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作為很少刻意關心環保問題的普通人，也能顯著感受到在近十年間，環保議題的變化。從提倡愛護花草、不要隨地亂扔垃圾、不要隨地吐痰，到環保基金會、各類生態環保專項和特定區域自然保護站的出現，環保意識終于內化在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并且往更可持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這得益于許多人和機構的長久努力。是許多微小的行動匯聚在一起，讓改變發生。在上個周末，我們邀請到作家、單向空間/單向街基金會聯合創始人許知遠、SEE 基金會秘書長楊彪、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會長楊欣、科幻作家陳楸帆、《單讀》主編吳琦來到北京單向空間·郎園 station 店，一起聊聊在過去十年間，對于身邊環境變化的體感，以及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分享文學、媒體、環保組織的力量，如何助力公益行動，推動環保行業的發展。

在他們的分享中，我們聽到了意料之外的生動故事——被索南達杰事跡打動的楊欣，建起了民間第一個自然保護站；每年有三百多位志愿者，在青藏公路撿拾垃圾；以自由為熱愛的年輕人，經年在山間奔走。是許許多多這樣細膩的故事，讓環保這件事充滿魅力，具有了超越語言的感召力。

以下是本次對談的更多分享：

活動現場

書寫新環保故事的十年

吳琦 我們先說到十年這個話題。先將問題拋給許老師和陳楸帆，在這十年中，你們如何感知自然環境和相關議題的變化？是因為什么契機，讓你們兩位在這個領域開始有了行動？

陳楸帆 與環保、公益相關的議題，我一直都比較積極地參與。在北京待的 15 年中，我感知到空氣給我的皮膚、眼睛，甚至情緒帶來的影響，于是在霾還沒成為公共議題之前，我在 2006 年寫了一篇關于《霾》的科幻小說。

之后我就開始更主動地書寫相關議題，包括對我的故鄉。我是潮汕人，潮汕有一個小鎮叫做貴嶼，在 90 年代開始進行電子垃圾回收，但回收的方式非常粗暴野蠻，大部分是非法進口的洋垃圾，很多芯片、主板經過化學物質燒灼后，將里面有價值的金屬回收提煉，給當地的土壤、空氣、水，甚至當地人的血液帶來了極大的損害。

我就這個題材，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荒潮》。當時公眾的認知程度還比較低，很多人會說你為什么寫一部關于垃圾的小說，誰要看這樣的小說。但在近十年的變遷中，更多人意識到不只是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環境的問題都在越來越嚴峻。

從不自覺到自覺，從書寫個人的感受到呼吁更多集體參與行動，這是非常大的變化，這幾年我非常欣喜，更多文化領域的行動者參與進來，將敘事的力量加入到這些信息傳遞中。我作為寫作者，在前年為青少年寫了一本講述碳中和的《零碳中國》；今年寫了《山歌海謠》，是一本關于在鄉村建設中，技術與環境如何調協，如何建造新生態的未來的書。

但我們做的還遠遠不夠。現在我們也正在連接年輕的文學書寫者，將他們帶進環保組織活動當中，讓他們了解更多，并將這些內容變成文學作品傳遞出去。

許知遠 90 年代我上大學時，正是雜志興盛的時期，很多在傳統人文學科之外的探討也在這些雜志上出現，我對自然議題最初的理解就來自那批雜志。我們傳統的教育似乎總是讓我們沉浸在所謂的歷史轉變中，所思考的都是人類社會本身的結構問題，自然議題似乎是非常遙遠的事，是西方的命題，甚至是歐洲和美國他們的命題。

當年一些東歐作家回憶起一些西歐環保人士找到他們，希望能夠聯合抗議，東歐作家說我們正在面臨更緊迫的問題，還沒有精力關注環保，這樣的價值觀也影響了我很長一段時間。比如我年輕時候的啟蒙作家是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所寫的人的精神覺醒，號召美國應該重新擺脫歐洲的影響，獲得精神上的自主，對我影響非常大。愛默生也有寫自然的文章，講他在森林中對樹的情感，以及自然帶給他的超越性體會，這部分經常被忽略。

但在過去幾年中，這部分開始慢慢蘇醒，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結構性的問題并沒有更多的辦法來解決，仍然是受困的，同時又有更多人意識到我們需要新的語言、新的感受方式來理解既有的結構，這時候我們就開始慢慢意識到觀念、行動、改變之間的關系。就像《寂靜的春天》的出版，蕾切爾·卡森（Rachel Louise Carson）所寫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被充分描述之前，是不會進入到我們的視線之中的。

