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心可誅。

但凡有外敵入侵，我中華兒女總會同仇敵愾抵御外族，這便是中華民族能夠傳承泱泱五千年的原因所在。

19世紀30年代，當日本軍國主義的鐵騎肆意踐踏我中國領土的時候，全國上下，從軍人到普通老百姓，從政客到小商小販，無數(shù)愛國人士用他們的滿腔熱血筑起了一道抵御外辱的鋼鐵長城。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作為國民黨的領袖和當時舊中國執(zhí)政者的蔣介石，還在做著他獨裁統(tǒng)治的千秋大夢，閉口不提抗日之事，甚至為了他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不惜對日本人低三下四，尤其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面前，竟然選擇與狼共舞，在國際舞臺上與日本軍國主義大秀“蜜月”之事，自導自演了一部東郭先生的鬧劇。

在西安事變之后，蔣介石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又一反常態(tài)地說出了最狠的話，尤其是在1941年之后，他開始竭盡全力地領導中國軍民進行抗日持久的抗日戰(zhàn)爭，最終將日本帝國主義徹底趕出了中國的土地。

就在此時，很多人都發(fā)出了同樣的驚天一問，蔣介石之前對日本人的親密到底是真心還是假意？之后對日本人的死戰(zhàn)又到底是被逼還是無奈呢？本來如此簡單的兩個問題，但當它發(fā)生在蔣介石這樣一個政治家的身上之后，便成為了兩大歷史謎團。

因為很少有人能看清楚蔣介石的真實面目。

蔣介石 資料圖

抗戰(zhàn)初期，蔣日之間的“蜜月期”

1927年8月，蔣介石為迎娶宋美齡曾到日本拜望宋母倪桂珍。他在日本期間密會了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日本軍政首腦，以謀求日本對他本人以及北伐的支持。

田中義一向蔣介石表示：“北伐軍不應急于北上，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共產(chǎn)黨，如果國民黨不能控制中國南方，共產(chǎn)黨就會重新崛起，日本對此不會袖手旁觀。因為一任共產(chǎn)黨在中國蔓延，不但有礙日本的在華利益，還會影響到日本國內(nèi)的政治傾向，從而危及日本的國體。”力量十分有限的中國共產(chǎn)黨，竟會危及到日本的“國體”，難道在那個時候日本人就非常看好共產(chǎn)黨？

其實，田中義一的真實意圖是：倘若北伐軍順利北上，很可能危及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控制。所以，他希望蔣介石“以南京為目標，統(tǒng)一長江為宗旨”。

但是，蔣介石卻表示，“非從速完成北伐不可”，因為“中國如不能統(tǒng)一，則東亞不能安定”。他希望日本改變對華政策，放棄支持軍閥張作霖——“不可再以腐敗軍閥為對象，應以求自由平等之國民黨為對象。”

雖說蔣介石此次密會日本軍政高官，并沒有任何證據(jù)能夠證明有投敵叛國之嫌，但卻在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上并沒有表達出明確的態(tài)度。

1935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剛剛召開完遵義會議，徹底糾正了王明左傾路線，中央紅軍正在毛澤東指揮下“四渡赤水”的時候，中國的東三省已經(jīng)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熱河一線已經(jīng)淪陷，日軍進占華北的大門已經(jīng)打開，由于淞滬抗戰(zhàn)不夠徹底，長江流域已經(jīng)有了日本駐軍，全國淪陷危在旦夕……

可是，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政府竟然開始陷入了集體的邏輯混淆之中，竟然對日本人戰(zhàn)術性的“親善”行為敵友不分，尤其是蔣介石竟然對日發(fā)出了《敵乎？友乎？》的疑問。

就在中國老百姓還對蔣介石這種生澀難懂的宣言不解其意之時，日本人反倒是立刻捕捉到了其中的“善意的真誠”。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立刻在會議上對蔣介石的“真誠”表達了“善意”，提出了“不威脅、不侵略”的對外關系原則。

