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們介紹了沙家“五杰”，個個都了不起，其實，在沙家，比五兄弟更厲害的卻是一個弱女子，她就是老三沙文漢的媳婦陳修良。

作為我黨歷史上的第一位大城市的女市委書記，她在老蔣眼皮子底下隱藏3年，指揮若定，游刃有余，攪得這個“鐵桶一樣的城市”翻江倒海。南京能夠和平解放，她居功奇偉。

無怪乎，解放南京的第八軍團司令員陳士榘嘖嘖稱贊：

“我沒想到，幫助我軍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黨，竟然是一個優雅的女子啊！”

• 經歷坎坷，臨危受命

抗戰結束不久，國共內戰的硝煙再起。華中分局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分局城工部之下建立南京工作部，由陳修良任部長，領導南京地區黨的工作。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領導機構設在解放區，統管南京幾個系統黨組織的狀況無法適應斗爭的需要，華中分局決定撤銷南京工作部，建立中共南京市委。

1946年3月，在江蘇淮安新四軍基地的一個農舍里，華中分局副書記譚震林找到陳修良談話，時任華中局城工部部長的陳修良丈夫沙文漢也在場。

這次談話宣布任命她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立即進入南京領導地下斗爭。

1946年4月，沙文漢送陳修良潛入南京。沙文漢知道陳修良此去意味著什么。

那時，這個只有96萬人口的城市，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就達11萬多，在冊的警察有9700多人，蔣介石把南京稱為“鐵桶一樣的城市”。從1927年國民黨第一次“清黨”以后，中共南京地下黨連續遭受了8次毀滅性打擊，到1937年11月南京被日軍攻陷后，整個南京基本上已經沒有中共的地下組織，只有220個地下黨員在艱苦忙碌。

在陳修良之前，國民黨已經殺害了8位南京市委主要領導。

“風蕭蕭兮易水寒”，于是，沙文漢作“丙戎春送修良主持南京地下黨工作，贈詩以壯其行”：

男兒一世重橫行，巾幗豈無翻海鯨？欲得虎兒須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那么，中共為什么會選擇陳修良擔此重任呢？

這得從她的經歷說起！

陳修良1907年出生浙江寧波一個富裕的大家族。她本可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在母親袁玉英生下她和雙胞胎姐姐后沒幾天，23歲的父親就撒手人寰，孤兒寡母因此備受族人欺凌。倔強的母親，一氣之下便帶著她們姐妹離開陳家獨立謀生。

在母親的影響下，她從小天資聰穎又極具叛逆性，決心以秋瑾為榜樣，以身報國，尤其是在看了孫中山先生的文章之后，陳修良對孫中山先生非常崇拜，于是改名陳逸仙。

1922年15歲時，她以第一名考入了寧波女子師范學校，從此和沙家結下了不解之緣。

當時沙家老大沙文若就在女師任教，她就拜沙文若為師，向他學習書法和國文。沙文若很看好她，曾期待她成為一名女書法家，還給她起了一個名字：道希。

陳修良的國文成績極其優秀，也是共產黨人創辦的“新學會社”書店的常客。這期間，陳修良受《向導》、《中國青年》等進步書刊的影響走向了革命，之后，陳修良還擔任過《少年先鋒》的編輯。

1925年5月底，“五卅運動”開始，陳修良被推薦為學校代表到“學聯”去，由此又結識了沙文若的四弟沙文威。

年輕而熱血沸騰的陳修良，因積極參加寧波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她告知老師，國難當頭自己決定不再做書法家而立志投奔革命。

沙文若非常惋惜，曾在1925年給她寫回信（答陳逸），表達了自己作為長者的規勸和惋惜之情，最終，通情達理的沙文若還是尊重了弟子的選擇。

1926年春，陳修良考入了上海國民大學學習，并在這一年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因為變動，她在下半年轉到廣東大學中文系。

1926年沙文若依依不舍地送別了陳修良和二弟沙文求等一行從上海出發同赴廣州投奔革命。

在廣州，正是花一樣的年紀，亭亭玉立的少女邂逅了自己的初戀。由此，開始了她一波三折、傳奇跌宕的感情和婚姻生活。有人形容她的這段生活是一嫁烈士，二嫁叛徒，三嫁“右派”。

1926年的廣東正是革命中心，陳修良前往廣東團省委工作。在這里，她遇見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李求實。兩人日久生情，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李求實可謂大名鼎鼎。他是左聯作家，翻譯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早年參加革命，曾與惲代英、蕭楚女、林育南等湖北最早的共產黨人成立了“共存社”，后在武漢主辦《日日新聞》，是較早在武漢地區開展工人運動的共產黨人。

