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重要會議提出，明年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提出：“穩中求進，加強超常規逆周期調節，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回顧之前的貨幣定調：

1996~1998，適度從緊。
1999~2004，穩健。
2005~2007，穩健。
2009~2010，適度寬松。
2010~2024，穩健。

這是14年來，首次提出“適當寬松”

馬斯克說過一個第一性原則，簡單的說，就是不忘初心。但這很難。現實中，往往不會從最基本的原理進行思考，而是經過層層執行，在各種約束中，各方利益中，各種觀念中被扭曲，摻雜進來的很多其他因素，會使得決策，反而背離了最初的目標。

從政策的頂層設計到最終落地，目的會在層層落實中，發生變化。這是規律。

刺激政策源于凱恩斯主義，屬于西方經濟學的一部分，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是效用，是心理。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欲望，刺激政策的第一性，就是心理：提升收入，改變預期。要牢記這個初心。

一

刺激，是讓人有工作有干勁，去工作去投資。救濟，是拯救一個人于困頓之中。福利，是解決后顧之憂，拉平差距，讓人可以“躺平”。基建，則是修房子修路建算力中心，目的在于賺錢。

刺激、救濟、福利、基建，都能創造出需求和崗位，以及相應的收入。有些情況下，它們之間是相容的，比如，財政發錢，救濟窮人，能實現公平，又能制造出需求，刺激經濟。但有些時候，它們之間是沖突的。

比如，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但獲得一個額外的福利，窮人可能會存下來，富一些人的更可能花掉。同樣發1000塊錢，月入1萬的年輕人會很高興，呼朋喚友聚餐花掉。但一個月入3000元且不穩定的家庭，就更可能把這筆錢存下來，作為臨時失業時之需。

所以，如果目的是刺激經濟，錢發給富一些的人，效果更好。這就是救濟、福利與刺激之間的沖突。

二

這些基本原理，在現實中已經顯現。

10月12日，財政部副部長廖岷表示，財政部“積極研究出臺有利于房地產平穩發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允許專項債券用于土地儲備、支持地方更多收購存量商品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并適當減少新建規模。

此前，今年5月17日，央行明確擬設立3000億元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地方國企對商品房庫存進行收、運營，盡管能獲得運營收入，但購買資產仍沉淀巨額資金，而基于中國房地產的租售比，運營收益會非常低，能否避免形成新的債務，也是一個考驗。

但更重要的是，把保障房作為財政刺激政策，是否會與最初的刺激目的相容？

一般認為，當前已建待售住房較多，收購存量房轉變為保障房，可以促進市場“去庫存”，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止跌回穩，帶動市場信心回升。對地方政府而言，可以盤活土地利用率；對于房企而言，這是實實在在的回款，可以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但對樓市而言，不管是配售還是配租，都會加大當地房地產市場下滑的壓力，未必能提振價格預期。

進入三季度，這個政策已經在福州、重慶、天津、青島、鄭州、武漢等少數城市落地，已完成收儲，轉化為保障房，收購項目大多用于配租而非配售。

因低于周邊平均租金，加之配套設施完善，配租型保障房落地效果普遍好于配售型商品房。這些房源入市，會降低區域內租賃價格。對于樓市而言，會加劇剛需觀望。一方面，經濟形勢不好，收入受限，另一方面，樓市是買漲不買跌，保障性入市，會壓低行情，剛需更會觀望。

鄭州今年 7 月開始配售首批配售型保障房，是全國最先開啟的城市。房源靠近城區，區位較好，價格便宜，約為周邊新房均價 50%-70% ，二手房均價的 80%-90% ，有較大吸引力。但配售型房源入市，加劇了周邊新房房價下行。目前這些配售型保障房，多數位于主城四環沿線。 2024 年四環沿線商品住宅均價 11255 元 / 平方米，同比下滑 8% ，在主城各環線中下滑幅度最大。新房房價的持續下滑，會造成剛需觀望，加劇維持庫存壓力的因素。

刺激政策的目的，除了救房企，更重要的是救房市。房市穩住，更多的錢進來，資金流轉，達成目的。現在，雖然得到這個福利的家庭，開支增加，但更多的剛需家庭，可能反而會觀望。

