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9日，國家杰出軍事領導人賀龍元帥去世，終年73歲。然而賀龍的骨灰直到六年后才得以安放在八寶山。在這期間，周總理深感悲痛與自責，1975年，在安放儀式上他鞠了七個躬，表達對未能保護賀龍的悔恨。在賀龍去世兩年后，周總理才得知此噩耗。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延遲？在賀龍去世和周知曉之間，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

自從投身軍旅，參與革命斗爭以來，賀龍以他果敢決絕、快意恩仇的性格在軍中享有盛譽。年僅18歲時，他目睹了家鄉地主豪紳對百姓的殘酷剝削和橫行霸道，心中憤懣難平。無法忍受這種不公，他毅然決然地投入革命洪流，加入了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的前身）。

1917年，在支援湖北的戰爭中，賀龍只身來到慈利縣，手中空無一物。面對當地軍閥的武裝士兵，他毫不畏懼，巧妙地利用兩把菜刀作為武器，成功繳獲了敵人的兩支槍械。憑借這微薄的武器，他迅速組建了一支革命隊伍。這段英勇事跡就是“賀龍二把菜刀鬧革命”的傳奇由來。

1927年，正值歷史轉折的八一南昌起義前夕，周總理在周逸群的陪同下，特意拜訪了時任國民黨第20軍軍長的賀龍，旨在進行統戰工作，爭取他的支持。出乎兩人意料的是，賀龍在認真聆聽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方針和政策后，深深被其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理想所感召。他激動萬分，緊緊握住周總理的手，激昂地說道：“我賀龍從軍多年，革命半生，今日方知真正的前進方向！今后，我和我的部隊將追隨共產黨，為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

他在戰場上的英勇表現和指揮才能，使他屢次取得關鍵性的勝利，贏得了同僚和部下的高度贊譽。他的事跡傳遍了軍中，甚至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蔣介石深知賀龍的影響力和實力，試圖將他納入自己的麾下。他開出豐厚的條件，許諾高官厚祿，企圖以此打動賀龍，為自己所用，增強自身的力量。

但蔣介石的拉攏之舉并未奏效。他派出的說客們，無論是試圖勸說還是威逼，都無法改變賀龍的堅定立場。有的說客被賀龍直接扣押，有的甚至遭到了更嚴厲的對待。蔣介石耗費了大量精力和資源，仍然無法動搖賀龍的信念。其中一位被派遣的說客就是他的心腹李仲公。

李仲公在蔣介石身邊擔任要職，是其倚重的謀士之一。他深諳政治策略，善于游說，曾多次為蔣介石出謀劃策。1927年，國內局勢緊張，政治風云變幻。李仲公受命前往漢口，計劃策動駐扎在那里的部分將領，促使他們倒向蔣介石的陣營，以鞏固蔣在軍中的影響力。

賀龍是李仲公此行的主要目標。然而李仲公與賀龍素未謀面，直接登門拜訪，恐怕會被拒之門外，甚至引起對方的警覺。思索再三，他想到了賀龍部下的一位舊識嚴仁珊。兩人曾有過交情，李仲公決定借助這層關系，尋找接近賀龍的機會。

賀龍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與部下關系融洽，常常到他們家中走動，了解他們的生活和需求。這種作風在軍中廣受好評，也為李仲公的計劃提供了便利。他以拜訪老友為名，住進了嚴仁珊的家中，耐心等待時機的到來。為了不引起懷疑，李仲公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意圖，只是含糊地表示希望能有機會見到賀龍。

不出所料，沒過多久，賀龍便如往常一樣來到嚴仁珊家中探望。見到賀龍的到來，嚴仁珊覺得這是一個引薦的好機會，便對他說：“蔣介石的秘書長李仲公在我家，他想見見您。”賀龍聽聞此言，眉頭微微一皺，心中閃過一絲警惕。

雖然不清楚李仲公的具體來意，但賀龍明白，蔣介石此時在政治上動作頻繁，與他的立場有所不同。他對與蔣介石的接觸持謹慎態度。然而考慮到直接拒絕可能帶來的影響，他還是決定見一見李仲公，看看對方究竟有什么打算。

初次會面時，賀龍對李仲公的印象并不好。他覺得對方言辭虛偽，態度中帶著一絲居高臨下的意味。即使這樣賀龍仍然保持著禮貌的態度，與他客套了幾句后便借故離開，沒有給李仲公深入交談的機會。

李仲公意識到，想要說服賀龍，需要更周全的計劃。他決定以社交活動為契機，拉近與賀龍的距離。第二天，他精心籌備了一場盛大的宴會，邀請了多位川軍、滇軍的將領，希望借助群體的氛圍影響賀龍。他特別派人再次邀請賀龍出席，表達了誠摯的期望。

宴會當天，賀龍按時赴約。他一進入會場，便察覺到這次宴請的規格非同一般。到場的都是各路實力派將領，場面奢華而隆重。這讓賀龍更加警覺，他暗自思忖，李仲公如此大費周章，必定另有圖謀。

果然，宴會結束后，李仲公再次邀請賀龍前往嚴仁珊家，借打牌之名，實則想與他深入交流。賀龍心中明了，李仲公的真實目的終于要揭曉。他決定順水推舟，看看對方究竟有什么打算。

在輕松的氛圍中，李仲公開門見山地表達了自己的意圖。他懇切地表示，希望賀龍能加入蔣介石的陣營，為其效力。他強調，只要賀龍點頭，任何條件都可以商量，職位、金錢、資源，都不是問題。