我前幾天采訪了珍·古道爾（Dame Jane Goodall），在她和我們描繪大猩猩的生態之前，我們對那個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但她講述之后，我的意識有一塊被觸動到了。當我們更充分地進入自然后，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也會被打開，甚至面對同樣舊問題的思路也會發生變化，會有一個新的覺醒過程，這是我最近越來越強的感覺。

在我的寫作中也有這種感受，我最早對于梁從誡的印象是非常遙遠、模糊的，我現在才意識到他做的開創性工作是多么重要，是讓一個小的種子慢慢發芽。我們現在需要種下更多不同的種子。

作家、單向空間/單向街基金會聯合創始人許知遠。

吳琦 想請兩位楊老師聊一聊，你們個人的環保事業是如何開始的？以及兩位的機構最初是如何構想介入到大的社會潮流，并在這個議題中工作的？

楊彪 二十世紀初，當時的華北地區飽受沙塵暴的困擾，一群企業家追沙溯源，來到內蒙古阿拉善地區，在這里成立了阿拉善 SEE 生態協會。當時一眾商業界的大佬們是沖著“治沙”去的，圍繞阿拉善地區荒漠化治理，支持當地有助于環境保護和生態恢復的各種項目。在這里，每位企業家都享有平等的一票，共同決策著機構的未來走向。2008 年，在基于阿拉善、不限于阿拉善的戰略調整下，協會正式發起成立了北京市企業家環保基金會，也就是我們說的 SEE 基金會。

隨著不斷的發展，我們意識到，作為一個專注于環保領域的基金會，除了開展環保項目，應該更廣泛地面向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更要推動中國環保公益行業發展。于是經過申請，2014 年正式獲得了公募資格，轉型為公募基金會，從此開啟了面向公眾、致力于環境保護的新篇章。

我個人梳理過，基金會大體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企業自設的基金會，這類基金會由實力雄厚的企業獨立創辦，像阿里、萬科都有自己的基金會；第二類是政府背景的基金會，這類機構通常得到國家層面或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如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與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最后，是純民間性質的基金會，完全依靠社會各界的自愿捐贈與參與，SEE 基金會就是這一類型。

在公益領域中，專注于環境與生態保護的基金會是非常少的。SEE 基金會扮演的就是這樣的角色，我們一路發展，攜手涉及各類環保議題的伙伴一起推動環境保護，比如污水監督、空氣質量監督、尾礦調查、大熊貓和金絲猴保護項目等。我常常將 SEE 基金會比作成“市場”，我們精心搭建一個為各類環保項目展示與合作的平臺，也鼓勵促進各種環保理念與實踐在這個平臺交流碰撞。

關于我為什么加入，其實可以從讀書時代說起。我的研究方向是野生大熊貓的保護，當時主要從事一線保護工作。那時候手機也沒開始流行，在野外工作時，晚上七點半就要休息。那種生活很無聊，但也是這種無聊會讓人開始觀察身邊的動植物，思考它們度過了怎樣的一生，這是我們在城市中生活時很少思考的問題。你會發現，人類發展的確實很強大，強大到會影響其他生命走完一生的歷程。

我不屬于環保主義者，只是單純希望從思考生命的角度，能夠多一些對其他生命的關懷和認識，這對于人類自己是有好處的。也是這樣一個想法，支持我二十多年來一直做這件事。

SEE 基金會秘書長楊彪。

楊欣 陸川拍過一部電影，叫《可可西里》，主人公索南達杰為了保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一個人和 18 個盜獵者槍戰，最后中彈犧牲，至死保持著推子彈射擊的姿勢，可可西里零下 40 度的低溫，將他凍成了冰雪雕塑。

那個時候很多偷獵者獵殺藏羚羊，使得藏羚羊的數量急劇減少，索南達杰犧牲之前想要修一個保護站，至死都沒有實現。于是我們決定來修。那個年代并不像現在有環保意識，很少有人支持環境保護、生態保護，認為那是政府應該做的事，和個人無關，于是籌款非常困難。我就寫書、賣書，用這些錢建起了索南達杰保護站，那也是中國民間第一個自然保護站。

