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為何被稱為“紅軍之父”？之二：促成三軍會師

朱德苦苦等待的機會終于到來了，它就是北上而來與四方面軍會合的二、六軍團。

朱德的作用和決心遠遠超出中央預期——

起初，中央是不打算讓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合的，因為有了一、四方面軍前車之鑒，擔心二、六軍團再被張國燾再拉了過去，那問題就更嚴重了。可是中央沒能想到或完全想到此時朱德的作用和決心。

實際上，自從一、四方面軍分開后，朱德也已經失去了與中央直接通聯的機會。所以，此時與其說是中央擔心二、六軍團被張國燾拉過去，還不如說對朱德的政治取向也沒有完全的把握。因為那個時期，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誰也說不清道不明前面的路會是怎樣，正確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毛澤東與朱德

面對北上而來的二、六軍團，朱德充分展示了他的歷史自覺性，不但違背中央“堅決不同意” 二、六軍團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的電報指示，反而積極爭取兩軍的盡快會合。

因為朱德比中央更清楚，要想盡快實現四方面軍北上與中央會合，此時就必須借助二、六軍團的力量。這雖然是險棋一步，但朱德卻成竹在胸，他深信自己與劉伯承對二、六軍團的影響力。

在促成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后，朱德有一次對二方面軍（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正式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的同志講：“過江不是中央的指示，是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這里陰差陽錯，把團結搞起來了”；“我和劉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們那方面的力量拉過來，不然我們很孤立”；“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由此可見，那個時候的朱德，對于二、六軍團，要比中央更加自信。

朱德與毛澤東

朱德、張國燾分別爭取六軍團——

六軍團是先于二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合的。

實際上，張國燾在兩軍剛剛會合后，正如中央所擔心的那樣，就開始派工作團向六軍團散發小冊子，散布黨中央的錯誤，單獨北上是逃跑輿論。

六軍團總指揮蕭克當時回憶說：他在甲洼與四方面軍接應部隊會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張國燾追隨者制造的輿論，“但當我見到總司令后，他誠懇地向我說明了事件發生的經過后，我就改變了態度。”

再往前一點，在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當有人提出張國燾的路線不對時，就連長期追隨和支持毛澤東的林彪也拍了桌子、摔了盤子，沖著反對張國燾的的人發火。可見，張國燾煽動能力有多厲害。

朱德 張國燾

可惜的是，目前還沒有任何一部影視劇能反映和刻畫出張國燾當時在四方面軍的絕對權力和威望，反而對于張國燾的描寫刻畫都過于低能，在鏡頭切換中與毛澤東的胸有成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實際是一種結論思維，這個結論思維就是任何一個觀眾都要比影視劇的的主人公英明得多，因為觀眾是提前知道結論的，而書寫歷史的主人公們并不知道。

當然，這是題外話。

張國燾白天找六軍團的領導和干部談話，朱德、劉伯承就晚上找他們談話。

有一次，朱德同六軍團政委王震整整談了一個晚上。王震回憶說：“我在甘孜休息時，張國燾一個一個把我們召去談話，送給我四匹馬，給我們戴高帽子，說我們勇敢、能打”，“張國燾認為我們是娃娃，想把我和蕭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張、博”。與朱德談完話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張國燾斗爭。

在這一場斗爭中，朱德終于扳回了一局，而張國燾的敗局也就此注定。

左起：蕭克與賀龍

二軍團也站在了朱德這一邊——

隨后二軍團也到了甘孜。

張國燾沒有在六軍團討到便宜，又如法炮制，準備拉攏二軍團，而二軍團的賀龍、任弼時都是黨內的老資格，豈能吃他那一套？

賀龍回憶過當時會師后與張國燾相處的情況：

到了甘孜，他人多，我們人少，我們又不聽他的，得防備他臉色一變下狠手。我有我的辦法，我讓任弼時、關向應和朱老總、伯承、張國燾，都住在一幢兩層的藏民樓里。
那時，在甘孜組織了一個漢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們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個住處的警衛是我親自安排的，警衛員每人兩支駁殼槍，子彈很充足呢！你張國燾人多有個大圈圈，我賀龍人少搞個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張國燾搞分裂，我們搞團結，可是對搞分裂有歹心的人不得不防嘛！
還有開慶祝會師大會，張國燾是紅軍總政治委員，自然要講話。在主席臺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剛剛站起身要講話，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給他說了一句悄悄話：國濤同志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黑槍！

紅2軍團領導人（左起：賀龍、關向應、任弼時）

后來朱德也說：“張國燾對任弼時、賀龍都有些害怕，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賀老總是有大功的。”

歷史總是被輕描淡寫，在2016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關于長征的記錄連圖帶表格也不到10頁。而這段復雜尖銳的斗爭，確實難以被我們輕易地解讀開來。

在這場斗爭中，黨中央毛澤東勝利了，朱德總司令勝利了，北上路線勝利了。

朱德總司令再一次在關系中國革命和紅軍存亡的生死關頭，發揮了“定盤星”的作用，而他在此期間的付出，足以用兩行老淚來永久的定格。

1936年10月9日，朱德率領紅軍總部到達會寧，與中央派來的迎接一方面軍部隊會合。這個辛亥革命時期的老軍人在見到紅一師師長陳賡時，竟然如此激動，禁不住熱淚盈眶。

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也由朱德率領二、四方面軍勝利到達甘肅會寧和落下帷幕。

朱德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

朱毛之間的特殊感情：如果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

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正酣。黨內不斷傳出所謂 “賀龍”兵變的傳聞，不久，這把火就燒到了朱德的頭上，造反派戚本禹提出“打到黑司令朱德”口號的大字報，北京紅衛兵舉城響應。

周恩來及時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毛澤東得知此事后憤怒地說：“這樣提不妥，朱毛朱毛，國民黨的時代他們要殺豬拔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他是黑司令，我算什么？朱德是紅司令！”

朱毛在晚年最后一次見面時，同樣就這一問題進行了交流，這也是他們風雨飄搖革命一生的最后一次見面和談話。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他的住所菊香書屋見到了朱德，毛澤東請朱德坐在了他的身旁，對朱德說：“紅司令、紅司令你可好嗎？”朱德操著四川口音高興地對毛澤東說：“我很好。”兩位老戰友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毛澤東點起一根煙，繼續對朱德說：“過去國民黨要‘殺豬拔毛’。現在，又有人說你是黑司令，我不高興。我說是紅司令、紅司令。”接著又說：“沒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如果司令都黑了，我這個當政委的還紅得了嗎？”

此時的朱毛已經接近他們生命的盡頭，他們每天回憶的，每夜夢見的，或許更多的都是那段戰火紛飛的年代，那段生死相依的歲月。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1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分部隊，來到湘南地區，發動了湘南武裝起義。

1928年4月，在酃縣與朱德見面，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朱毛會師。也自此開始，便開始了朱德、毛澤東兩位偉大的革命家長達48年的革命友情。

在這48年間，他們用實際行動譜寫了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軍隊才有的，軍政領導之間相互支持、配合，并用實際行動書寫出來一部“朱毛”不分家的歷史傳奇。

他們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共同締造者，一個成為了時代偉人，而另一個“紅軍之父”更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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