賀龍聽完后，臉色逐漸冷峻。他是一位以人民利益為重的革命者，投身軍旅以來，一直堅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則。面對李仲公的利誘，他感到既憤怒又失望。他嚴肅地回答道：“非常感謝你的好意，但我賀龍為的是國家和人民，不是為了私利。請轉告蔣先生，我的心意已決，不必再費心了。

考慮到當時政治局勢復雜，蔣介石尚未公開與共產黨決裂，賀龍并未采取過激的行動。他命令手下將李仲公暫時扣押，隨后將此事上報給了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的唐生智，交由他處理。

最開始，有人建議直接處決李仲公，以儆效尤。然而國民黨內的進步人士鄧演達得知此事后，親自出面為李仲公求情。鄧演達在黨內德高望重，他強調應以大局為重，避免內部矛盾激化。鑒于鄧演達的勸說，賀龍最終同意釋放李仲公，但他心中明白，此事恐怕不會就此結束。

李仲公在被釋放后，對賀龍充滿了怨恨。他的任務不光失敗，還受到了屈辱，這讓他無法咽下這口氣。從那時起，李仲公與賀龍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為日后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之后李仲公在隨蔣介石時未能建立顯赫的功績，但賀龍憑借其卓越的戰略眼光和勇敢的決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屢建奇功，人民群眾敬稱其為賀龍元帥。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鞏固國內政局的穩定，政府決定吸納一些民主人士參與國家管理。此時李仲公卻提出要擔任某省省政府主席，這一要求讓許多同志感到其野心過于肆無忌憚。一次周總理安排與李仲公會面討論其請求。會談中，李仲公正試圖爭取更高職位時，賀龍元帥突然出現，讓李仲公驚慌失措。賀龍當面揭露了李仲公曾試圖拉攏他反共的過往，李仲公聽后臉色蒼白，慌亂中匆忙告辭。

李仲公最后只在政府中獲得了一個普通職位，他對賀龍的怨恨卻更加深重，暗中誓言必須報復。在一段動蕩的年月里，李仲公與一些反革命勢力勾結，偽造了兩封意圖誣陷賀龍的信件，信中指控賀龍企圖通過他投降蔣介石。這些捏造的證據最終使賀龍受到政治對手的嚴重打擊，不幸在重壓之下離世。

直到兩年后，周總理才得知賀龍的不幸離世。此時他自己也被確診患上了癌癥，生命進入了倒計時。雖然自身正與病魔抗爭，這個消息仍讓周總理深受打擊。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自責之中，為未能保護賀龍免遭如此悲慘的命運而感到沉重的內疚。這種負罪感如山般壓在他的心頭。即使在自己健康每況愈下、肩負巨大壓力的情況下，周總理依然堅定地決心要為賀龍平反昭雪。

1972年1月6日，陳毅元帥逝世。四天后，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莊嚴的追悼會。國家最高領導人齊聚一堂，連毛主席也罕見地親自出席，向這位逝去的戰友致以最后的敬意。目睹昔日的同志相繼離世，毛主席深受觸動，內心充滿了悲痛和對革命歲月中犧牲與情誼的深刻反思。追悼會上，毛主席表示要重新審視賀龍的問題。這一重要表態沒有逃過周總理的注意。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契機，是時候采取實際行動，為賀龍恢復名譽了。

負責調查賀龍案的華國鋒將手中獲得的兩封所謂的“求降信”提交給了公安部的專業人員。這些信件的信封確實顯得年代久遠，紙張泛黃，字跡模糊不清，似乎經過了多年的歲月洗禮。經過公安部專業團隊的仔細鑒定與化驗，真相漸漸浮出水面。他們對信紙和墨汁進行了科學分析，結果顯示，信紙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工廠中生產的，而墨汁中含有的某些化學成分也是建國后才開始使用的。所以公安部門得出的結論是鐵證如山：這兩封信件是后來偽造的。

當公安部的調查人員了解到真相時，他們無不感到震驚和憤怒。賀龍元帥，這位在革命歲月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竟被這樣惡意陷害，最終在誤解和孤立中結束了生命，這讓每一位調查人員都感到心痛和不忍。

華國鋒攜帶這一切確鑿的證據，趕往中南海，向周總理匯報了整個調查的過程及其結果。調查文件中包含了公安部對信件真偽的詳細報告，還附有對李仲公進行法律制裁的建議。

周總理接過文件，沉默地翻閱著每一頁，他的臉上顯露出深深的憂郁與哀傷。他知道這份報告是對賀龍的平反，也是對歷史的一種糾正。讀完后，他深深嘆息一聲，仿佛要將心中的重負一并呼出。然后他緩緩抬頭，眼中帶著幾分疲憊和無奈，對華國鋒說道：“算了吧，他都已經80多歲了，就是將結論告訴他，也會把他嚇壞的，眼下還是給賀龍同志平反更重要。

隨后周總理指示華國鋒和紀登奎準備一份關于為賀龍恢復名譽的正式報告，還有一份中央的官方通知。到了1974年9月15日，他們將這份《中共中央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提交給毛主席。

1974年9月29日，毛主席批準了這份文件，它隨后作為中央第25號文件正式發布。到了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賀龍去世七周年的時候，中央組織了一個儀式，正式為賀龍的骨灰找了一個安放的地方，并且公開地恢復了他的名譽。

至于李仲公，雖然因為年紀太大沒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他后來被撤掉了所有職務，每個月只能領取八十塊錢生活費，過得相當困苦。到了1978年5月20日，李仲公因病去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