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陳拙。

我發現現在的醫生不只會化療，也能用“話療”治病。

前段時間，上海有位女醫生專門開了一節課，名字叫“好好說話”——就為了告訴醫學生們，該如何和患者溝通。

他們在課堂上玩角色扮演游戲，假裝自己是病人。有人扮成燙傷的10歲男孩，一邊哭鬧害怕一邊擔心是否留疤，完全模擬真實的醫療環境，被測試的醫生必須在治療的同時安撫情緒，回答患者的問題。

女醫生說，醫生和病人目標一致，本不該有矛盾，出現矛盾大概率是溝通問題。

我的作者康不醫親身經歷的醫療案件里，有位醫生就因為一句話，被家屬告上法庭。

康不醫說，這起案件很特殊——醫患雙方中沒有真正的壞人，只有原本一份好心，在錯誤的溝通方式下，造成了巨大傷害。

7月的一天，天氣潮濕悶熱，似乎要下雨了，我正為了一個難纏的醫療糾紛案在醫調委整理資料，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

有個女人在電話那頭用哭腔喊著：“律師，律師你救救我們吧——我對象被醫院害死了”。

這個叫王春娟的女人，給我講了一個近乎荒誕的故事：她說她丈夫在醫院被護士喂食嗆死了，醫院為了掩蓋過失，把尸體藏在ICU不讓她看，她爭了兩天才把丈夫的遺體搶出來。

我問她說的是哪家醫院，對方報出了本市最大的三甲醫院的名字。

怎么可能？這家醫院醫療水平能排進全國百強，嗆死人是多低級的失誤，更何況ICU藏尸，這醫院里幾千號人是都不干了嗎？

似乎感覺到我的懷疑，王春娟的語速越來越快、越來越急，最后化為一聲抽噎，她說她已經找了好幾個律師了，“為什么你們都不信我？”

不知道是因為她語氣里的絕望，還是窗外隱隱悶雷的聲音，我心軟了，對著電話那頭說：“你有病歷嗎？帶過來吧，我給你看一眼。”

最開始我想的其實只是安撫一下這個女人的心情，就當日行一善；畢竟沒有人相信，那么大的一家三甲醫院，會發生她所說的這樣荒謬的事件。

我從沒想過，就這一眼，我竟然真的接下了這起案件，并且在四個月后，和她一起迎來了勝訴的結果。

王春娟趕到我們約的地方時，外面的大雨已經下了起來。不知道是雨水還是汗水，把她鬢邊的頭發打濕成一綹一綹的。

她穿著一件著白底黑花的滌綸上衣，皮膚灰暗粗糙，兩頰上還有些紅血絲，是那種非常典型的農村婦女的樣子。

衣服和頭發都淋濕了，她懷里的無紡布袋子卻被保護得很好。像是怕我反悔一樣，王春娟一坐下就打開袋子取出厚厚一本病歷推到我眼前。

我一邊看，她一邊語速飛快地“解說”著。

出事的人是她的丈夫李鑫。據王春娟說，丈夫生前身體強壯，一直是家里的頂梁柱，“可能是著涼”，6月份開始斷斷續續地發燒。

燒了半個月不見好，吃退燒藥也沒用，先是去了縣醫院，沒查出原因，反而情況越來越嚴重，人都有點燒糊涂了，于是連忙送進第一醫院治療。

在第一醫院住了一禮拜，雖然花錢如流水讓王大姐有點心疼，但欣慰的是，丈夫日漸好轉，“腿和胳膊都會動了，以前一邊不會翻身，后來兩邊翻身全都會了，真的是狀態是越來越好了”。

