 “每遇大雨，泥沙俱下。”

道光十三年（1833 年），御史蔡湊遂上疏朝廷，請求嚴禁 “棚民開山之舉”。

瞧，種玉米竟會導致水土流失，阻塞河道。

官員們禁種玉米的奇葩理由，竟是為了環保。

為打壓農民的種植權益，官員們在奏折中寫道：“…… 去秋包谷青空，廉谷、蕎麥收成共有五分以上。力田之家尚堪自給，惟糧價高昂，各廠不能多養工人，傭工者無可營生，且知向來辦賬外來游民不入戶冊者例不給頒，遂起意搶奪，無業游民紛紛附和，以致聚集人眾，竟敢抗拒官兵。”

在官員、胥吏們上綱上線的筆墨操弄下，玉米成了 “有害農作物”。

從糧食價格，論及無業游民；

從聚眾鬧事，談及對抗官府。

透過此短短幾百字的奏折，可窺得因百姓種植玉米，遭官府與豪強聯手打壓多年，終至無奈嘯聚山林的往昔。

追根溯源，玉米種植粗放，價格低廉，“擾亂了” 糧食市場的價格，糧商無利可圖，官員們又怎得分賬？

人于饑餓時僅有果腹之憂，貧民飽腹之后，富農便會徒增無數煩惱。

眾人皆能飽腹，誰還會去地主家 “借貸”？

若無人借貸，不玩 “驢打滾”“九出十三歸”，市面上的當鋪、錢莊豈不要關門大吉？

市場經濟豈非要被 “泥腿子” 們攪亂？

君謂計將安出？唯有彈壓一途。

于是，便有了這樣一份奏折：“我等闔邑居民，于嘉慶七年間呈請縣府，通詳嚴禁，飭縣驅逐。該匪等抗斷不遵，串通本地匪類，捏寫租票，勒索退價。我等屢經赴上司各衙門具控，俱批令將山場封禁，毋許棚匪一名藏匿。而本縣以棚匪眾多，驅逐為難。數載以來，騷擾不安。”“數載以來，騷擾不安。”

可見，關于農民種植玉米之事，官府與鄉紳已持續打壓多年。

小小的玉米成了 “富民所唾棄”，“山民賴以活命” 的珍寶。

但凡錯誤執行的政策背后，必然牽涉龐大的利益集團，古今皆然。

道光四年（1824 年），兩江總督陶湖因安徽休寧縣 “書民” 程元通等的申控，限定當地墾山棚民于租期年滿后，“退山回籍，其年限已滿并未載明年限而承種已逾十年者，再種二年退回；如年限未滿業主情愿還租及訴訟到官，紡退租價，按年分攤；如置有田產與土著民人締姻編入保甲者，與土著無異，應令入籍。”

你若鐘情于種玉米？再種便取消你的戶籍，子女還妄圖參加科舉考公務員？簡直癡心妄想！

即便如此，仍難阻擋山區居民種植玉米的熱忱。

清史記載：棚民退山后，不得仍種包蘆，改種茶、杉，培蓄柴薪，以免坍瀉。如仍有將山場混召異籍之人搭棚開墾至五十畝者，無論公業私業，發邊遠充軍；不及五十畝者，減一等；租價入官。

表面觀之，清政府擔憂流民聚集山區，會對統治構成威脅。明了否？皇帝最為忌憚者為何？自是影響統治！于是，鄉紳懇請官府上奏天子，進山剿匪，奪得田地后再分賬。說白了，便是當地豪強見山區開墾出諸多良田，攛掇 “鄭必昌、何茂才” 之輩上演一出類似 “改稻為桑” 的鬧劇。他們甚至無需使出 “毀堤淹田” 這般愚笨手段，徑直將山區百姓 “棚民” 劃歸 “山匪” 即可。

老百姓所種的 “玉米糧”，觸動了官老爺的 “鐵飯碗”，自然要將你的“保命鍋”砸爛。

否則，魯迅怎會喟嘆：“我翻開這歷史一查，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

清朝后期，人口愈發增多，糧食愈發匱乏。貧農與地主之間的矛盾逐步升級，引發了白蓮教起義、捻軍起義、太平天國運動，清政府對民間的掌控力日益衰弱，禁止玉米種植之事遂無人再提。

《巫山縣志》載：玉米、甘薯……，產量數倍于稻谷。

光緒十九年，《奉節縣志》記：“苞谷往昔禁絕…… 今則漫山遍野皆有栽種，農民之食全仗于此矣。”

言語間，都是清朝官員對玉米種植政策變化的無奈與困惑。

玉米，終究是健旺地生長了起來。

光緒末年，“小麥、苞谷，民間種植極為繁盛，皆為大宗出產。” 宣統三年，玉米、小麥、紅薯已然成為全國的主要糧食農作物。

當饑荒的陰霾籠罩華夏大地，玉米粒粒飽滿，堅毅地抵御著饑饉。

在荒蕪的歲月里，玉米粥的馥郁芬芳，飄蕩于破敗的屋檐之下，那是生命的召喚。

它陪伴著苦難的中國熬過 丁戌奇荒1987，挺過 1888 大饑荒，渡過 1920 五省大干旱，挨過 1931 江淮水災、熬過河南 1942 大災荒。

玉米于貧瘠之地頑強抗爭，根須似干枯消瘦的手指，緊緊攥住大地的咽喉，只為那一線生機。

它陪伴著苦難的中國，撐過了最為饑餓、困厄、艱難的時光。

它那宛如信箋的苞葉，寫滿了歲月的滄桑痕跡。剝開一片褶皺縱橫的苞衣，那金黃璀璨與清甜甘美，能夠潤澤一條饑腸轆轆的生命。

建國之后，我國農業與農村經濟步入改革發展的嶄新階段。

20 世紀 80 年代起，玉米茁壯成長，穗大粒飽，精耕細作，顆粒歸倉，玉米產量連年遞增。

90 年代，中國玉米生產達歷史最佳時期，種植面積與產量皆位居世界前列。

得益于 20 世紀科技的進步，玉米終成全世界第三大重要糧食作物。

親愛的玉米，早已褪去 “救命糧” 的舊有身份。

如今，餐盤里的玉米粒，依舊閃爍著往昔的光影。

時刻提醒著我們，莫要忘卻曾經的過往，敬重土地與生命的恩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