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8年襄樊戰役我軍大獲全勝，而后俘虜隊伍中出現了一位老熟人，國民黨綏靖區副司令郭勛祺。

這位國民黨將領可是劉伯承與陳毅的老朋友，他曾在抗日一線浴血奮戰，也曾多次幫新四軍打掩護，算得上是共產黨的老朋友了。

沒想到老友見面，郭勛祺的第一句話卻滿含抱怨：“9年前我就找過你們起義，為什么你們不要我呢？”

我黨一貫講究兼收并蓄，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為什么不愿招安成為國民黨悍將呢？

一代悍將郭勛祺

1895年四川省華陽縣老郭家出生了一個胖娃娃，郭家父母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結果卻出了郭勛祺這樣一個心懷鴻鵠之志的兒子。

彼時中國正逢內憂外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老百姓別說安家樂業了，就連種地這種靠天吃飯的活計都分外艱難。

小小的郭勛祺經常想怎么能讓家里過得更好一些呢？怎么能讓國家安定下來呢？

恰逢北洋政府到四川各縣城招募入藏新兵，西藏苦寒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受罪，但對于郭勛祺來說卻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受訓三年后，郭勛祺輾轉成了潘文華的部下，他確實是個領兵打仗的行家。

短短幾年里，從排頭兵升到排長，又憑著軍功做上了連長、營長，最后連團長位置都被他拿下。

后來，潘文華投奔川軍總司令劉湘，郭勛祺又成了劉湘的部下，在川軍中混了個旅長。

之后在大革命思潮下，郭勛祺偶然與陳毅相識，之后兩人又在重慶相見，成為可以共談策論、發表觀念的好朋友。

陳毅口中的共產主義與革命理想，在郭勛祺心中扎根生長，他對于共產黨也提起了幾分與國民黨主流觀念截然不同的想法。

于是開始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對共產黨人以及軍部學生給予一定程度上的庇護，甚至在“3.31慘案”爆發前夕曾多次向共產黨人預警。

就連陳毅等人從四川脫險，也仰仗了一部分郭勛祺的庇護。

對立之下的革命情誼

大革命失敗后，國共兩黨徹底撕破臉皮，郭勛祺也就是站在了共產黨的對立面。

1935年，蔣介石命令川軍攔截紅軍大部隊，其野心昭然可見，川軍與紅軍主力相抗衡，必然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

若是川軍勝利，蔣介石就除去了紅軍這個心腹大患。

若是川軍戰敗則可以使劉湘治兵不利，好好削弱一番川軍的勢頭，以此實現國民黨的黨內平衡。

最好的結果便是川軍以慘勝形式獲勝，心腹大患沒有了，還能借此機會收編川軍殘余勢力，簡直就是一石二鳥的好事。

于是乎，郭勛祺就和紅軍戰士打了一場“追隨戰”。

除非必要能不交火就不交火，最好別來沾邊四川，當然若是雙方出現火力摩擦，郭勛祺也不介意與紅軍將士一較高下。

雙方在土城一帶展開了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郭勛祺不愧是川軍肱骨，若不是陳賡帶兵支援，紅軍的態勢極其被動。

一番你追我趕之下，郭勛祺終于目送紅軍離開四川地界，結束了這場饒有意思的“護送”行動。

打同胞，郭勛祺總是留條活路；打鬼子，可是拿出了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勢頭。

抗日戰爭爆發后，郭勛祺正式成為144師師長，率麾下出川抗戰。

144師參加過太湖戰役、金村戰役，配合過臺兒莊戰役，還想方設法炮擊過日本艦船。

每一次戰役，郭勛祺總是身先士卒，到第一線指揮抗戰，這才是創下了一個個奇跡。

大名鼎鼎的南京保衛戰中，他所率領的144師需要從正面與日軍拉扯，盡可能為南京老百姓謀求一些生機。

彼時，144師剛剛成立不久，手里連一把漢陽造都沒有。

可他們就憑著這些川制土槍和手榴彈，攔住了日本的正面進攻，他們是怎樣做到的呢？危急之際，郭勛祺召集了一支敢死隊。

這群人身上沒什么武器裝備，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拿著手榴彈沖向日軍的戰車，與日本人的步兵戰車坦克同歸于盡。

殊途同歸的革命之路

憑借著赫赫軍功，郭勛祺升任第23集團軍副司令。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國民黨股肱之臣，卻沒有想到這位股肱之臣在私下里數次資助新四軍。

抗日時期，郭勛祺麾下駐地與新四軍駐地并不算遠。

再加上當時新四軍的總司令是交情頗深的陳毅，郭勛祺私下經常露出些情報，甚至雙方麾下的高級干部還偶有來訪。

郭勛祺還為新四軍提供了大量槍械裝備、糧草物資，這對于剛剛重建的新四軍來說，簡直是猶如雪中送炭一般的存在。

更可貴的是，郭勛祺作為國民黨將領在接到蔣介石“限共防共”命令后，依舊選擇提醒新四軍提高警惕。

這份愛國主義情懷屬實讓人動容，然而紙包不住火，19世紀40年代末，蔣介石的疑心病越來越重，平等懷疑非嫡系的每一個人。

郭勛祺這種“有前科”的將領，更是成了蔣介石的關照對象。

1939年，郭勛祺在貴池戰役中打了敗仗。

國民政府立即撤去了他的職務，并下令讓他即刻回到重慶，美其名曰自我反省，實際就是方便監視。

一腔報國之心怎可被如此踐踏？郭勛祺認為“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以他的赫赫戰功還能有地方不要他嗎？

哪曾想，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居然真的拒絕了他。

想當年，項英以及他麾下的新四軍還當面感謝過郭勛祺，怎么沒過多久就“不給面子”了呢？

郭勛祺沒有問理由，也沒做過多糾纏，他轉投康澤麾下，成為國民黨第15綏靖區副司令。

然而，第15綏靖區仍舊不是一條報國之道，康澤確實看重郭勛祺的能力，卻也一直沒有放棄對他的戒心。

很多時候，康澤都不愿意聽從郭勛祺的建議，盡管事實證明，郭勛祺才是正確的那一方。

就像1948年，二人一同鎮守襄陽，當時紅軍火力極其迅猛，與情報所說不一致。

郭勛祺眼見形勢發展脫離掌控，數次向康澤請命撤離，可康澤非要固執己見。

最終，襄樊戰役國民黨守軍慘敗，郭勛祺也正式淪為戰俘。

司令員陳毅與劉伯承聽聞老友被俘，第一時間就是想要與他好好聊聊，雙方素來情誼頗深，沒準兒郭勛祺就是新的突破口呢？

也正因為這次談話，困擾郭勛祺多年的疑問得到解答。

原來我黨對于這位悍將十分眼饞，可當時正在國共合作期間，若是真的將郭勛祺納入麾下，無異于讓蔣介石抓到話柄。

彼時中國已然到了存亡之秋，若是再產生內耗，只會讓日本人抓到可乘之機。

冰釋前嫌后，多年不見的幾位老友相談甚歡，郭勛祺也在陳毅與劉伯承的灌輸下，意識到了中國共產黨才是那個天命所歸的人。

于是他決定回到四川，利用自身影響力準備起義工作，盡快讓四川地區和平解放。

此后他無畏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積極利用自身人脈開展談判工作，歷時7個月，終于與盤踞在成都的5個國民黨師團達成一致。

1949年12月27日，四川成都終于和平解放，成都社會始終穩定和諧，沒有出現借機生事的亂象，他的付出也得到了我黨的高度贊揚。

這一刻曾經17歲少年的愿望終于成真，郭勛祺終于等到了河清海晏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