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中,直接來自于社會最底層的,譚震林是為數不多的一位。參加革命后,他擔任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權”的第一任主席,在毛澤東領導下建設革命政權的成功實踐。他出生在虎年,曾以“虎子”自命。龍歸大海,虎踞山林,他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幾十年風雨兼程,他將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有機結合,是優秀的戰場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成為主政一方、堪當大任的卓越領導人。
1949年5月3日,譚震林率領第7兵團迅速占領錢塘江大橋攻入杭州,浙江省會杭州宣告解放,7月9日浙江全省解放。同年8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譚震林擔任主席,比新中國成立還要早。因此,譚震林也成為了浙江省開國第一任省長。
(1) 家鄉革命結殊緣
1902年4月24日,譚震林出生于湖南省攸縣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早年在家鄉讀過兩年私塾,后為生計所迫,在一家書紙店當學徒工,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接觸了革命思想,心靈上產生了巨大震撼,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并成為了攸縣和茶陵地區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
1927年新年剛過,擔任攸縣工人糾察隊長的譚震林,率領工人糾察隊,在攸縣人民自衛軍和各鄉農軍的配合下,向仇恨和破壞工人運動的湘東保安司令羅定發起追剿。自衛隊員舉起“敢死隊”的大旗充當先鋒隊,茶陵數百名農軍同時由南向北挺進,形成兩面夾擊之攻勢。
譚震林率領農軍窮追不舍,羅定只得投靠軍閥熊震門下茍且偷生。2月11日,攸、醴、茶三縣參戰農軍和攸縣城區各界群眾1萬多人隆重集會,慶祝譚震林領導驅趕羅定斗爭的重大勝利。他領導的驅羅斗爭,充分顯示了工農運動的強大威力,使湘東工農運動進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湖南工農運動的迅猛發展,引起了湖南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資本家、國民黨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動軍閥的恐怖和仇視。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這些人迅速集聚起來,于5月21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馬日事變”。
反動軍閥指揮的大屠殺不僅僅發生在長沙,湖南其他地方也發生了同樣的血腥屠殺。常德、溆浦、湘潭、湘鄉、瀏陽、衡陽等20余縣,都先后發生了反革命大屠殺事件。據統計,“馬日事變”后的半個月中,湖南全省被屠殺的革命群眾在1萬人以上。
“馬日事變”發生時,譚震林正在攸縣進行革命宣傳。此時,反動軍隊已經占據了攸縣縣城,并在城內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分子。譚震林住在譚家老屋,由于敵兵搜捕太緊,一時無法脫身。他在群眾幫助下,白天躲而不露,等到傍晚,悄悄的轉離老屋,打算從西門下過河離開攸縣去茶陵。
當他走出老屋時,被敵兵發現。譚震林急中生智,改向偏僻的城東山地疾跑。他在前頭跑,敵兵在后面追。他跑到靈龜峰時,滔滔西流的洣水河橫截眼前,水深流急,阻擋去路。于是,譚震林向靈龜峰上急跑,一直跑到山頂,沖進山門,進入觀音殿。
此時,該主持法師正在殿內領做晚課,忽見一男子闖殿,法師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然后向譚震林一打聽,知是被人追殺,入寺求救。聽后,法師當即搬開觀音菩薩雕像的上部,讓譚震林躲進了菩薩座下。然后,再將觀音菩薩像復位放妥。
剛剛放好,敵兵追到,逼著法師交人。法師和僧人繼續念著阿彌陀佛,仍舊誦經,不予理睬。敵兵技窮,在寺內翻桌倒柜,搜查了一陣后,氣急敗壞地打壞香案撤走了。敵兵走后,法師把譚震林從座下請了出來,令僧人端上齋素,讓譚震林吃飯。飯后,法師把譚震林送出寺外,譚震林終于脫險。從此,譚震林跟著毛澤東上了井岡山。