王春娟一度以為丈夫很快就能出院了。變故就發生在住院的第7天。

當天下午，醫院為李鑫抽了腦脊液送檢，囑咐王春娟術后4~6小時禁食禁水。但差不多5小時后，來查房的護士就告訴他們，可以用食管喂一些稀飯了。

王春娟雖然心有疑慮，但沒有反對。護士操控著食管，將王春娟他們從食堂買的稀飯通過鼻腔注入李鑫的胃里。

好像是突然，李鑫抽搐了一下，接著唇邊開始流出半透明的液體。王春娟趕緊叫停護士，同時喊醫生，可醫生只是看了一眼，對王春娟說拍拍背就行，就走開了。

王春娟拼命給丈夫拍背，但丈夫的臉還是越來越紫，同時旁邊機器上的數據一陣亂跳，“心跳都跳到二十幾了”。

護士們紛紛跑來，醫生們也終于被驚動，團團圍住了李鑫的病床。

王春娟被趕了出去，只看到醫生們前所未有的慌亂，在床前忙了半天，又匆匆推著病人進了ICU，中間一眼都沒讓她看見。

病危通知書雪花一樣地下，不到24小時后，王春娟得知，丈夫腦死亡了。

醫院給出的理由是，病情惡化，搶救失敗。

可怎么會呢？好好的一個人，家里唯一的頂梁柱，生活中最大的依靠，剛還眼看著病情好轉，能說話、胳膊腿都會動了，轉眼之間腦死亡？

更讓她覺得可疑的是，醫院對她的態度突然發生了180度大轉彎，一開始很冷淡，“就我對象不行的那天，耐心地給我解釋”。

又比如之前讓他們做的一個檢查，說是5~7天出結果。當時王春娟就質疑過，說結果出得太慢了，會不會耽誤治療，醫生說就是這樣，快不了。但人一進ICU，兩天不到結果就出來了，而且什么都沒檢出來。

王春娟懷疑，這種種轉變，都是因為醫院做賊心虛，因為他們做錯了事——

丈夫根本不是死于病情惡化，而是死在17日晚上，因為護士喂進他“鼻子”的那一口稀飯，是醫生漫不經心的一轉身，耽誤了轉瞬即逝的搶救時間。

是醫院操作失誤，把丈夫嗆死了。

丈夫李鑫住進ICU后，王春娟和醫院的信任迅速崩塌。她堅持要進ICU看丈夫，不相信院方給出的任何說法，要把丈夫“搶”回家。

醫院告訴她，病人現在已經腦死亡，出院就會死，王春娟卻認為，丈夫早在三天前就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是醫院在裝樣子，在“毀滅犯罪證據”。

她只想立刻見到丈夫，哪怕是讓他入土為安，也不能再被騙人的醫院拿在手上折騰。

沒讀過什么書的王春娟，自己在網上查了一通怎么跟醫院維權，第一時間封存了病歷，急匆匆地帶出來找律師。

此刻，這本病歷就放在我的面前，王春娟一面繼續來回地重復著自己的疑點，一面殷切地看著我。

有一瞬間，我甚至都有些迷茫了，她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我手中這本病歷非但佐證不了她的說法，反而證明了——

醫院沒有任何問題。

根據病歷顯示，患者李鑫入院時的狀況根本不像王春娟說的，僅僅只是發燒而已。

記錄上寫著，患者持續發燒了20天，燒到40度，入院時已經陷入昏迷，入院一小時醫生就下了病危通知書，采取了一級護理。

在此之前，縣醫院曾懷疑李鑫得的是傳染病，又懷疑是泌尿系統感染，做了亂七八糟一堆檢查，連為什么發燒都沒查出來。而第一醫院的醫生卻憑借經驗，準確地選擇了為他急查顱腦MRI，迅速查明了發燒的根源——顱內感染性病變。