之后，在蔣介石的邀請下，雙方開始了密切的外交活動，尤其是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wèi)更是為改善中日關系大造輿論：“日華兩國有此共識，只要雙方共同努力，兩國關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軌，我們將為此而感到欣慰。”

一時間，似乎蔣日兩國之間的蜜月期已經(jīng)到來。難道是真的已經(jīng)健忘到了對日本鐵騎侵我領土、辱我國民，這些近在眼前的事實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而蔣介石為何總是要相信來自日本的“善意”？這到底是策略，還是幼稚？亦或是不夠自信呢？

抗戰(zhàn)時期的蔣介石 資料圖

在抗戰(zhàn)中從未茍且的蔣介石也會充滿矛盾和困惑

毫無疑問，蔣介石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歷史證明，至少在八年抗戰(zhàn)之中，他從未有過茍且的行為。

可是，在抗戰(zhàn)真正全面展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之內(nèi)，他在面對中日問題時確實是充滿著矛盾與困惑。

蔣介石曾悲觀地認為：日本從發(fā)動攻擊到致使中國的許多城市淪陷，最多不過10天，而中國政府一旦與日本絕交，也許日本會在10天之內(nèi)便可以使整個中國淪陷。為此，國民政府決計是不能在這個時候與日本為敵的。

蔣介石的特點是，樂觀的時候把自己想得過于強大，比如他認為在第四次“圍剿”中，用半個月的時候就能消滅整個中共和紅軍，可是在他悲觀的時候又把敵人想得過于強大，認為日本人是可以在10天之內(nèi)使整個中國淪陷。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絕對不是一個庸庸之輩，反而是具有超凡軍事才能之人，不然也不可能在那個極其能考驗一個人的才能的時候，做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位置上。可是，他的這種思維卻總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難道真的是所處的位置限制了我們的想象？

顯然，蔣介石在面對日本人時，起初還是過于高估了對方的實力，于是在兩國關系上也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和分析。

回過頭來看那段歷史，當時的日本就像是一匹餓極了的狼，他們在面對一塊肥肉的時候，雖說會故作一下姿態(tài)，但卻絕對不會輕易放過。

而作為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此時還在幻想著與狼和平相處，通過對話交流使其放棄對這塊肥肉的垂涎欲滴，或者是通過某種平等的方式來共享這塊肥肉。

蔣介石 資料圖

1935年3月，關東軍謀劃了他們對華北的政策，企圖策動“華北自治”，而所謂的“華北自治”，就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義之下，令華北五省建立起與日本“有實質(zhì)親善關系”地脫離了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傀儡政權，而蔣介石在這一場陰謀鬧劇中著實扮演了一次東郭先生。

所以說，此時的蔣介石在對日的思維邏輯上混沌的，他總想著用“善意和真誠”去打動日本，甚至還不遺余力地對日本打感情牌：

……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系上，無論哪一方面說起來，其關系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于滅絕呢？還是恢復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是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以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單從這篇外交文件來說，蔣介石至少沒有搞清楚一個事實，那就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邏輯關系，這就好比在大自然的森林法則面前大談和平友好共同發(fā)展，這豈不是叫人笑掉大牙？

或許，這其中也還蘊含著蔣介石當時的政治智慧，不過這是非我等凡人所能理解的。

其實，當時的日方同樣出現(xiàn)了對形勢和中國軍民抗戰(zhàn)決心的錯誤研判。日本人遠遠低估了蔣介石的決心意志，以及對中國軍隊的掌控能力，更忽視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面對外辱時所少有的那種怒火。

日本軍國主義錯誤地認為，占領了滿洲就可以侵略整個中國，占領了中國就可以雄霸整個世界，卻沒想到這種狂妄自大的自信和樂觀，最終是自取其辱貽笑大方。

蔣介石 資料圖

是敵是友，難道蔣介石真的傻傻分不清嗎？

面對日本人忽然之間的“親善”行為，當時的蔣介石沒有理由不歡迎，因為任何一場戰(zhàn)爭都需要一些準備的時間，此時的日方想為下一次戰(zhàn)斗再做準備，中方同樣需要準備，大家就這樣心照不宣暗自賽跑，這就要看誰跑得更快一些了。

