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日軍在武器裝備上較我軍最強者其實是火炮。

抗戰初期，日軍除了獨立的重炮兵部隊外，在步兵師團編有炮兵聯隊，在精銳步兵聯隊編有炮兵中隊和速射炮中隊，在步兵大隊還有一個炮兵小隊，通常裝備2門92式步兵炮，因此該炮也常被稱為是“大隊炮”。

對比日軍編制完善、數量眾多的炮兵部隊，中國軍隊只有少量的重炮部隊，雖然其中個別型號火炮的性能不錯，但是火炮數量及彈藥量則嚴重不足。而除了獨立炮兵部隊外，在中國軍隊絕大多數的軍師級單位，連山炮都是極少的，很多時候所謂的師屬炮兵營其實只裝備了迫擊炮。

而在敵后戰場上的八路軍，重火力更為貧乏。八路軍總部炮兵團還是以國內戰爭中繳獲的數門山炮，加上從滹沱河中撈出晉綏軍遺棄的8門山炮，才以此為基礎編成的。

此后在抗日戰場上八路軍陸續繳獲有山炮、步兵炮、迫擊炮，這些繳獲的火炮便是總部炮兵團及各大根據地炮兵最寶貴的武器。但也正因為十分寶貴，而且數量較少，山炮、步兵炮大都集中于軍區一級，在團級以下部隊中，最好的裝備基本就是迫擊炮，而且迫擊炮的裝備量也特別少，絕大多數步兵團甚至連這個都沒有。

即便是有迫擊炮的部隊，彈藥也往往很成問題，比如山東軍區八路軍在一次實力統計中，濱海軍區的第4、6、13團，三個主力團一共只有1門迫擊炮，炮彈也只有12發。

在這種情況下，若非是極為重要的戰斗，否則連迫擊炮彈都打不起。因此日軍但凡是遇到有迫擊炮投入作戰的八路軍，都會判斷為是主力部隊。

同樣地，也正是因為欺負八路軍炮少、炮彈更少，其才有底氣在華北大力推進碉堡戰術，以星羅棋布的炮樓為點，道路為線，然后將敵后戰場分割為若干小塊，不斷出動兵力“掃蕩”，以擠壓八路軍的生存空間。

以當時日偽軍炮樓的構筑標準而言，其實并不算復雜，但依靠步槍、手榴彈去打往往犧牲不小。所以有炮很關鍵，可炮又從哪里來呢？

自國府處自然得不到，我軍有限的兵工廠也造不出很復雜的炮，因此只能是以繳獲為主。

而本文標題中所說的“八分區兩大寶，七團加大炮”，其中的“大炮”便是繳獲來的。我們也從當年根據地群眾口中的這句話，來講講其背后的一段抗戰史。

八分區，第八軍分區的簡稱，抗戰時期敵后戰場這樣的軍分區有很多，這里的八分區指的是冀魯豫軍區第八軍分區。

而七團指的是在1940年八路軍整編后誕生的第115師教導第3旅第7團，而這個團可不簡單，因為它是一支老紅軍部隊。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其中紅1軍團紅2師改編為八路軍343旅685團，而紅2師5團改編為685團的第2營。紅5團有著南昌起義和井岡山的老底子，是紅軍的精華部隊，有模范紅5團之稱。縮編為685團第2營后，首任營長為曾國華（開國中將）。

在平型關之戰中，2營5連連長曾憲生犧牲、指導員楊俊生（開國少將）重傷，所在連被授予“平型關大戰突擊連”榮譽稱號。平型關戰斗結束后，曾國華率2營加1營4連獨立活動，隨343旅副旅長周建屏（1938年舊傷復發去世）開赴冀西。

晉察冀軍區成立時，周建屏為第4軍分區司令員，而曾國華所率部隊在筆者老家平山縣，與平山游擊第一大隊合編為支隊，史稱曾國華支隊。對內稱五支隊，對外稱永興支隊，實際恢復了紅5團的建制。

1938年，5支隊先后轉戰晉東南、冀南，隨后向冀魯邊進發；不久后，343旅政委蕭華率200余名干部抵達冀魯邊，成立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下轄4支隊、5支隊和6支隊。

1939年，由于日寇封鎖、“掃蕩”，冀魯邊糧食極度困難，5支隊轉入魯西山區；次年與山縱第6支隊合編為運河支隊。

1940年底，115師系統部隊整編，運河支隊與獨立支隊第2團合編為教導第3旅，其中7團即是原5支隊5團，亦即模范紅5團的后續部隊。

所以說，7團這種轉戰晉冀魯的老紅軍部隊肯定是一大寶，而另一大寶“大炮”其實指的是繳獲日軍的92式步兵炮。

大家可能會說了，區區92式步兵炮怎么也算大炮呢？

的確，按照正常理解，92式步兵炮確實到不了大炮的級別。可很多話，我們要放在當時的那個背景下去看。在我軍連復裝子彈都要數著打的那個年代，92式步兵炮還真就是“大炮”。

而且對日軍而言，雖然92式步兵炮的級別是大隊炮，但也是極為重視的。最關鍵的是這種炮不能讓八路軍給繳獲了，因為只要丟掉這一門炮，就意味著附近方圓幾十里的日偽據點不再安全，這個附帶后果對日偽軍而言是非常嚴重的。