在建成以后，成為反盜獵最前沿的基地，反盜獵團隊前赴后繼，花了 10 年時間，才把偷獵者全部趕出。又過了十幾年，大家走青藏線，或經過可可西里東緣時，又可以看見大批的藏羚羊了。并且人和野生動物的距離如此近，手機都可以拍到。我們經常很羨慕在非洲，野生動物能夠和人距離很近，現在在可可西里，在青藏線，在我們保護的三江源地區，動物和人的距離也越來越近了，這是非常大的變化，這也是我近十年最深刻的感受。

我們還沿用了在可可西里保護藏羚羊的方式，建立了長江源水生態環境保護站。招募了很多志愿者，進入可可西里，在長江源頭地區開展環境教育。我們將當地的居民垃圾分類，并且以垃圾換食品、換物品的方式，把垃圾置換出來。在青藏地區，很多貨運是單向運輸的，有大量的物資進來，再空車出去，我們就利用這些空車來運垃圾。

后來我們想這樣不劃算，干脆把垃圾分成小袋，讓游客帶走。我們游說政府，沿著青藏線建立綠色驛站，呼吁更多游客以帶走垃圾的方式，呵護長江水源。現在大家去青藏綠色驛站，都能夠免費停車、免費看景點，只要不亂丟垃圾就可以了。這些工作都由志愿者支持，我們每年會招三百多位志愿者。

我們也經常和 SEE 基金會合作，主要在青藏高原上做事，包括監測冰川如何退縮、野生動物如何保護，特別是長江上游通天河野生動物調查，和班德湖野生動物觀測站，也都是阿拉善的支持。之前有很多當地居民找到我們，讓我們管管他們家門口的斑頭雁，很多人偷它們的蛋來吃。我們一查資料，原來斑頭雁是世界上飛得最高的鳥，能夠飛躍喜馬拉雅山。我們就招募志愿者，駐扎在班德湖，將偷蛋、揀蛋的人阻擋在外面，我們做了十年，十年中班德湖的斑頭雁就得到了很好的保護，數量從最初的 1172 只增長到 7063 只。

我們在長江源頭建了九個生態環境保護站，還有野生動物觀察站，還計劃沿著長江，建 11 個主題郵局，長江 1 號在青海，2 號在西藏，3 號在云南，4 號在四川，5 號在重慶，一直到長江 11 號在上海，將長江完全串在一起。借助現在的互聯網，我們在班德湖架了幾十臺攝像機，用來拍斑頭雁，甚至還有雪豹和熊，這都能夠讓更多不能去到當地的人更加了解長江源。

長江共享，能夠讓每一個在城市生活的人，在長江邊的任何一個郵局都看見這些信息。我們有關于整條長江的視頻，也有志愿者講解整個長江，甚至有長江的通關手冊，從太湖、大運河、金山寺、瘦西湖一直到南京。我們希望有更多人能夠在這個過程中了解長江、熱愛長江、保護長江、傳播長江。這個項目被叫做“點綠長江”，每個人心中都有綠色的點，當更多人綠色的點被激發出來，點成為線，線成為面，最后綠滿長江，綠滿中國。這也是我們和阿拉善一起做的事。

楊彪 之前和楊老師一起商量，如何把野外發生的事，以一個更有效的方式傳播出去。他們構思了長江郵局，我們之前在長江沿線有各類環境保護的項目，沒有串聯起來，于是“點綠長江”就出現了。郵局能夠為公眾提供了解的途徑，獲取更多一線的信息，我們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SEE 基金會秘書長楊彪（左）與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會長楊欣（右）簽署《戰略合作伙伴》協議。

情感的調動才是持久的力量

吳琦 每次在書店討論與環保相關的議題，總能感受到希望。作為個人，在日常中可能會感受到迷茫，但就是這樣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路、靈感和鼓勵。不論是對于具體的項目還是整體的精神層面，都比自己苦悶瞎想要快樂得多，好像這件事特別有盼頭。

拉回現實一點，將今天的討論放到更大社會圖景當中，環保的確常處在邊緣位置，未必能夠占據中心議題，那我們還能做些什么？我想問問幾位，在你們各自的工作場景中，不管是在文學、教育或公益領域，在推動環保行動時，大家各自遇到或者觀察到哪些困難或挑戰？