譚震林與靈龜寺結下了殊緣。他沒有忘記家鄉,更沒有忘記靈龜寺的那個夜晚。20世紀70年代初期,靈龜寺主持修書一封寄給譚震林。遠在京城的譚震林看到信后,感慨萬千,他深情地說,是靈龜寺的老師傅救了我。
譚震林囑咐秘書電告有關領導,建議按照黨的宗教政策,幫助靈龜寺。時隔不久,靈龜寺的供銷糧戶口解決了,當地政府撥專款修繕了靈龜寺,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樸初為靈龜寺題了詞,這些都是譚震林的感恩心、慈悲心和關懷心。
(2)“老板”美稱揚蘇南
抗戰時期,譚震林率領新四軍第6師轉戰長江兩岸,蘇南一帶至今還流傳著“譚老板”的故事。那是1940年,中共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指示譚震林到蘇南東路地區開展游擊戰爭,譚震林化裝成商人,身穿長衫、西褲,頭戴呢帽,腳瞪皮鞋,手持“通行證”,在地下交通的護送下,大搖大擺地穿過日偽軍封鎖線,平安到達常熟陽澄湖地區開展工作。
1940年3月,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部致電江蘇省委,為了加強東路工作,決定調譚震林去組織軍政會,以統一軍事指揮。電報中所說的“東路”,即津浦路東段的蘇州、太倉、常熟、江陰、無錫一帶,這一帶西有南京,東臨上海,中間是蘇州,對堅持蘇南抗戰有重大戰略意義。
接到上級指示之時,譚震林正在安徽省涇縣,他匆匆告別家人,乘著夜色上路了。為了確保安全,譚震林和隨行人員進行了一番偽裝。此時,譚震林的衣著打扮已經是雪白的忖衣,毛料西褲,外披嗶嘰長衫,頭頂黑色禮帽,走路時前呼后擁,儼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氣。
他還借用一家綢布店老板的名字制作了“良民證”,“老板”的正式稱謂自此而始。譚震林以很不協調的衣著,出現在“江南抗日義勇軍東部司令部”和中共東路特委、常熟縣委等同志面前時,隊伍里便傳開了這樣一句話:“上級派來了個老板!”
譚震林領導的江南抗日武裝不斷擴大,他為此也得到了“譚老板”的美譽。2006年,這段精彩的故事,還被拍成了電影《譚老板》。
(3)新式整軍糾偏差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撕毀國共兩黨簽訂的停戰協定,在全國范圍內向解放軍發動瘋狂進攻,為解放人民于水火之中,人民解放軍只得奮起反擊,解放戰爭隨之打響。解放戰爭初期,譚震林任華中分局副書記、華中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華中野戰軍政委,并當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他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參加領導和指揮蘇中七戰七捷,接著又率部挫敗敵人對山東的“重點進攻”。
1947年10月1日,在山東平度縣朱陽、朱佛地區成立東線兵團,許世友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委。兵團成立后,相繼發起了膠東戰役、萊蕪戰役。1948年1月部隊開進掖縣、平度、高密地區,進行“三查三整”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譚震林指導兵團政治部及時擬定了實施方案,并召開部隊政治部主任會議。
“三整三查”運動以提高干部戰士階級覺悟、提高部隊戰斗力為目的,有的部隊在連隊訴苦、查階級成分中,出現了一些混亂現象和偏差,如運動剛開始,按上級要求對地、富家庭出身的團以上干部作出調整等。譚震林感到不安,他認為整軍應以思想建設為主,組織處理不能片面以家庭論出身,而應主要看干部本人表現。
他及時與政治工作部門溝通,采取補救措施,從而避免了“左”的失誤,保護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中、高級干部。新式整軍運動結束后,各部隊以嶄新的面貌投入膠濟鐵路西段戰役,長途奔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攻克周村、張店和淄博,橫掃膠濟西段,粉碎了蔣介石膠濟線的防御體系。
(4)淮海決戰出奇兵
1948年1月13日,中央軍委致電中共華東局,決定組建蘇北兵團和山東兵團,許世友任兵團司令員,時任華野副政委的譚震林兼任兵團政委。同年10月11日,中央軍委發出《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許世友、譚震林指揮山東兵團所屬第7、第10、第13縱隊,由臨(城)、棗(莊)線向韓莊、臺兒莊發起攻擊,首先突破運河沿線,進至徐州以東,切斷隴海路,形成攻徐態勢,譚震林組織部隊發起強大的政治攻勢,促使馮治安部起義。
