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溥儀得到特赦，終于回到了北京，辦理了北京市普通市民的戶籍手續，從此開始了全新的公民生活。

第二年，溥儀在組織的安排下在北京植物園擔任園丁和售票工作，植物園為了安頓溥儀這個特殊員工，曾事先規定人們嚴禁圍觀和指點溥儀。

可是植物園所在的香山附近住著很多旗人，經常為了一睹溥儀的風采，去植物園圍觀，不免令溥儀十分苦惱，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剛開始的溥儀總是一聲不吭，開會時也是一直悶頭做筆記，從不發言。

直到很久以后，溥儀的這種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們熟絡后的溥儀還經常和大家開玩笑，和別人聊起來宮廷秘聞，也絲毫不避諱，而且由于虛心好學，很快學會了給花卉剪枝、換盆、嫁接等。

在植物園鍛煉了一年以后，溥儀于1961年3月6日離開，此后他多次到植物園看望曾經一起勞動過的“工友”。

離開植物園后，溥儀進入了中央文史館擔任文史資料研究專員，負責研究清末時期的文史資料。

此時，經過改造后的溥儀，皇帝架子早已放下了，他經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畢竟從小沒有勞動過，做什么都顯得笨拙，所以他的手上常常貼上膠布和涂了紅、紫藥水。

每當有人來找他時，回答的人總是說：“你看哪個人手上貼了膠布和紗布的便是溥儀”。

當時，在文史資料委員會的每個文史專員都親歷、親聞了不少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溥儀一生的經歷，幾乎都有列入歷史大事年表的事件，但是他在擔任文史專員后親自寫的東西卻不多。

在擔任文史專員期間，溥儀上班期間只寫過《張勛復辟前后》《我怎樣當上偽滿執政》和《我第三次當皇帝》等幾篇。

雖然溥儀沒有多少學術研究的能力，可是因為末代皇帝的身份，自然引起了文史界的名人的關注，時任中科院院長和文化部部長的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位。

當時，郭沫若正負責清史研究，想要創作一本記錄晚清皇室生活的一本書，而在他眼中，溥儀便是他收集素材的不二人選，于是便打算邀請溥儀擔任自己的助手，進行這方面文史資料的研究。

按理說，收到郭沫若的邀請，大多人會接受，可誰知溥儀并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反而對郭沫若冷冷回復五個字，當場讓郭沫若無地自容，一臉的尷尬。

溥儀說了什么呢？其實很簡單，就是“我不懂滿語”。

溥儀的這句話，為何讓郭沫若尷尬不已呢？其實，這個很牽強的理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溥儀給郭沫若一個打臉的回絕。

滿清的很多史料是有滿語，但是大多數史料中的漢語才是正篇，就算不懂滿語，照樣可以給郭沫若當助手。

而且溥儀從小受到了系統的教育，是掌握一些滿語的，之所以對郭沫若說不懂滿語，實際是一種變相的推脫。

至于溥儀為何對郭沫若這個態度，可能更多的是因為郭沫若曾經考古挖掘明皇陵一事，雖然不是自家的清皇陵，可說到底，溥儀對此很抵觸，使得溥儀對郭沫若沒有好感，所以當郭沫若邀請給他當助理時，溥儀才會冒著得罪郭沫若的風險，也斷然拒絕了。

當然，郭沫若也是個聰明人，自從吃了閉門羹，以后和溥儀的相處也保持距離。

溥儀自從被特赦后，在很多場合大多保持唯唯諾諾和謙遜的姿態，在對待郭沫若的態度上也算難得硬氣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