楊欣 確實，生態環境保護的關注點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不要吐痰，不要摘花朵”到現在，開始關注更復雜的生態問題。比如三江源地區，因為是長江黃河的發源地，同時青海的 GDP 增長壓力也不是那么大，不僅政府在倡導，連普通百姓也都很認同，要一起保護三江源。

但也有新的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大量垃圾涌入三江源，當地對于這方面的認知和處理手段還不夠充分，即便在城市里，垃圾分類也做得不到位。長江源也有類似的問題，在阿拉善的支持下，我們在唐古拉山萬里長江第一鎮開展共收共管、“門前三包”，動員商家參與，并由民間 NGO 負責督促與統計。我們會為做得好的商家授予“長江源綠色商家”的綠色標識，既增強了他們的責任感，也提高了游客與當地居民的環保意識，養成習慣后，這種意識就內化為他們的日常行為了。

還有一點，可可西里的野生動物與人的距離越來越近，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愛動物也要有愛動物的方法，不能隨意投喂。野生動物在野生狀態下的生活是最健康的，可以遠觀，不可以干涉，我們也希望這些知識進一步被普及。

綠色江河環境保護促進會會長楊欣。

陳楸帆 我特別喜歡 SEE 基金會的名稱縮寫“SEE”，看見即是行動，而行動反過來也能改變認知。

如今，關于碳中和與氣候變化，社會很難達成共識，因為問題太復雜了，涉及到跨學科、跨領域、全球化、地緣政治等結構性的矛盾。例如發達國家是否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減排提供補償經費，這就是個長期爭議的問題。

最后，我會回到最小單位的行動上來，從個人的行動帶來幸福感。自然界滋養我們，能夠給我們以療愈的力量。進入自然，保護動物甚至是遠距離的欣賞動物，或者力所能及地清理垃圾，這些微小但具體的改變就會帶來幸福感。我們需要更新敘事，讓每個個體在行動中找到意義感。

對我來說，創作就是最小的行動，去到那里，看見事情，把它轉化為故事。一個做認知科學的朋友跟我講，號召加上敘事，就能夠提升當下的行動力，至少可以提升 30%。“點綠長江”就是特別好的故事敘事線，怎么把這些東西傳遞出去，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楊彪 說到我們在環保行動中的挑戰，還是挺多復雜和多樣的。比如前段時間《科學》雜志封面文章提到微塑料問題，過去十年我們發現微塑料從胃移動到肺，如今已經能在腎臟中檢測到。其實這多少也會讓我們覺得沮喪，我們不斷討論，并且一直在推動環保工作，但是身邊的世界好像并沒有變得更好。

像我們這樣的從業者，未來還能做些什么？今年是 SEE 基金會公募第十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更有效地將環保和生態項目轉化為公眾易于理解、樂于接受的語言，這可能是我們要面對的最核心的問題。雖然不能直接解決微塑料到胃的問題，但通過我們的努力，將這些專業的內容進行轉化與傳達，或許能引發更多人的關注，并逐步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進步。

20 世紀末，法國有一位后現代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他提出“行動者網絡”理論，世界是相連的，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將行動者串聯起來，解釋我們的世界與生活。從我的從業角度來說，未來二十年，我會繼續堅持做下去。

許知遠 我想分享一個例子，最近對我很有啟發。我在蒙特利爾見到了已經 93 歲的哲學家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去年出了一本 Cosmic Connections。他想講述在祛魅的時代，在人生意義喪失的時刻，怎么重新建立人與宇宙的關聯。他從觀察星空、自然說起，引用了大量浪漫主義詩歌，像華茲華斯、濟慈等。19 世紀初英國的浪漫主義者們面臨的是工業時代與巨大城市機器的到來，用個體的感受去對抗看不見的力量的襲來。老師講了很多詩，勾起他少年時代的回憶，我們在結尾的時候用了一段話，“在智識上可能看到的世界是悲觀的，但在意志上我們要保持樂觀，意志是我們自我選擇的結果。”

這些年我越來越感覺到，很多時候人生需要的不是結果，而是參與的過程。我們這個時代下，大家參與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面對諸多新的技術、社會結構的問題，難以進入其中，是非常無力的，年輕人更是如此。怎么創造機會，讓大家有參與感？我想人總是有能量的，為共同的目標做一件哪怕是小的事情，也能獲得共同體的感受，你的語言會激勵另一個人的語言，行為會激勵另一個人的行為，產生某些變化，這就是行動者的感覺。