因此但凡是日軍作戰帶炮出動的，一般都有較多兵力，我軍也的確不好繳獲此類火炮。但不好繳獲，不代表繳獲不了，要不然八分區這門炮怎么來的呢？

1940年底，當時還是魯西軍區時期，軍區司令員兼教導第3旅旅長楊勇（開國上將）決定7團借著掩護9團開辟巨野以南根據地的機會，打擊鄆城縣地區的日軍。

當時鄆城縣地區的日軍為第32師團的一個大隊，還掌控了大批偽軍，其以縣城為大本營，在交通要道構筑據點，以分割我敵后根據地。

其中有一個叫做候集的據點內駐日軍1個小隊外加偽軍100余人，這個據點屬于中等據點，兵力雖不是很多，但防御工事堅固。每次候集據點的日偽軍發現我軍后，即向鄆城縣的日軍大隊通告消息，后者便攜帶92式步兵炮出動遙相呼應。

楊勇與政委蘇振華（開國上將）、副旅長王秉璋（開國中將）、政治部主任曾思玉（開國中將）商議后，決定佯攻候集據點，吸引鄆城縣日偽軍出動，然后圍點打援，拿下日軍的步兵炮，為此還向部隊提出了“打勝仗，繳大炮，迎接1941年”的口號。

具體主攻的部隊便是7團，此時團長為劉正（1942年犧牲）、政委為我們上面提過的楊俊生。

1941年初，楊勇、王秉璋、劉正、楊俊生等領導干部帶營連長們分別化裝成農民及小商販偵察地形，發現候集東南的潘溪渡地形較好，決定在此打擊日軍增援部隊。

具體部署是以旅特務營佯攻候集據點，7團占領預定設伏地域的村落，打一場村落伏擊戰，旅騎兵連及分區部隊擔負警戒和阻敵二次增援的任務。戰斗前，部隊在類似地形環境下提前組織了演練，并制定了各種情況的預案。

1月7日，我佯攻戰斗打響，鄆城縣日軍在候集據點的求援下派出了日軍1個中隊、偽軍1個大隊，攜1門92式步兵炮救援。

當時全面抗戰已經打了3年多，日軍也極怕八路軍打伏擊，遂派出10余名偽軍到附近村落打探，結果路口碰到的都是化裝的八路軍偵察員。這些偽軍警惕性很高，又到村里盤問，群眾配合得很好，說哪有什么八路，得到偽軍回報后，日偽軍大隊才繼續前進。

但是日軍仍害怕被打伏擊，讓偽軍大隊打頭陣，自己在后方跟著。而偽軍完全進入我伏擊圈時，日軍才進入了一部分。而且有日軍前導騎兵發現情況不妙，立即回撤，我戰場指揮員當機立斷，下令開火。

日軍此行有4輛汽車，是我軍的首要攻擊目標，汽車打癱后全線攻擊。偽軍戰斗力差，最先被打垮，而日軍則不好打，一部日軍帶輕重機槍到墳地里抵抗，另一部攜步兵炮對我射擊。

1941年的日軍戰斗力仍然是不弱的，但是有老紅軍底子的7團戰力也同樣不差，而且還是預先設伏戰斗，兵力也占有絕對優勢。

日軍依托步兵炮對我射擊，其實反倒令我戰場指揮員非常興奮，因為此戰的目的之一本來就有繳獲火炮。因此部隊聽到炮響，直接端著刺刀就沖了過來，最終戰至黃昏，終于將被圍日軍殲滅，成功繳獲了火炮。

在此過程中，鄆城縣日軍再度來援，但被我騎兵連等部隊阻擊，只能是無可奈何。

潘溪渡戰斗除了殲滅日偽軍大批援軍外，還斃傷候集據點及鄆城再次來援之敵一部，共斃傷日軍160余人、斃俘偽軍130余人，焚毀敵汽車4輛，繳獲1門92式步兵炮、2挺重機槍、6挺輕機槍，其他長短槍190余支、鋼盔100余頂，我軍犧牲32人、負傷106人。

這支戰斗中，我軍付出的代價不小，但日偽軍的損失更大，不僅損傷了約1個中隊的兵力，關鍵還丟了1門92式步兵炮和8挺輕重機槍。

當時的總體形勢是敵強我弱，在判定魯西區八路軍有相當實力后，日軍迅速發動了報復性大“掃蕩”，并打出了“奪回大炮，活捉楊勇”的口號。

我們之前講過的蘇村阻擊戰便發生在這次反“掃蕩”中，在潘溪渡戰斗中擔負佯攻任務的教導第3旅特務營，在蘇村又以2個連的4個老兵排阻擊日軍數千人，激戰一整天后自營長、教導員以下大部犧牲，日軍又施放毒氣，最終在蘇村阻敵的八路軍有126人犧牲，僅副教導員秦光等8人負重傷，經群眾救回后生還。

敵后戰場的反“掃蕩”作戰就是如此，雖然單次的戰斗規模不會很大，但卻異常殘酷，整連整排的傷亡和犧牲幾乎在每次反“掃蕩”中都會出現。而部隊的戰斗力也便是在那一次次艱苦的戰斗中，不斷形成的。

敵軍這次“掃蕩”的目的之一是找炮，雖然說200多公斤的體量在火炮中算小的了，但對于運動轉移中的我軍依然很“重”。由于在戰斗中沒有繳獲到能用的炮彈，而且當時剛剛繳到火炮，部隊也不太會操弄，因此這門炮便被拆解開秘密埋藏了。

不過這門火炮的傳奇可遠沒有結束，好不容易繳獲的火炮，八路軍又怎會讓其一直深埋于地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