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有一次在《十三邀》里，說了一段話，很有意思，說當代知識分子所關注的事情，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暴”，這是一句英國諺語，大致意思略等于小題大作。

為什么，當今社會會大量出現這種缺乏正大氣象，和博愛精神的現象呢？

首先，就是自己的精神矮化。

精神矮化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學術獨立性被完全取代，權力的觸角無處不在，這必然導致思想被限制，被閹割，和工具化。沒有自由思想的土壤，是不會生長出真理的種子，有的只是定向栽培和基因選擇。

二是市場經濟帶來一切市場化和功利化，促進了這一短視行為，缺失崇高精神追求，而現實又不能提供，讓人們信服的精神標桿，更加導致并加速了這一趨勢，當一切都以專利轉化率和職稱評定為衡量尺度時，學術必然嗅覺靈敏的判斷利害，計較得失，從而放棄理想，角逐眼前的利益。

近幾年，被網絡熱捧的楊絳先生，在《我們仨》里，寫過一段很有意思的往事，大致意思是說，文革后不久，他們被當時一位權勢很大的大佬特殊照顧，分得了一個獨立三居，他們一家，對這位同為清華校友的大佬感激不盡，言語之間，感佩之心，不勝涕零，可大家都知道，這位大佬在社會上的聲譽并不太佳，所以這事，對一個有獨立人格的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不足為外人道的事，如果當時不拒絕，至少應恥于談起，可老先生仍津津樂道，這就是典型的自我精神矮化，其境界，就不足觀了。

精神矮化造成的第二個危害，便是精神性的人，退化成徹底的動物性的人。

托爾斯泰說：“人，是由精神人和獸性的人并存，構成了完整的人性”，這個說法本來沒錯，可是精神矮化，最大的問題，是對人精神性人格的懷疑和舍棄，從而把自己降格為，只是“趨利避害和滿足生理性欲望的動物”，人如果沒有精神性人格，那就是一個動物，只為生存和基因傳遞而作選擇，所謂的“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和“仕可殺不可辱”等精神，就會淪落為不被動物們理解的荒誕行為。

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讓人逐漸克服動物性，提高精神性的一個過程。但當人們的最高理想，不是實現理想人格，而只是大富大貴，有權有勢，精神性人格的崇高氣質，就被從人類燈塔的位置扯下來，于是大家就只會追尋動物性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為生存的唯一邏輯，爬上食物鏈的最高層，成了大家信奉的唯一準則。

而知識分子口中所說的理想、真理，就不再是一種精神追求，而只是一種話語，一種賣弄知識的精致，從思想上不再相信，更不會身體力行，去做一個踐行者。

只不過是用理論和知識來包裝自己，來為自己的行為做注腳，骨子里已經不信這樣的話，自己淪為一種“知識技工”，這些人，能嫻熟的引用理論，能逐字的精講魯迅，能背誦中外經典，可心底已對這些悲憫人類和建立崇高人格的圣賢，沒有了崇敬之心和學習效仿的想法，這就是精致利己主義者的普遍特征。

他們角逐在名利場上，比一般人更加的精巧，更會算計，更能吸人眼球，對整個社會，公正，正義，崇高等信仰的破壞力量也最大。

當代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是這種思想下的產物，只講技巧，不講精神，只重形式，不講力量，只重小我，不講大愛，這種萎縮的精神狀態下，如何產生出傳世的藝術作品，簡直是癡人說夢。

當代的知識分子也許可以改叫“知道分子”或者叫“真理探索者的注解人”。當今社會人類的生存困境如此嚴重，沒有一個學者，對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只是一味地在醬缸里，把自已吃得腸肥腦滿，從來沒有改進社會的責任感，他們有知識，但只是為攫取自己的利益而販賣知識，他們不信他們自己所學，也不踐行它。理想，這兩個字，已經從最高的精神“雖千萬人吾往矣”，變成了，“吾從眾”！

所以我前幾天寫了錢氏家族的故事，重點就是講了一個問題，要出不世出的大賢大才，一代人對一代人的影響和言傳身教，比任何理論都來得有說服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