比如我們的書店辦了二十年，單向街基金會也辦了八年，我們在最初都不知道能否堅持下去，設立基金會，也是希望能夠支持環保的同時，探索精神上的可持續。隨著時代變化，我們也在思考，新一代的寫作者是什么樣的，可能我們過去這些年最重要的成效之一，就是有效推動了年輕一代對旅行寫作的熱情。

榜樣的力量是非常直接的，但現在年輕人的榜樣非常單一，往往都遙不可及。然而，真正的榜樣或許就在身邊：班里的環保先鋒、研究斑頭雁的同學、關注生態的叔叔甚至周圍的鄰居，他們都可能成為微小但真實的啟發來源。當榜樣在周圍出現時，氣氛就會變化。

看似難以改變的環境變遷或巨大危機，往往會通過微小的參與獲得某種新的生命力。這背后是我們對世界看法的變化，世界并不是線性發展的堅固結構，它充滿了縫隙、突變與不確定性。微小的行動是不是就會成為蝴蝶的翅膀，我們不知道，但是有可能的。

無論如何，驅動人們邁出第一步的，往往是內心的動力。而且行動過程中人也會發生變化，被自己的行動與想法所塑造。我們之前參與過一次風力發電項目，在尋找風車選址時，遇見一個年輕人，他幾乎全年都在山野間奔走。他說，自由是他最大的熱愛，尋找的過程也讓他無比快樂。每個人復雜而細膩的情感，讓這些行動充滿了魅力，口號本身很難持續，真正情感的調動才是非常持久的力量。

好的故事有超越邏輯的感召力

吳琦 SEE 基金會從公募起做了十年，在基金會領域已經是難能可貴的程度，但是剛剛楊彪老師也提到其中很大的一個困難，是如何把基金會做的事情轉化為公眾能夠理解并共情的語言，這個跟單向街和楸帆老師做的工作非常相似，楊欣老師好像也面對類似的問題。這種難點在于，當我們提到環保行動與公眾參與意識的變化，從理念上的感召到公眾意識的真正覺醒復蘇，其實還是存在某種障礙。

公募十年中，有哪些比較困難或是比較成功的案例？以便我們在未來進行類似工作的時候，可以找到具體的解法或者是路徑。

《單讀》主編吳琦。

楊彪 確實會面臨著不同的困境。舉一個例子。剛剛大家提到的“全民觀鳥節”， 這個活動誕生的背后有著一段思考與實踐的歷程。大約在四年前，我就開始琢磨這樣一個想法：在北美，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圣誕觀鳥節”，這個活動在每年的圣誕節前一周舉行，吸引了大量的志愿者參與。他們自發地走出家門，化身成為自然的觀察者，細致地記錄著所見鳥類的種類與數量。這一傳統已經延續了整整 120 年，如今，在北美地區，大約每十個人中就有一位是該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我就在想，為什么我們不能在中國也舉辦類似的活動呢？生物多樣性保護離普通人很遠，但觀鳥或者跟鳥互動是城市的公眾很容易參與其中的事。

因此，我們開始嘗試將想法落地，并邀請了鳥類學家一起籌備。最初，我們選定國慶節的黃金時段，希望將公眾的假期轉變為一場有意義的“國慶觀鳥節”。當時趕上疫情，雖然參與人數未到預期，但活動本身還是收到了積極的反饋。第二年我們擴大活動規模，也正式更名為“全民觀鳥節”。為了吸引更多公眾參與，我們結合北京中軸線申遺的契機，設計了北京中軸線鳥類發現計劃為主題的“互動藝術展” “躺平聽鳥語”街頭聲音劇場、“我不是空氣”防鳥撞貼街區櫥窗計劃等一系列與中軸線相關觀鳥活動，既有趣又能吸引更多人關注并參與到觀鳥。今年活動還在持續推進。我們希望，如果在未來十年內，能將觀鳥愛好者的人數提升至全國總人口的 10%，那將是對我們努力的最大肯定。