然而，這并不算是找到病根，只是找到了“主戰場”。

發燒的根源不是感冒炎癥，而是顱內感染，但感染又是什么造成的呢？

大腦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整個醫學界都沒有任何檢查可以保證一步到位地查出。

醫生能做的，只有根據經驗一項一項排查，趕在病原體“吃”掉患者體內正常組織之前，鎖定真兇，把患者搶救回來。

看得出來主治醫生經驗很豐富，她迅速給李鑫安排了一長串檢查，既有腦脊液常規檢查、tNGS等一系列檢查，也有很少有人考慮的蜱蟲病。

這些檢查都需要時間，但病原體查出來之前，醫生也沒有松懈治療，先給李鑫開了一些適用范圍比較廣、副作用小的藥，有針對細菌感染的、有針對結核感染的，有棗沒棗打一桿子。

運氣好的話，可能不用等檢查結果出來，病原體就被稀里糊涂殺死了。

但李鑫并不是一個幸運的患者。入院第7天，他的身體好像突然一下崩潰了。

病歷記錄了王文娟“看不懂”的那次搶救：

5月17日晚20:03，患者出現口唇紫紺，呼吸淺，20:03給予吸氧，口咽通氣道，吸痰處理——心率進行性下降，48次/分。

20:13給予腎上腺素1mg靜推，多巴胺持續靜脈泵入升壓，呼吸興奮劑尼可剎米、洛貝林靜滴——心率恢復至93次/分，自主呼吸仍未恢復。

20:20給予氣管插管+人工氣囊輔助通氣——指氧飽和度逐步上升……

這個搶救記錄的第一行，基本就可以反駁王春娟說的“嗆死”。

嗆咳導致的窒息其實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危急，只要及時吸氧吸痰加心肺復蘇，心率為零都有希望救活，而醫生第一次記錄的時候，李鑫的心率有48，這絕對稱不上“搶救不及時”。如果只是嗆咳，傻子都能救活。

那如果不是嗆死的，李鑫又是怎么死的呢？

從搶救記錄可以看出，醫生給李鑫的治療中，吸痰一點用都沒有，氣管插管管用了一陣子，但他的呼吸循環還是在慢慢變得微弱。兩天后，甚至掛著呼吸機都出現了腦缺氧。

他的死亡不是突然一下，而是像是一個越來越虛弱的老人，緩慢然而不可逆的，到最后竟然掛著呼吸機“窒息”了。

其實，人們習以為常的呼吸，是由大腦控制吸入空氣，到肺分解空氣、氧氣進入血液、送到身體各處等一系列動作組成。

李鑫最后都掛上呼吸機了，等于跳過了氣管，那么問題大概率出在肺或者大腦。

結合開始醫生的診斷：顱內感染性病變，可以推測，李鑫真正的死因，應該是顱內的病原體攻破了他大腦中控制呼吸的中樞。

顱內感染的搶救就像一場游擊戰，醫生尋找病原體，病原體隨時攻擊患者大腦，大腦內有些部分不那么關鍵，有些部分例如呼吸中樞，就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核心。

而在李鑫身上發生的這場戰爭，是病原體率先攻下了核心。醫生盡力了，沒有趕上，這不是醫生的責任。

可是王春娟，能接受這個結論嗎？

合上病歷，我開始努力措辭。

我試探著告訴王春娟，就病歷來看，其實醫院搶救還算及時，李大哥是顱內感染，這個病很嚴重，可能真的是沒來得及。

王春娟本來還在滔滔不絕，被我打斷，愣神一陣才反應過來：“不可能的，17號那天上午查房，我對象好轉挺多的。”

她又念念叨叨說起最后見到丈夫的那一面：“就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他還讓我婆婆和小姑子去歇著……”

“他那幾天精神真的是好轉了，眼睛左看右看的，老睜開眼睛看，看很長時間，不是剛去的時候光想著睡覺，結果晚上給嗆著了……”

王春娟和我見過的許多失去親人的家屬一樣，眼神空洞，反應也慢半拍，問點什么有時候愣神一陣才反應過來，只知道重復自己腦子里的幾句話，用方言說，就像魂丟了一樣。

眼看她又要說起自己的那一套故事，我連忙打斷：“醫生沒告訴你，大哥這個情況其實一直不太好嗎？”

她說的好轉，都只是表象，只是免疫系統在藥物的幫助下短暫占領了高地，實際上病原體沒有清除，隨時都在找機會攻擊中樞。

王春娟激動地說，醫生們不是這樣說的，“他們說，‘我說能治就是能治，不能治再說’，怎么治的根本沒跟我說！”

這明顯是醫生被她問煩了，打發她說出來的話，王春娟自己說出來也反應過來了，眼圈一點點紅了。

“這到底是什么病，他們為什么不告訴我？檢查結果出來以后，我打過好幾遍電話找主任，主任就是不接，最后也沒給我解釋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天我都錄音了，我也聽不明白……”