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保障房是一種抹平差距的福利，這種福利與刺激政策的目標產生了沖突。

首先，從現實性來講，能夠參與配售的家庭，其實相對而言，屬于經濟情況較好的家庭。本來應該支付100萬的家庭，現在只支付了50萬，享受到了這個福利。這意味福利的錯配。這不僅僅是公平性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是讓原本“不用躺平”的家庭，可以借著福利“躺平”。這相當于減少了社會總需求與總支出。第三，因為這個對賣方的價格補貼，形成了新的市場價格，最終，減少了整個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這就不是在刺激，而是在通過福利，進一步降低了預期。

同樣一個事，福利、刺激兩者之間，就相互矛盾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模式源于另一個約束：國企收房，不管配售或配租，都是相對封閉的運行，購房者要退出，只能把房重新賣給國企。理論上資產還在國家手中，未來可重新變現。而給老百姓的現金補貼，難以回收。不過，一旦交給國有企業，這意味著只能在賣方進行價格補貼，最終形成的市場價格，就會對整個樓市的價格形成沖擊。如果反過來，進行需求方的現金補貼，就不會干擾市場價格。

三、

福利與刺激的關系還有另一種例子。

現在某些刺激方案，是補上基本公共服務短板，一個就是上面提到的，由政府收購滯銷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另一個就是大力度提升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

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高均等化的福利，但未必是很好的刺激。

著名的激勵雙因素理論認為，影響人們工作態度的因素可以分為兩大類：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

所謂保健因素，指工作環境、工資薪水、公司政策、人際關系等，這些因素得到滿足時，員工可能會消除不滿意感，但不會產生滿意感或激勵效果。所謂激勵因素，包括成就、承認、獎金、發展機會等，這些因素，能激發員工的滿意感和積極性，從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績效。

財政刺激性政策，均等化地提供公共服務，形成消費。但這類消費都是保健型消費，缺乏激勵性。打個比方，給每一個小孩都分配一個外教老師，不會給家長帶來任何刺激性的推動。每一個人獲得的醫療保障大幅度提高，感知并不會太強。沒人因為疫情中的支出，被激勵了吧？

順帶說一句，中國人因為保障不足，不敢消費，是錯的。這個有空專門寫一篇談。

四、

刺激可以以福利的形式實現，福利是均等的，那么一定得是高流動性的、可選擇的，這樣才能帶來流動性與激勵性。這就指向對家庭的現金補貼，而不是提供公共品。另外，正如前面所說，現金補貼，雖然有高流動性，但如果是救濟，則會降低效率。

所以，現金補貼，反而應該發給有較高消費邊際傾向的中產家庭。那么，最好的刺激方案呼之欲出，那就是能永久地改變一個家庭的消費邊際傾向的方案：補貼生育行為。

這不但能解決當下的刺激問題，還能長遠地解決人口結構問題，以及中國經濟中的深層次結構問題。

中國內循環的堵點，在于工資不高，內需不足。所謂結構性改革，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基于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原因，很難在短時間內，從個體勞動權益的角度去推高工資。那么，補貼直接發放到家庭，實質上就是一個“國家談判”替代“個體談判”，快速地解決結構性問題。實際上，長假制度就是一個成功的“國家談判”代替“個人談判”，進而提升勞動者權益的制度案例。

不過，這意味著一旦開始就不能結束，而且是不斷投入。相比之下，其他方案都是短期的，低成本的。

五、

這需要很多夜深人靜的時候，從工作中脫離出來，從那些最基本的需求，最基本的原理，進行全過程的重新推導。回到最初的本質，用最基本的原理，最基本的事實進行思考。

刺激的過程，是用財政的錢，去制造工作崗位，一方面，激發出新的供給，同時，產生工作崗位。這些崗位帶來收入，形成新的需求。在這個運行過程中，消費者和投資者對預期的預期、心態、情緒都改變了。最終，改變整個經濟的運行狀況。刺激政策的目標，不是公平，不是福利，不是救濟，不是基建，這些都是它的手段與形式。

當然，這一切的一切，還有一個最基本的第一性：所謂凱恩斯主義，它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經濟，才需要刺激政策，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執行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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