坦率地說，在環保生態保護項目中，最難的往往不是項目本身的專業性，而是如何有效的推動公眾廣泛參與。設計一個針對某個物種的專業保護項目，我們非常擅長，因為團隊成員大多深耕這個領域多年。但要把這些項目轉化為類似“全民觀鳥節”這樣的公眾樂于參與活動，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再比如大家都熟悉的螞蟻森林，它之所以能成為最成功的公益項目之一，就在于前所未有的創新理念。歸根結底在于如何邁出那富有創意的一小步，這一步雖小，卻能激發出巨大的社會影響力。未來，我們還會持續探索更多富有創意的方式來吸引更多公眾參與到環保行動中來。

楊欣 志愿者是我們成功的案例。我們籌款建保護站，需要人力，但又資金有限，于是就找到一個親戚，問能不能把周邊的人動員一下，以志愿者的身份來參與保護站的建設。他問什么是志愿者？我說志愿者就是你們自己背著鍋碗瓢盆，自己出路費來這干活。他說，理解了，志愿者就是“干活不拿錢”。

這個模式效果比較好，特別適合偏遠的區域。在偏遠區域，很多單位的工作人員接觸不到外界，時間一長，精神狀態容易受到影響。志愿者則不一樣，他們的服務時間較短，通常一個月左右，剛好可以保持精氣神。感到疲憊時，下一批志愿者就接替上來，這種“打雞血”式的輪換機制，讓保護工作始終充滿活力。

“綠色江河”的志愿者招募情況都比較好，特別是七八月份，志愿者的入選比例達到 30：1，需要經過層層選拔。而到了冬天，申請志愿者的人數雖然更多，但實際招的人比較少，有時入選比例會達到 100：1。

就像籌款一樣，我們是盡可能多地“籌人”。我們的志愿者體系可以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科學家，包括中科院的研究員、教授等科學家，他們專注于冰川、生物多樣性、草原、水、河流、魚類領域，提供領銜支持；第二個是專業志愿者，比如中國最頂級的高山病醫生、優秀的司機、攝影師及野外作業的劃船專家等，這些專業人員能夠保證科學家順利到達；最后更多的就是普通志愿者，他們是志愿者隊伍的基礎。

很多普通志愿者在參與一段時間后逐步發展為長期志愿者，有些志愿者堅持了十年甚至三十年，形成了穩定的力量。現在志愿者參與的形式也在不斷創新，比如周末志愿者可以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時間帶著小孩一起來參與志愿者活動。未來，我們還計劃與郵局合作，郵局本身作為一個聯通平臺，可以連接長江上下游的兩個郵局，讓它們通過“撿垃圾同步行動”等方式展開交流和合作。這不僅是一次環保的創新實踐，也可以成為一次極具傳播力的宣傳活動。

陳楸帆 去年我們參加了迪拜的聯合國氣候大會，聽了各國的分享。一個強烈的感受是，中國展區展示了許多非常扎實的成果，無論是技術還是政策層面都非常出色，然而，對內容講述的方式卻非常官方、枯燥、不吸引人，聽眾都是自己人，沒能吸引到外國友人。

我特別同意許知遠老師說的，我們做公益、做慈善、做環保需要有商業的頭腦和知識，同時也需要有講故事的能力。像楊欣老師就是講故事的高手，這種講述的能力或許是本能，或許是長期經驗的積累。但無論如何，這種能力在環保領域和其他領域都非常稀缺，也很值得學習。通過跨領域的分享，我們可以傳授如何建構故事，如何調動聽者的情緒。好的故事能夠通過信念感觸及情感的深處，從而激勵人們采取行動。這種超越邏輯的感召力，是通過敘事結構來實現的。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方向，敘事作為一種根本性的力量，每個行業領域的人都應當去學習如何更好地傳遞信息、達成最小單元的行動。

科幻作家陳楸帆。

許知遠 我們也在做一些具體的行動，單向街基金會聯合不同的朋友，正在扎扎實實地推動年輕一代的自然寫作，讓自然寫作成為越來越興盛的一個門類，讓大家有一個觀察世界的眼睛。我看到很多英文自然寫作非常有意思，在中文世界推動更多這樣的寫作，以后參加國際大會時，至少描述上可以更漂亮一些。

楊欣 下次招志愿者，也能夠在這方面多考慮一下。可寫的對象太多了，舉個例子，哪怕是日落，你連續觀察 30 天，每天的日落都不一樣。在保護站看到的日落是整個長江干流最漂亮的日落，包括后面有長江第一座大橋，幾列火車分別通過，太陽就從那里落下去，從冰封解凍到封凍整個過程都在夕陽下，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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