1927年4月，因為“寧漢合流”，陳修良被調到武漢，擔任過時任中共漢口市委宣傳部長向警予的秘書，并在她介紹下入黨。同年7月，汪精衛叛變革命，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陳修良也奉命前往蘇聯，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國共對峙嚴重，李求實擔任了團中央宣傳部長，又得以在中共中央和黨報委員會工作，為了工作上的方便，組織安排李求實和一個女工結婚，二人“被迫”離婚。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7人正在中共江蘇省委秘密機關東方旅社開會，由于叛徒告密，租界捕探與上海警察合組的行動隊突然包圍了旅社，林等7人均被捕，后被秘密處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東方旅社事件”。此事件促成魯迅寫成《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

陳修良離婚后，在前往莫斯科途中，恰遇上海工運領袖之一的余飛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余飛對陳修良很中意，他隱瞞了自己有妻子的事實，并對她窮追猛打。

余飛是電車工人出身，原名余茂懷，安徽黟縣人，他是中共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同時，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六大上，余飛被選為中央委員。

1928年11月，陳修良從失戀的痛苦里走出來并與余飛結婚。

1929年7月的一天，沙文若的三弟沙文漢去柏林參加世界反帝大會，途徑莫斯科被中共代表團留住，并安排他去列寧學院深造，聽說陳修良也在莫斯科，就來看她。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當時，陳修良已懷有身孕，得到了沙文漢的關心和照顧，更主要的是他們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一致，尤其是對時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王明的一些觀點和做法堅決反對。

不久，無比荒唐的“蘇浙同鄉會”事件爆發。之前不愿意寫批判托洛茨基文章的陳修良、沙文漢，因為也是浙江人就被牽連其中。王明就此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余飛也未能幸免。直到1930年，莫斯科大學停辦，前往莫斯科的人都一一回國。

回到祖國之后，陳修良的日子更加不好過。

由于向忠發和顧順章的變節投敵，中共地下組織被破壞，上海也開始變得不安穩。

余飛在老家安慶準備前往蘇區時，被叛徒發現被捕，很快叛變加入特務組織。余飛不僅自己叛變，還曾試圖想勸陳修良投降，他向敵人供出了陳修良的地址和住處。

沙文漢也很不幸。

學成回國后，正好遇上余飛叛變，他成了余飛叛變后出賣的第一人。當時的沙文漢還不知道余飛告發自己，還是余飛的妹妹通知他說余飛招供。沙文漢覺得大事不妙，立即用電報暗語通知了在上海的陳修良，陳修良也因此迅速轉移，所以余飛在寧波和上海尋找陳修良時，才會撲了個空，也是因此，陳修良在和沙文漢亡命天涯的過程中產生了感情。二人有了好感后，1932年在潘漢年的撮合下，他們結成了革命伴侶（解放后，沙文漢受到潘漢年冤案的影響被錯劃為“右派”）。

1932年，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上臺后，對在莫斯科反對過他的沙文漢、陳修良再次進行打擊報復，不給他們安排工作，從此，他們與組織失聯。

為了找到黨組織，陳修良和沙文漢不惜在這一年漂洋過海，到日本去找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終于重新接上組織關系。

從日本回來后，夫妻倆一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40年后才轉到新四軍后方工作。

• 瞞天過海，與狼共舞

1949年4月24日清晨，剛剛率領第8兵團35軍進入南京城的軍政委何克希，著急忙慌地小跑出軍營，只為迎接一位外表柔弱的“闊太太”的到來。

一個小時后，何克希還專程命令軍部調兩輛軍車，護送此人回到了住所。這時眾人才驚訝的獲知，原來這位平日里不善言辭、愛好打麻將的闊太太，竟是南京地下特工的總指揮！

為何陳修良能夠在老蔣眼皮下隱藏三年不暴露，而且還大有作為，這與她的睿智和策略是分不開的。

新上任時，陳修良很清楚，自己身上肩負的是整個南京地下黨組織幾百號人的性命，因此她格外小心謹慎。重點抓了三項工作：

一是保護好自己的身份。

陳修良吸取了以往黨在敵占區工作的經驗教訓，決定不設專門的市委機關，黨員干部必須做到職業化、社會化，立足于群眾之中。

為了完美融入南京城，她先是住進了一位南京市委委員的家中，隨后考慮到若是發生意外損失過大，于是便與一位地下女黨員住到了一起。幾個月后，陳修良又融入一對地下黨夫婦的家庭，以孩子姑媽的身份自處。

