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一種以“防疲勞”為追求的規則,如果缺乏“想象的保護者”的支持和接受,久而久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陷入一種深度的、形式主義化的政策疲勞。畢竟,“防疲勞機制”不是為了讓輿論滿意,不是做給公眾看的公益景觀,不能滿足外人一種善良想象,而是保障騎手的最大利益。既然騎手是中心,那么必須以“騎手能獲得的利益”為中心,不要過度干預“時間自由、有勞有得、多勞多得”這種靈活生態。
我們要警惕,每一種“都是為了你好”的表達,可能都包含著某種自我感動,人們很容易把這種“自我感動”變成一種理直氣壯的強制。但因為只是“為了你好”,主體缺席,缺乏對那個“主體訴求”的尊重,善意會受到某種抵觸。當下針對騎手的“防疲勞機制”,也陷入了這種“都是為了你好”的自我感動陷阱。“防疲勞”不是想當然地讓騎手休息,它遠比想象復雜很多,需要在尊重騎手多元訴求中調劑那些相互沖突的要求。
12月20日,美團官微公布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四省市“防疲勞試點”數據和收到的騎手真實反饋。本輪四省市試點,騎手跑單超8小時會收到提醒、跑單超12小時將強制下線休息。觸發休息條款的騎手僅占0.18%,騎手日均跑單時長為5-6小時。社交媒體上,大部分騎手認為強制休息的規則使訂單和權益分配更公平。但也有騎手進線客服反對,“我有勁沒地方使!想跑單跑不了!”“要你們關心時長干嘛?”有騎手稱,被防疲勞下線后,氣得一晚沒睡。
很顯然,“防疲勞機制”的規則初衷是非常善意的,為了保障騎手的休息與安全,避免生活壓力下的過度勞動、過勞跑單。以往某些極端悲劇的教訓是,個體可能容易陷入一種“過勞無意識”,社會需要有意識去保護他們的權益,這是一種文明。這種機制也是過去若干年在全國不同區域試點基礎上逐漸探索升級而來,試點效果也可以看到,不影響絕大部分騎手正常跑單。但這個數字之外的“少部分”呢?對于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少部分”可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對具體受到影響的騎手來說,那種影響是直接和直觀的,跑著跑著就被強制下線,一種“勞動權利受到干預”的極度不爽感。
你看,你可能對“防疲勞”充滿自我感動,但有被防疲勞下線的騎手,氣得一晚沒睡。這提醒我們,在“防疲勞”問題上千萬不能自以為是,不是“我讓你休息是為了你好”“疲勞是在透支你身體”這么簡單。任何一項政策的善意,都不能是單向的善,應該在充分尊重主體的協商、博弈、試錯、互動過程中去實現一種雙向的善,被主體感受到、有直接的獲得感、并接受的善。
看過一個段子,某年購物狂歡節之后,一個剛在網上買了一大堆東西的人充滿同情地說:新聞報道說一個快遞小哥太勞累而猝死了,好可憐啊。家人望著TA一眼幽幽地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段子只是段子,卻讓人們看到了一個問題的復雜,不是“同情心泛濫”那么簡單,一件事可能糾纏著很多利益相互沖突的多元主體,即使是一個主體,身上也糾纏著很多互相沖突的訴求。對于一個旁觀者可以想當然地認為,疲勞了可以休息啊,你不休息,那就強制你休息。可是,疲勞是一種因人而異的身體體驗,是身體疲勞還是精神疲勞,誰來裁決一個人“疲勞到了必須強制休息的緊急程度”?當一個人的生活壓力帶來的“精神焦慮抑郁”與“可能的身體疲勞”產生沖突的時候,誰來裁決是選擇焦慮還是接受疲勞?
有一種疲勞叫“別人覺得你疲勞了”。從“為了你好”的角度看,可以找到“不能疲勞”“不能透支”“必須趕緊停下工作”的一萬個理由,身體垮了,一切都沒了,不能拼命,必須要有長遠、可持續的工作考慮。可是,判斷的邊界在哪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體狀況,不同的職業又有著不同的強度節奏。比如從工作特性來看,外賣騎手的工作時長和狀態,本身和送餐市場“波峰波谷”的特征相關,用餐時忙碌程度更高,而非餐時相對閑暇,呈現出“短時高壓”的特點。而且外賣騎手職業本身帶有典型的零工經濟特點,騎手的忙碌程度取決于勞動者的自主選擇,也一定程度體現這份新職業“多勞多得”的公平性和吸引力。套用傳統工種八小時工作制的“防疲勞機制”安排,是不是破壞了這份工作本身的靈活性和公平性?
公共政策的治理邏輯,僅僅“善意”絕對不夠,它必須具有兼容性,能夠調劑多元利益主體間、主體多元訴求間的相互沖突,兼顧新就業群體權益保障和“靈活性”特征,還要兼顧兜底保障。在探索此類規則時,不能“唯風險論”,只看到外賣騎手忙碌的風險,而忽視他們靈活就業和“多勞多得”的訴求。這也是為什么涉及成年人利益判斷時,會盡可能避免“強制”的重要原因,每個人是自我利益的最優裁決者(未成年人需要強制防沉迷,而成年人應避免)。“防疲勞”的善意很重要,但“重權利”的邊界感更重要,權利優先于“自我感動的道德感”。
一種以“防疲勞”為追求的規則,如果缺乏“想象的保護者”的支持和接受,久而久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陷入一種深度的、形式主義化的政策疲勞。
畢竟,“防疲勞機制”不是為了讓輿論滿意,不是做給公眾看的公益景觀,不能滿足外人一種善良想象,而是保障騎手的最大利益。既然騎手是中心,那么必須以“騎手能獲得的利益”為中心,不要過度干預“時間自由、有勞有得、多勞多得”這種靈活生態。從實際行動來看,外賣平臺已經通過懇談會、實際調研等多種形式,收集了解一線聲音,并邀請騎手代表、高校學者等多方參與討論,努力去優化規則,在“政策協商”上開了個好頭。這再一次提醒規則的制定者,看似簡單的幾條規則,背后牽涉到數百萬新就業群體的利益,在從試點探索到全面推廣上一定要更加科學、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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