“一開始住院的時候我問她（主治醫生）什么，老哼哼的，說我腦子不好使，聽不明白，讓我領家人過去聽……”

她念叨的內容，從前面堅信的那個“故事”，變成了對醫生態度的憤怒，她反復強調著，她不明白，她聽不懂。

我從她激烈的語氣中，聽出了一點委屈，和恐懼。

她在害怕。丈夫猝然病倒，醫生說的什么她都聽不懂，也沒有人愿意跟她解釋。

醫生們讓她不懂就不用管，可那是她的愛人，她怎么可能不管？她怎么可能相信世界上有人比自己對他更盡心？

李大哥的死，我能看懂病歷上全力以赴后的無可奈何，可是她看不懂。她看到的就是陰差陽錯的幾秒鐘，眼睜睜被一口飯嗆死了，隨后醫生們還在不斷地推開她、拒絕她。

恐懼轉化為憤怒，她只能豎起滿身的尖刺，來保護自己和丈夫。她只能用最大的惡意去揣測醫生，于是有了那個讓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不可理喻的“故事”。

我心里的煩躁漸漸散去。我打開病歷，一字一句地向她解釋，什么叫做顱內感染，什么叫做腦膜炎。

我告訴王春娟，李大哥的病在進醫院之前就很嚴重了，發燒20天是什么概念，入院檢查顯示已經出現合并基底節區腦組織壞死，就像被大卡車撞了，救回來是奇跡，救不回來才是正常的。

王春娟眼睛睜得大大的，看得出來，她在努力理解我說的話。

我觀察著她的眼神，每當她皺一皺眉頭，或者眼睛開始放空，我就停下來重新說，一直說到她點頭為止。

這一套說下來，王春娟頭一次茫然了：“我什么都不懂，醫生也沒給我們說，就跟我說，‘我說能治就能治’，我以為是能治好的……我要是知道，一定會讓他早早去醫院，他就扛著一直不和我們說……”

她眼淚嘩嘩地流，仿佛終于找到了一個發泄口。我心里難過，但也悄悄松了口氣——終于不說病人是嗆死的了，這么看來，倒也沒有那么難說話呀。

等王春娟的情緒稍微穩定一些，我向她確認，是不是打算放棄這個案子。

王春娟一抹眼淚，搖了搖頭：“要告，她一定是給我耽誤了，我接受不了，錢你不用擔心康律師，我砸鍋賣鐵也要告。”

我的表情差點沒控制住，還告？不是都說了醫院的治療沒有過錯嗎？

王春娟咬著牙反問我：“醫院難道沒過錯嗎？治不了為什么不早告訴我，我可以轉院，我可以去北京啊，多少錢我都愿意花！”