潛伏在南京的三年里，陳修良先后換了6個身份，始終沒有給敵人留下任何把柄。

南京城解放前夕，陳修良的身份是一位人稱“張太太”的豪門老板娘。在旁人眼中，她衣著華麗、身份高貴，平日里素愛與人打麻將。

在成功潛伏下來之后，陳修良抓的第二件事是：

營造反戰氛圍，贏得民意民心。

1947年，在南京市委和陳修良領導下，南京學生開始了反饑餓、反內戰大游行。5月20日，約5000名南京大學生走上街頭，“反內戰”“反饑餓”口號響徹南京城。

第三件事，為攻城消除后顧之憂。

時間來到1949年，隨著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相繼落下帷幕，中國北部地區得到徹底解放，渡過長江、攻克南京已經是大勢所趨。

在戰略決戰即將打響之際，陳修良敏銳地意識到，南京城內還關押著大批共產黨員，屆時南京一旦被攻破，這批同志勢必逃不過，因此，在戰役打響之前救出被關押的共產黨員，成為南京市委工作的重點。

為了尋求解救戰友的良機，陳修良開始指揮黨組織四處出擊。

很快，一個名為沙軼因的人出現在陳修良視野中。

沙軼因是市委屬下學生運動委員會成員，他的姐夫楊兆龍在國民黨司法部當差，且官職不低。

陳修良立即找到了沙軼因，指示他盡最大的努力說服楊兆龍。

楊兆龍在國民黨軍中供職已久，眼看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他也不得不為自己留一條后路。在親友們的再三勸說下，他的心理逐漸松動，開始利用自己的職權保釋出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

很快，國民黨方面再次傳來好消息。新上任的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將檢察署檢察長一職暫時交到了楊兆龍頭上，這意味著他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大幅提高，職權有了質的飛躍。

陳修良得知消息立刻指示沙軼因：繼續加強對楊兆龍的攻勢，敦促他出面向李宗仁建議，將全國各地“政治犯”全部釋放。

在沙軼因的連番攻勢下，楊兆龍不僅動用了自己的力量，還通過游說孫中山先生之子孫科等大批國民黨人士，向李宗仁施壓。

李宗仁考慮到眼下復雜的局面，秉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于1949年4月5日簽署了釋放全國“政治犯”的通告。最高檢察署有關“釋放犯人”的法案隨即出爐。4月9日開始，南京城多處監獄中的“犯人”陸續被放出，大批地下黨員迅速回歸組織，等到4月20日，蔣介石決定將監獄中的地下黨員屠戮殆盡時，南京城各大監獄早已人去樓空。

陳修良此舉，成功保住了大批中共黨員的性命，也消除了解放軍進攻南京的后顧之憂。

• 不辱使命，居功奇偉

在做好最壞打算的同時，陳修良也盡最大的努力往好的方面著力：與解放軍里應外合、用最小代價解放南京城！

由此，她做了三件事：

一是全面地收集相關情報。

1946年5月，陳修良就專門設立了南京情報系統，并任命盧伯明為南京情報系統負責人。1948年，在南京情報系統的基礎上，又設立了南京地下策反系統，任命沙廣威為負責人。這兩個絕密系統都是陳修良單獨聯絡，然后由陳修良向上海中共情報局報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情報的準確與靈通不但是現代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也是減少軍民傷亡的重要條件。除了情報系統重點收集外，陳修良自己也親自下場工作。

一天下午，她去南京市委委員方休家，無意間得知，他的妻弟剛從重慶來南京辦事，這次回南京要住一段時間，此人是國民黨特務電臺機要人員。

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安全問題，而她卻如獲至寶，冒著暴露的風險三番五次地去方休家里作客，終于有一天，方休悄悄告訴陳修良，他妻弟今天出差了，留下了一個手提包，經他檢查一看，里面有一本軍事密碼本。

陳修良立馬拿著密碼本回去找了兩個情報人員用了整整3個小時抄完。抄完后，陳修良又急匆匆地把密碼本交還給了方休，并派盧伯明親自把抄寫的密碼本送到上海中共情報局。

這是一本極其重要軍事情報，黨中央對陳修良獲取這份機密情報給予了贊揚。

還有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修良在一份名冊上，看到了“組織部長汪維恒”這個名字，這讓他不由得想到了國民黨軍政部聯勤總部技術委員會的副署長，此人也叫汪維恒。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覺告訴她，這極有可能是同一個人。

