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社論（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率先向全黨全國人民公布了將要開展“文革”運動的訊息。

這篇社論，更深入更直接地點明，當前在文化戰線上開展的大論戰，絕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什么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十分尖銳的階級斗爭，是一場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爭，是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誰戰勝誰激烈而又長期的斗爭”。

社論將文藝界的學術之爭，一下子上升到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層面，把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人士放在了無產階級的對立面。社論還把文化部門的一些領導人當成了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認為“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利用黨和政府給予他們的職權，把持了一些部門和單位，抗拒黨的領導，通過他們所掌握的工具，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勾當。”

社論分析，這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是和國際上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指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華大合唱相呼應的，是和國內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的復辟活動一個鼻孔出氣的，是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反黨活動相配合的。“我們同他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

社論指出了當前的現實危險性：“我們國內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對黨對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妄圖復辟他們的資本主義美夢。如果我們對這些不拿槍的敵人失去警惕，不對他們進行堅決反擊，任憑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我們社會主義的墻腳就有被挖掉的危險，我們的國家就有變顏色的危險。”所以，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充分認識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長期性、曲折性、復雜性，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社論號召：我們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用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一切，分析一切，對待一切”。“堅決搞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把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這篇社論其實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

“八大”后，“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一詞越來越多地被毛主席提及

關于階級斗爭，1956年9召開的黨的“八大”基本沒有再提。“八大”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但自1957年之后，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嚴厲地被毛主席所提及。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也開始轉向以“階級斗爭為綱”上。

1957年10月，在反右派斗爭擴大化的影響下，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八大講，目前敵我矛盾基本上解決了，現在看來也對，但只能是在經濟方面的，如從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這樣說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進一步斷言：“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從而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改變了“八大”的方針。

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把對彭德懷的批判，說成是“一場階級斗爭”。

在1962年1月召開的在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講，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的專政工具不能削弱，還應當加強。

受國際國內形勢的影響，1962年夏天起，毛澤東的精力和注意力逐漸轉移到國際反修和國內防修上，越來越重視階級斗爭問題。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重點講了國內主要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毛澤東說，國內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在農村表現為貧下中農和富裕中農之間的矛盾。在這次會議上，主張“包產到戶”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受到了批判。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一開始，毛澤東就提出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問題，要求會議討論。毛澤東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毛澤東還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1963年5月毛主席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中提到，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斗爭，不可忘記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忘記依靠貧農、下中農，不可忘記黨的政策，不可忘記黨的工作。

1964年7月，《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講，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

196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講，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斗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要走到邪路上去。

毛主席這些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論述，后來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這些對階級斗爭夸大化、絕對化的提法，文革中一度成為流行口號。

摸清毛主席發動文化革命的意圖后，得到林彪授意的《解放軍報》，開始沖在前面，為“文革”造勢開道，陸續發表多篇令人震驚的社論和文章。本社論開篇提到的4月18日發表的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主要是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主要內容，以比“紅頭文件”更迅速、更直接、更廣泛的方式推向全國，在軍內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文，讓國人的神經更加繃緊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