蔣介石這樣一個時代梟雄，怎么可能在對日本人究竟是敵是友這個問題上犯迷糊呢？為此，才會表示：“無論如何，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愿中日兩國以互相之精神努力進行。”

因為此時的蔣介石還有更為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他的心頭之患，活躍在中國各個省份之間大小不等的紅軍武裝，所以我相信這或許也僅僅是蔣介石的一種策略。

再說，中國的東三省已經(jīng)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熱河也已經(jīng)掌握在了日本人的手中，而且也已經(jīng)染指了與南京政府咫尺之遙的長江流域，如此的“友好親善”怎么可能令蔣介石麻木不仁呢？

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史料可以證明，此時的國民政府有著與日本沆瀣一氣之嫌，但是他們的所作作為，卻實實在在地為日本人的進一步侵華行動趟平了很多道路。因為就在中日雙方為“親善”舉杯歡慶的時候，日本軍部已經(jīng)開始緊鑼密鼓地策劃著下一個更大的侵華計劃，而它的目標已經(jīng)是中國腹地的華北。

沮喪中的蔣介石 資料圖

聰明反被聰明誤，蔣介石終究成了東郭先生

1935年3月，關東軍謀劃了他們對華北的政策，企圖策動“華北自治”，而所謂的“華北自治”，就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義之下，令華北五省建立起與日本“有實質(zhì)親善關系”地脫離了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傀儡政權，而蔣介石在這一場陰謀鬧劇中著實扮演了一次東郭先生。

日本人開始在華北制造的各種“事件”，無外乎還是老一套，都是相同的配方，相同的套路，唯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地方。

日本人派出大量的特務深入華北地區(qū)刺探軍情，這些特務一旦被抓，就開始大喊“中國非法監(jiān)禁日本公民”，然后就是要求“懲辦兇手”“賠償損失”，或者是直接向我駐軍挑釁，一旦遇到反擊就立即擴大戰(zhàn)果發(fā)動戰(zhàn)爭。

1935年5月，由于兩個親日記者被殺。日軍立即借此大做文章，以中國軍隊違反《塘沽協(xié)定》為由，逼迫北平分會委員長何應欽與日本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簽訂了《何梅協(xié)定》。

當時，日本軍方為了迫使中國簽訂此協(xié)定，竟然將裝甲車、大炮和機關槍放在河北省政府的門口一字排開，而且還派飛機在北平和天津上空低空盤旋，駐天津日軍更是在全城進行巷戰(zhàn)演習。

面對此情此景，蔣介石對日本人僅剩的一點幻想，終于被完全擊碎了！

意識到對日戰(zhàn)爭已不可避免的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表達了捍衛(wèi)國家和民族尊嚴的決心：

“中正既不敢自外，亦決不甘自逸，質(zhì)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以個人犧牲事小，國家犧牲事大，個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無窮故故也。”

繞來繞去，實際上我也沒有看得十分明白，但是黨史專家們卻說：這實際上就是蔣介石所發(fā)表的抗日宣言。

參加開羅會議時的蔣介石 資料圖

其實，我們不應該責怪任何一個那個時候難以置身事外的歷史人物。蔣介石在抗戰(zhàn)初期，確實存在著一些重大錯誤，但他最終又在包括“西安事變”在內(nèi)的、來自各界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之下改變了過去所堅持的錯誤路線。

另外，當時包括蔣介石在內(nèi)的很多掌握著中國前途命運的領導人來說，他們的歷史局限性決定了他們在最初的幾年內(nèi)，根本就沒有看清楚日本人的真實面目，更不能完全了解日本人的真實意圖，或者說，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文化根本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他們在面對日本軍國主義時，不論是政界的領袖，還是軍界的將領，都還在以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解讀日本的軍國主義，于是出現(xiàn)了“秀才遇見兵”的思維差異和判斷謬誤。如果想清楚了這一點，那么所謂的謎團也就不再是謎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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