同年10月23日,在兵團政委譚震林、副司令員王建安指揮下,3個縱隊先后從濟南進入鄒縣、滕縣以東地區集結。譚震林立即對部隊進行戰斗動員、戰術演習,使指戰員從思想到技術、戰術得到提高,進入臨戰狀態。
戰役發起前,兵團領導認真分析了第3綏靖區部隊第59軍和第77軍的情況,這兩個軍原是馮玉祥西北軍的一部分,其內部早有我地下黨工作,要盡可能爭取馮部起義。譚震林在一次會議上曾向少數領導干部打招呼說:馮治安的兩個副司令張克俠、何基灃是我們自己人,工作已有較好基礎。
同時,馮治安部既有起義的可能,也有與我對抗的可能,而能否爭取馮治安部起義,將直接關系到我軍能否順利完成第一階段作戰任務。針對這一情況,譚震林果斷提出,淮海戰役第一階段,要么盡速促使馮治安部起義,要么準備7縱隊強攻運河。
因此,應盡最大努力,在強大軍事攻勢配合下,去爭取馮部起義,否則必須采取強攻,如此則要付出較大代價。譚震林還當面向8縱司令員成鈞、政委趙啟明授意,行動堅決迅速,力爭馮部起義;馮部如不起義,就設法爭取給我軍讓開路;如馮部既不起義,又不讓路,即堅決予以殲滅。
淮海戰役打響后,國民黨第3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兩將軍率領59軍軍部及兩個師、77軍一個半師共約2.3萬人宣布起義。消息傳來,譚震林、王建安等兵團首長十分高興,并立即發出指示,命令各部隊迅速前進,占領要地,同時派兵團政治部聯絡部長王興綱帶人持譚震林的信,代表山東兵團前往臺兒莊迎接起義部隊。
國民黨第3綏靖區3個半師在運河一線起義,對于淮海戰役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中央軍委來電稱之為“是第一個大勝利”。該部隊起義消息在我軍傳開后,對我淮海前線幾十萬大軍和百萬支前民工鼓舞極大,戰士士氣更加旺盛。該部所以能夠起義,除了我軍強大的軍事壓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譚震林政委領導下,我軍強有力地政治攻勢和深入細致的敵軍工作。
一方面在戰場上用話筒、廣播器喊話,宣傳我軍政策;另一方面,在以往工作基礎上,通過楊斯德等在敵第3綏靖區內部,聯絡該部原有地下黨員積極開展起義組織工作,國民黨第3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灃將軍,先后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早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我黨的老黨員。他們遵照黨的指示,長期隱蔽在國民黨內部,冒著生命危險做了許多艱苦細致的工作,在關鍵時刻率部起義,為黨和人民立下了大功。
何基灃、張克俠率部起義,為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勝利發展,贏得了寶貴時間。華野代司令員粟裕說:“只要我們在賈汪多待4小時,我們的戰機就丟失了。”該部起義后,譚震林、王建安指揮山東兵團所轄第7、第10、第13縱隊迅速向南挺進,至11日,全部渡過不老河,先后控制和占領宿羊山、大許家、大廟山、曹八集、苑山等地,占領了徐州以東各要點,截住了黃百韜兵團退路,切斷了國民黨徐州“剿總”同黃百韜兵團的聯系,形成了對黃百韜兵團合圍的態勢,并搶占了阻擊徐州邱、李兵團東援的有利陣地。
同年11月9日,譚震林、王建安率兵團指揮部移至茸山莊。15日夜開始向黃百韜兵團發起圍攻。19日夜晚,譚震林、王建安按照“攻其首腦,亂其部署”的戰法,乘勝對碾莊圩黃百韜兵團部發起猛攻。為了攻克這個堡壘,實現被中央軍委稱之為“第二個大勝利”的全殲黃百韜兵團任務。
譚震林、王建安根據華野首長命令及時調整部署,各縱隊指戰員以突破碾莊圩、搗毀敵人指揮部的堅強決心,與敵展開浴血奮戰,守敵節節敗退。山東兵團隨即指揮第4、8、9三個縱隊擔負起最后圍殲黃百韜殘部之任務。21日晚,第4、8、9縱隊向黃百韜所部64軍發起最后攻擊,敵人第64軍和第25軍被我軍殲滅,黃百韜亦斃命,至此,圍殲黃百韜兵團的作戰任務勝利完成,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宣告結束。
(5)政治攻勢顯威力
譚震林是人民軍隊中軍政雙雄人才,在取得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勝利后,根據總前委發起戰役第二階段的總體部署,譚震林就加強部隊政治工作提出了5項任務:(一)針對阻擊戰任務,做好思想動員工作;(二)抓緊時間做好俘虜的教育轉化工作,邊打邊補充;(三)做好戰場的群眾工作;(四)做好后勤保障尤其是大量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五)重視開展政治攻勢,瓦解敵人斗志。
譚震林是淮海戰役總前委之一,淮海戰役發起后,他一直在山東兵團同王建安副司令員一起指揮作戰,他很注意掌握政策,辦事很有魄力,講話素來干脆利落,善于抓住重點,深入淺出,很有鼓動性。
