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歲月。9歲那年讀小學，正是國家普及義務教育時期，學生只交幾角錢的課本費，但因家庭極度貧困，父母無力承擔我們三兄弟和姐姐的書本費，萬般無奈之下懇請老師給墊付，待賣干柴和藥材換來錢還上，年年如此。

1969年春—1973年末是我讀小學階段，家里7口人，我家是生產隊幾十戶人家最窮的一家，這是遭遇兩次毀滅性災難帶來的惡果。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華北時，為免遭日軍殘酷屠殺，寒冬季節，爹娘和村里6戶人家躲進深山老林，用木材和燕麥秸稈搭建起簡易草棚，6家人的草棚相隔較近，有一家鄰居將做飯燃盡的木炭從灶膛里掏出來，遇上一股大風，他家的草棚被火引燃，很快蔓延到包括我家在內的所有草棚，只10多分鐘的工夫，6個家庭的草棚連同被褥、日用品全部葬身火海，幸虧人跑得快，無一人被大火燒死燒傷。

這場災難過后，6個家庭幾乎陷入絕境，好在有山里的樹葉充饑和親友的幫助，雖有餓死的，但多數人還是存活了下來。火災后，靠父親的木匠手藝掙錢養家，好不容易緩過勁來，可是10多年后又一場災難突然降臨。1956年初秋，連降一個多月暴雨、中雨，災難在一步步逼近，但沒有絲毫先兆。當時父母、大姐和兩個哥哥居住的村子叫大石湖，三間茅草房坐落在山坡上，后靠山前鄰水，許多人說這是得天獨厚的風水寶地，誰知這里竟成了家破人亡的生命禁區！

一天深夜，房后10多米處的山坡上突然冒出兩股洪水向我家的三間房屋咆哮而來，石頭泥巴墻哪能經得起洪水猛獸的襲擊，危在旦夕、在房子被洪水沖毀之際，母親帶著大哥沖出房間逃命時，年僅10歲的大哥不幸被倒塌的房屋活活砸死在家門口，家里積蓄的一缸又一缸玉米、燕麥、谷子等五谷雜糧和被褥等所有生活用品被狂傲不羈的洪水卷走，大姐在炕角被垮塌的房屋檁條和木椽擋住死里逃生。這場災難將幸存的一家4口推向死亡的邊緣，全家人掩埋了大哥，流著眼淚離開這個死亡之地。

在政府的救助和親戚、鄰居的幫助下，加上山里的樹葉補充，全家人沒一個倒下。水災過后的第二、四、六年，我、二姐、弟弟相繼降臨，家里沒一點存糧，別說吃飽飯了，半飽都難。全家人的口糧補給是母親和大姐從山里采回來的野菜，沒一滴油、一粒鹽，越嚼越多的樹葉也得一口一口地咽下，不然會餓死。等到我懂事，家里還是村里倒數第一的貧困戶，家里人口多，沒糧吃，沒衣穿，度日如年。我7歲起與生產隊兩個小伙伴到山里挖黑柴胡、黃芪等藥材，曬干后到公社收購站出售；從山里砍上一梱有一捆干柴到9里、12里外的兩個村子，賣給有錢人換取下學期的書費和一家人買油鹽、火柴、棉花、棉布的錢。童年的多半歲月，除了上學、吃飯、睡覺，其余時間便是砍柴、挖藥材、幫父母種自留地、收割莊稼、割豬草、掃院子、抬水，沒有享受到多少快樂。

國家不富裕，家窮，學校也窮。學生的課桌、凳子都很簡單，是用山里的木頭加工而成的。學校唯一的體育器材便是由兩段木頭與一根鐵棍組成的單杠，乒乓球、籃球、羽毛球等體育設施成了夢中神話，升入初中才看到校園里有一個石頭壘砌的乒乓球臺，沒有球網和球拍，用磚塊在中間擺一溜，球拍是學生用木板制作的。即便是這么簡易的球臺，一下課便圍滿了學生，像我這樣老實巴交的孩子，根本搶不到，所以從小學到初中都沒學會打乒乓球。