陳修良將此事告訴了沙文威，叫他去核實。經過核查，確定了這兩個名字確是同一人。沙文威立馬電話聯系了他，并與汪維恒接上組織關系。

此后每隔一周, 沙文威就利用同鄉關系進出汪宅。汪維恒將寫好的各戰區軍隊番號、指揮官姓名、兵員數目、司令部駐地等絕密軍情交給沙文威。沙將這些抄件派人送往上海，由地下電臺發往延安。

從 1946年11月至1948年底，汪維恒被調往臺灣前, 沙文威與汪聯手活動, 卓有成效地為我黨取得了大量國民黨最高軍事機密。

由于汪維恒的情報來自軍政部, 可以說是價值無可限量。

由于相當多的情況與后來戰場的實際完全一致，以至于顧祝同、陳誠等人聽了新華社對各次戰斗統計的廣播，發出這樣的驚呼：

“共產黨的數目何以這么準確？簡直比我們還清楚！”

二是秘密策動國民黨海陸空軍起義。

南京是聞名中外的歷史古城，如果硬碰硬地與國民黨武力作戰，對南京古城的破壞將是毀滅性的。

1947年后，隨著解放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為了減少軍民傷亡以及保護城市的需要，中央領導把我黨地下情報工作的重點放在了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的戰略目標上。

在陳修良的領導下，南京國民黨海陸空軍紛紛宣布起義：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點，俞渤帶著機組四人駕駛著最先進的美制B24轟炸機在南京起飛，將三枚噸級炸彈投在總統府后飛向解放區。

1949年2月25日凌晨，國民黨最大最先進的軍艦的“重慶號”在上海起義；

1949年3月初，負責保衛蔣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軍”----首都警衛師在南京起義，師長王宴清還帶來了絕密的江防地圖。

具體策反過程，筆者曾在介紹老四沙文威時詳細鋪敘過，在此不再贅述。

此外，根據需要，陳修良還多次在組織內召開會議，最終在南京市成立了“警察運動委員會”，利用他們普遍生活待遇差，對現實和國民黨有很大不滿的機會，調集組織內的精干力量打入城內各大警局，要求他們爭取警員加入到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中。

很快，南京13個警局便全部被運動委員會滲透。市東區警局的副局長周春萱首先倒戈，在他的帶領下，一些愿意棄暗投明的警察紛紛投到共產黨麾下，漢中門、大勝關、水西門等9個警局先后加入我方計劃。

這些起義的成功，給國民黨政權敲響了喪鐘，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

三是全力阻止國民黨的破壞行為。

解放軍與國民黨幾番決戰以后，解放軍勢如破竹地打到了長江邊。對此，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是：如果解放軍不能攻克南京，他就可以與共產黨隔江而治平分江山；如果南京失守，在國民黨撤軍前必須炸毀港口、火車站、機場和重要倉庫，決不能把南京城拱手送給解放軍。

面對長江對岸的百萬解放軍，敵特人員開始了瘋狂的破壞活動。

1949年4月22日，為了阻止解放軍的進攻，敵工兵營長親自出馬想炸毀下關火車站。我地下黨組織得知了這一情報后，立即與敵人展開生死斗爭。敵人試圖炸毀下關火車站沒有得逞。

緊接著，敵人又去破壞老江口火車輪渡棧橋。這個輪渡棧橋可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一旦被敵人炸毀，對解放軍進攻南京造成運輸上的極大困難。

在這緊急關頭，輪渡棧橋上的工人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負責保護棧橋的中共黨支部委員林大宗帶領起義的警察趕來支援，最終把敵人打跑。

為了嚴防長江對岸的解放軍渡江作戰，國民黨從3月份就開始了封江，他們把長江上的大小船只全部趕進了內河。

解放軍的百萬雄師就這樣被滾滾江水阻擋在了長江岸邊。

時間來到4月23日，市委接到上海方面傳來的電報：解放軍35軍即將渡過長江，進逼南京，請準備好渡江船只。

好在陳修良提前為此事做了準備，接到命令后她立即做出指示：

“下關區水上巡邏艇、輪渡公司大小機動船只全部開到碼頭等候！”

緊接著，成千上萬的漁民冒著生命危險，把停靠在內河的漁船拼死搶出，開向長江對岸，接應解放軍過江。

次日凌晨3時許，浩浩蕩蕩的解放軍部隊抵至江邊，在這批船只的運載下，解放軍35軍1.5萬人全部渡過長江，順利開入南京城。

經過激烈戰斗，解放軍一舉攻占了南京總統府，南京勝利解放了。

建國后，陳修良擔任了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浙江省委宣傳部長、全國婦聯華東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等職務。

1998年11月6日，91歲高齡的陳修良因病去世。

我們常說，歲月靜好。其實，哪有什么歲月靜好，只是有有人為我們負重前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