他平時向干部作報告,不用稿子,一二三四很有條理,大家都很欽佩。在濟南戰役發起前,他向干部作動員報告時,首先提出了“打下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號。這一響亮的口號,一直鼓舞著部隊的高昂斗志,最后終于變成了現實。
同年12月15日,淮海戰役第二階段勝利結束,此時中央軍委、總前委、華野政治部連續發來關于火線政治攻勢的指示,譚震林要求政治部認真研究切實抓好這一工作。關于對敵加強政治攻勢,譚震林特別強調:要求人人做政治宣傳員,從思想上解除敵人武裝;要求利用多種多樣的辦法,把政治攻勢搞活,比如組織喊話、用迫擊炮散發傳單、以俘勸俘等等。
山東兵團在淮海戰役三個作戰階段中,共殲敵14萬余人。淮海戰役的偉大勝利,就山東兵團來說,在戰局復雜多變、戰斗頻繁激烈的情況下,所以能完成各次戰斗任務,這是以譚震林為書記的兵團前委,按照總前委和華野前委的意圖,及時組織各縱隊協同作戰,充分發揮縱隊指揮員的積極性、創造性,不斷加強部隊政治思想工作,激發廣大指戰員浴血奮戰精神的結果,充分展現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和強大的生命力。
1949初,在毛澤東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鼓舞下,譚震林指揮集團軍艱苦訓練,率先渡江,攻破了國民黨自詡為“天塹”的長江防線。不久南京、浙江相繼解放。在解放戰爭的數次戰斗中,譚震林馳騁戰場,指揮若定,作為華東野戰軍的副政委,參與指揮了宿北戰役、魯南戰役、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作為總前委委員,協助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等指揮了淮海戰役、渡江戰役。
(6)堪當大任主浙江
194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渡江作戰發起后,將由譚震林率第7兵團負責接管浙江,成立以譚震林為書記、譚啟龍為副書記的中共浙江省委籌備委員會。同年4月23日,解放軍占領南京,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反動統治宣告垮臺。
5月3日,譚震林率第7兵團進入杭州,國民黨守軍已于當天上午全部南逃,譚震林立即命令進入市區的第21軍,在杭州中共地下黨配合下,首先占領錢塘江大橋,當晚進入杭州市區的武康廣場。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成立,譚震林任省委書記、譚啟龍任省委副書記。從此,譚震林擔起了主政浙江的重任。
解放軍占領杭州后,譚震林迅速召集各軍軍長、政委開會,對解放浙江全境進行部署,傳達第三野戰軍前委決定,由第23軍負責杭州市警備任務,命令第21、22軍分別向浙南、浙東及沿海島嶼進擊,于5月26日開始行動。這兩支勁旅在地方武裝配合下,奮勇進擊,7月9日浙江全省大部分解放。8月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譚震林任人民政府主席。
浙江全省解放后,譚震林是浙江的黨政一把手,同時兼任浙江軍區第一政委,主持黨政軍全面工作,從此,他結束了幾十年叱詫風云的戎馬生涯。在那個歡慶浙江勝利的美好歲月里,譚震林作為解放后的首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浙江省政府主席,與浙江省其他領導人一道,在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帶領浙江廣大軍民,團結一心,開始了建設美好浙江的新征程。他以極大的革命熱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為開創浙江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之后,他還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等三項副國級領導職務。譚震林的一生是戰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將自己的畢生精力都貢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譚震林一生都在奉獻,直至1983年9月30日,他永遠的離開這個世界的那一天為此。斯人已逝,風骨猶存!我們永遠緬懷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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