那個年代農村的孩子讀書普遍晚，我9歲上小學，有幾個同學比我還晚一兩年。小學5年是我最難忘的一段時光。我和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在饑寒交迫中度過每一天。破衣爛衫，衣褲、鞋襪都是母親一針一線縫制的，上衣下衣都是大補丁上摞著小補丁，顏色不一，像“百家衣”。數九寒天，沒襯衣襯褲，內褲更是一種奢望，女孩子們也不例外。只有一身棉衣保暖防寒，到山里砍柴，往返學校，冷風從下衣襟灌進來，冷得渾身直打哆嗦。

有個同學的父親在北京工作，每月有固定工資寄回家，孩子們穿得好，吃得飽，是我們學校所有同學中最富裕的，當時他們四兄妹在小學不同年級讀書，人人都有文具盒、圓珠筆、鋼筆，其他同學望塵莫及。我天天在想，什么時間也有一個文具盒、一支鋼筆和圓珠筆？記得我上三年級那年，父親花1元錢給我們三兄弟和二姐每人買了一支紅色圓珠筆，我的一支不慎掉進鄰居家的茅坑里，急的大哭，生怕挨父親一頓暴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那支沾滿糞便的圓珠筆撈出來，用水洗干凈繼續使用。這支筆放在現在也不過一元錢而已，但在70年代，一支圓珠筆的錢能買一斤半食鹽，夠一家人吃一個月。

我和哥哥、二姐、弟弟演算題、練習寫字用的都是石板和石筆，這是盼了好久，爹娘咬牙將買油、鹽、堿的錢省下買來的。抄本是4分錢一張紙折疊成32頁綴成的本子，已經很奢侈了。哥哥和姐姐用過的抄本，每一頁背面是空白的，我拿來寫作業，將家里所有能利用的紙張都用上了。我10歲那年，有一次學校破天荒地給每個學生發一個封面印有“梅花”圖案的32開的抄本，我卻沒得到。起因是王老師在廁所“方便”時，我和高年級的一個班干部在距離廁所不遠處嬉戲，他嗤嗤地笑個不停，老師聽到后大為惱火，以為是針對他。老師先找那位班干部問話，我聽到他羅列了一些無中生有的事朝我潑臟水。輪到真我談話時，老師惡狠狠的表情嚇得我瑟瑟發抖，我不承認有過激言行，老師說我不誠實，有口難辯，挨了一頓訓斥還被老師踢了一腳。結果是除我之外，人人都發了抄本。這件事對我幼小的心靈傷害很大，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50多年過去，依然記得當時的情景。

70年代中期，省道都是土路，鄉村不通公路，到縣城一趟，凌晨4點便起來步行30里前往與省道接壤的路口乘長途汽車。去供銷社買鹽、煤油等日用品要往返15公里，去時大多是下坡，返回就沒那么輕松了，在羊場小路上行走，越走越吃力，加上饑腸轆轆，比來時耗費的時間多一半，稍不留神，被石頭絆倒摔傷是常有的事。

那時的公社、鄉村都是石木結構的瓦房或者平房，縣城才有樓房。“文革”期間，農民除賣點藥材、雞蛋、干柴，有一點微薄的收入，沒別的經濟來源。有手藝的村民，未經村支書允許，外出做生意掙錢是違法的，一旦被發現，按“投機倒把罪”論處，要坐牢的。父親是方圓百里的好木匠，卻只能老老實實呆在生產隊種地，望著大山嘆息，與家人一起過苦日子。有一年有個外地人經過一番偽裝，偷偷帶著一臺織襪機到我們生產隊織襪子，加工一雙兩毛錢，結果在返回的路上被人舉報，公社干部將其抓獲，被判刑入獄。

童年的時光本來是最快樂的，可是由于身處山區和家境貧寒，我幾乎沒有感受到多少快樂。小時候吃得苦對我參軍、兵轉工后義無反顧地走自學寫作之路、靠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是一種潛在的動力。我工作之余，埋頭讀完高中、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從一個少年農民變身為家族里為之驕傲的文化人，從軍人到央企工人再到領導干部的華麗轉身，獲得各級各類獎項90多次，榮譽證書裝滿一大箱。因為有寫作、攝影方面的特長，2020年退休后被所在單位聘請為“企業文化顧問”，老要有為，續寫新的人生。

（中鐵十五局集團常山江航電樞紐項目部 呂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