我下意識地想反駁。他們家的經濟條件不用問也知道，看王春娟自己的穿著打扮，李大哥發燒20天咬牙不去醫院，怎么可能是隨隨便便就掏得出錢轉院去北京。

我覺得這只是她的氣話而已，真告訴她治不了，她也只能放棄。

可這話直接說肯定不太好聽，我換了個說法，盡量客觀地告訴她，現在死者尸體已經被火化了，我們分析死因的材料很少，只能就病歷去做鑒定。

醫療鑒定一場下來就要上萬甚至好幾萬，如果鑒定醫院沒有過錯，將會全由家屬承擔。這還沒有算上我的律師費。

這樣一筆錢，足以嚇退只想訛錢的家屬，和大部分只是不甘心的家屬了。

可王春娟還是眼睛也不眨地告訴我，她要告。

我說即使血本無歸也要告？

她說要告，家里的每一分錢，都是她和丈夫一起掙的，這筆錢沒有用在給李大哥治病，就用在給他打官司，她心甘情愿。

她說他們最開始很窮很窮，就在菜市場擺一個攤子，賣涼拌菜，賣了二十幾年。每天清晨，丈夫獨自出門去買菜，買完菜回來準備好，才會輕輕地叫她起床。

丈夫是個不太愛說話的人，但是累活絕不讓妻子去干，都是自己不聲不響地辦完，擺攤的木頭推車就是他自己拿廢木頭自己做的，比買來的還結實。

他們用了二十幾年，攢出了房子，攢出了女兒和兒子的學費。女兒讀了師范，兒子成績差一點，讀的是護校，等他們畢業，生活就要好起來了——

就差一點，丈夫卻看不到了。

他們儉省了一輩子，可在丈夫離去的那天，王春娟才發現，人不在，錢沒有任何意義。

王春娟告訴我，在我之前她已經找了三個律師了。最開始朋友介紹的那個，電話打過去人喝得醉醺醺的，拍著胸脯說自己能找關系；第二個則讓她先交三萬律師費，說能給打回來八九十萬的賠償。

我一聽就咋舌，這個病歷，八九十萬，怎么要？上醫院拉橫幅嗎？

王春娟說她也覺得不靠譜，又找了第三個律師，卻被對方拒絕，最后才找到我。

這樣一波三折還不死心，我很難想象，如果我不接，她是不是會繼續找下去，甚至采取更極端的辦法。

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會不會，我和醫院都低估了王春娟治療丈夫的決心，她是真的愿意為了這件事傾家蕩產的？

這么說，醫院是不是真的做錯了——畢竟，李鑫的病不是真的被大卡車撞，而是顱內感染，如果找到更好的醫院，更快鎖定病原體，確實是有可能救回來的。

可王春娟從頭到尾都不知道病的嚴重性，也沒有面臨過轉院與否的選擇，現在說的話，會不會都是馬后炮？

她在每一張通知單上都簽了字，我要怎么證明她其實不知情？

醫院剝奪了她為愛人最后一搏的“可能性”，算一種犯罪嗎？法律能支持嗎？這算不算對醫生的苛責？

抱著滿腹疑慮，我復印了李大哥的病歷，回到家里細細研究。

對于這個案子，我的心情只有兩個字能形容：心虛。

我沒完沒了地跟王春娟強調著這個案子的風險，王春娟一條一條地回我，不理解的地方也認真聽、認真問，末尾還不停地感謝我：“請您多費心，我什么都不懂。”

說到最后，我發現我倆位置有些倒轉了，之前是她說起丈夫的事像鬼打墻一樣不停，我嫌棄她煩，現在換我嘮叨，她的態度可比我好。

這么一想，我都有些汗顏了，只能更賣力地研究病歷。

可無論是治療手段還是程序上看，這份病歷幾乎完美，診斷依據、鑒別診斷、診療計劃每項都寫得很扎實，最容易被遺漏的各種知情告知書一張都不缺。

這是想找茬都沒路走啊。

我正看著，手機一響，王春娟給我發來了好長的幾條小作文。微信對話框里密密麻麻的，我往下滑了兩下才見到底。

我簡單看了一下，她說的是醫院最后給患者做的mNGS檢查。

這個檢查之前她就提過，這是她認為醫院“做賊心虛”的疑點之一：醫院給他們做檢查的時候，說結果要等7天，但李鑫進了ICU后，檢查結果第三天就出來了。

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她總算不懷疑檢查結果出得快是“做賊心虛”了，但她仍然懷疑醫院沒有做這個檢查，理由是報告上簽字的檢查人員和之前的做的幾次檢查一樣，檢查結果也沒有什么新的進展。

這還是天方夜譚，醫院要是敢編檢查結果了，那得是多大的腐敗。多半只是因為患者進了ICU，醫院好心做了加急而已。王春娟想得太多了。

我內心吐槽了一句，正要把手機扔到一邊，突然腦海中靈光一閃，又把手機拿了回來。

針對李鑫的這種感染，醫學界主流的病毒檢查有兩個，分別是tNGS和mNGS。

李鑫入院第二天，孫婕醫生就給他做了tNGS，這是mNGS的“弟弟”，只能檢測一兩百種常見致病菌。

這份檢查沒有查出李鑫的病因。

到入院第8天，李鑫進了ICU，醫生終于給他安排了mNGS，出結果是第十天近中午，那時候李鑫已經去世。

雖然最終結果顯示，mNGS也沒有查出病因，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份檢查本來就沒意義。第2天和第8天之間，李鑫用了很多抑菌劑，更何況第8天時他本人身體已經瀕臨崩潰，病原體很可能和患者“同歸于盡”了，所以無法被mNGS查出來。

如果入院第二天就查，說不定更強大的mNGS就能找到病原體，對癥下藥，阻止感染，李鑫也就不會死了。

我問王春娟，她是否知道兩種檢查的區別？王春娟茫然地回答，她不知道。

也就是說，先做tNGS的決定是醫生做的。治病救人爭分奪秒，一點可能性都不該放過，為什么不先做更厲害的mNGS？

問題浮現的下一刻，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因為怕王春娟他們家里窮。

tNGS雖然只能檢測一兩百種常見致病菌，但費用才是mNGS的五分之一，醫保還能報銷。mNGS則需要花5300元，還只能自費。

孫婕醫生肯定是看到了他們家的情況，于是先入為主地為他們選擇了便宜的方案，想著如果能查出來，就不用貴的了。

可是這個選擇，王春娟真的愿意嗎？她真的舍不得這四千塊錢嗎？醫生有權力替她做這個選擇嗎？

也許，這就是我苦苦尋找的那個，可能證明醫院過失的關鍵點。

正式接受委托后，我去找第一醫院協調，準備共同委托鑒定機構來鑒定這一事故中的責任。

醫院的法務聽說我是為王春娟的案子來的，臉上竟然露出松一口氣的表情：“他們家終于找律師了。”

他說王春娟早就來過醫院好幾次了，之前一直說醫院把她丈夫嗆死了，歇斯底里，醫生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和她解釋，她一句也聽不進去，就要主治醫生“出來見她”。

醫生們巴不得有個律師在中間“翻譯”一下，甚至問我，你作為律師看這份病歷，是不是能明白病人不是嗆死的？我們做得沒問題對吧？

我沒有說話。

和他們聊完出來，我正巧收到王大姐的微信，囑咐我出差和醫院見面別舍不得吃，差旅費不夠了就跟她要。

我心情復雜地摁滅了手機。

聽證會安排在9月，鑒定機構請了四個專家，分別來自感染科、神經內科、重癥醫學科、法醫學。第一醫院則來了四個人，負責主治的女醫生也在其中。

我看病歷時就專門留意過，主治醫生叫孫婕。我在醫院官網里找了孫醫生的簡介，她挺年輕的，是個80后，照片上的她笑容溫和，目光堅定；下面的學歷也十分漂亮。

我還找到一篇報道，是她在社區參加義務宣講，給居民講解怎么及時辨別腦卒中。

此刻我見到她本人，她扎著一個低馬尾，個頭比我稍矮一些，打扮給人的感覺很精英。

就像她的簡歷和寫的那份病歷一樣，嚴謹、專業，近乎完美。

我和她打招呼，說不好意思把你們喊這么遠，但是家屬實在是情緒壓不下去。

孫婕醫生看了我一眼，淡淡地點點頭說：“理解。”

我猜到了她的反應。我想，她心里大概也覺得很委屈，自己明明盡了全力，為什么會被患者家屬“胡攪蠻纏”。

聽證會的過程中，孫婕醫生和我隔著一個座位坐著，接受專家的質詢。每一個問題她都對答如流，病歷上每一步治療方案的選擇她也說得頭頭是道，能感覺到，她對于自己的治療非常自信。

幾個專家一起圍著病歷和顱腦CT研究了很久，最終得出的結論和我之前猜的差不多，李鑫死于自身疾病轉歸影響呼吸系統，也就是顱內感染傷害了負責呼吸的中樞，導致失去呼吸能力，而不是嗆咳導致的死亡。

這個結論說出時，我能感覺到，孫婕大夫輕輕地松了口氣，整個人放松了一些。

王春娟的質疑一定給她帶來過很大的心理壓力，此刻專家定論，她終于可以放下心結，確認自己的診療沒有問題。

所有人的目光轉向我，我點頭認可了這個結論，轉而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既然在這個患者身上，查明感染源是關鍵，為什么沒有更早選擇做mNGS檢查呢？”

孫婕大夫明顯一愣，很快回答道：“tNGS也是比較主流的檢查，它能走醫保報銷……”

我追問：“在做tNGS的時候，您確定曾經告訴家屬還有檢查范圍更廣的mNGS嗎？您和家屬說了這兩個檢測的區別嗎？是家屬選擇了做tNGS嗎？”

孫婕大夫頭一次卡殼了。

法醫學的專家接過話來，用更溫和的語氣再問了一次：“你當時怎么考慮的？”

孫婕大夫抿抿嘴，輕聲說：“我們主任一開始確實想做mNGS來著，是我覺得tNGS出結果快，家屬負擔小，我商量主任改成tNGS，沒和患者說，我是想給他們省些錢……”

專家看著她的眼睛慢慢說：“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醫生不能悶頭去治病，與家屬的溝通也很重要。”

孫婕大夫沉默地點頭。她好像從來沒想過問題會出在這里，反應有些慢，皺著眉頭。

聽證會的最后，我總結了我方提出的問題，最關鍵的一項，就是mNGS檢查做得太晚。

我也再次強調，我知道孫醫生在治療上已經盡了自己的全力，醫療糾紛不代表說你作為醫生失職，很多時候，是因為患者覺得自己委屈，患者想搞清楚這個事情，才產生了醫療糾紛。

“而我的患者的委屈就是，她為什么不能為自己的愛人拼盡全力一次？她為什么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愛人是怎么死的？”

我知道醫生都很忙、很辛苦，沒有辦法做每個患者和家屬的“幼師”，對他們解釋清楚每一件事。可是世界上真的完全聽不懂人說話的人不多，我的當事人并不是其中之一。

如果多一句話告訴她，她盡力了，你也盡力了，也許事情就會不一樣。

我看向了孫婕醫生的眼睛。

聽證會結束后，孫婕醫生邊走出去邊和自己醫院的法務老師聊著天，她說專家的問題很專業，回去應該在出院患者的病歷上加上一欄“針對辦理出院時去世的患者的尸檢告知”……

法務老師點頭應和著她的意見，我看見她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十分溫柔。

她的余光也瞥見了我，停下來，沖我笑了笑。

我知道，我們的立場限制不能說太多話，但還是托法務為我帶兩句話給她：“今天跟您學到了很多，感謝。”

“不論結果，我相信您是一名真正認真負責的好醫生。”

我也相信，就像在李鑫的診療過程中，如果找到了病原體，她一定可以快速出擊、藥到病除；在這一次聽證會后，她知道了問題出在哪里，也一定會做得更好。

聽證會后一個多月，我和醫院同時收到了鑒定報告，給醫院定了一個輕微-次要責任。醫院最后考慮患者家庭情況，爭取到了29萬的賠償。

聽到這個結果的時候，我能感覺到，電話那頭的王春娟大大松了一口氣，含糊不清地對我說著謝謝，最后甚至帶上了哭腔。

29萬，不能換回一條人命，但能告訴王春娟，不是她的錯，她本該有機會盡力，現在，醫院為此向她道歉了。

放下過去，向前走吧。大雨已經停了。

天才捕手記錄過很多醫療故事，也有人問過我，為什么要做這些故事？

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能夠有一個溝通的渠道，讓醫生和患者之間相互理解。我想用故事的方式，解釋那些疾病，和發生在人身體上的戰爭，讓患者明白醫生在做什么。

而這個任務的另一半，就是讓醫生也明白，患者在害怕什么。

患者害怕自己聽不懂的醫學，害怕上當受騙，害怕失去生命和自己重要的人。

這種恐懼得不到紓解，就會變成委屈和憤怒，讓患者去猜忌甚至仇視醫生。

疾病是一場太困難的戰爭，沒有人可以靠孤軍奮戰取勝，患者如此，醫生亦然。我很高興看到，這個故事的最后，不止是患者得到了安慰，醫生也找到了自己的“病根”。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卡西尼 小旋風

插圖：大五花

本篇953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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