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朝末期為應對遼東軍事需求，明廷開征了大名鼎鼎的“遼餉”。在不少朋友眼里這項稅賦是明朝無視民力、橫征暴斂的罪證之一，事實又是否如此呢？

（萬歷四十六年）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 ……
（崇禎四年）乃于九厘之畝復征三厘，共增稅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
《明史·志·卷五十四》

遼餉在萬歷四十六年初征為200萬兩（白銀），后經不斷加稅在崇禎四年達到最高，每年685萬兩左右（再加上鹽課等雜項最高時740萬兩）。看著很多，但是細算并不高。

按照“1兩 ＝ 1000厘”的比例換算，遼餉最高時也就相當于一畝加稅0.012兩。按照明末的米價來折算的話，差不多2斤米。雖然不能說這是個小數，但每畝兩斤的負擔絕不至于讓平民無法生存下去。

有人可能會說，天啟朝遼餉在正稅之外還有很多雜項加派。

天啟元年時，戶部和工部從遼餉中挪出120萬兩，用于募兵、置辦軍械以及補償關內各鎮的軍事開銷（主要供應山海關和薊鎮）。另外為降低遼事后勤基地（山東）的地方負擔，朝廷又蠲免了順、永、保、登、青、萊六郡的遼餉。

在實際輸送至遼東的遼餉降到366萬兩的同時，遼東申報的開銷卻暴漲至1200萬兩（含山海關和登萊）。

臣惟遼左用兵三載于茲，自遼沈繼陷，時勢益危，前議兵止十七八萬，今三路布置共二十六萬，并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八百萬，今增至一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 …… 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青、萊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籍以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即以千二百萬計之，尚未及三分之一也。
《籌遼碩畫》

錢不夠花怎么辦，戶部尚書汪應蛟只得依照前任李汝華的方案，奏請朝廷開征“雜項”。如典鋪抽成、僧道度牒、民間房產稅契、鹽課、南糧改折、庫折布粟等等共計十六項，總計加征350萬兩（每年）。

這樣算下來每年可以籌集白銀716萬兩專供遼事之用，勉強填住窟窿。但實際上并未征收到這么多，因為各（府）省基本就沒有按定額去征收并上繳的。

例如保定府額定雜項銀為41711兩，地方只認11000兩；湖廣雜項定額為248000兩，但地方只認115200兩；四川被加派的一萬兩稅契銀，只認繳4730兩。而且很多地方府衙就算是找不到理由，也會各種拖欠。

原因之一，征收困難。朝廷加派的雜項大部分屬于商稅，但明朝又是以小農經濟為支柱。并不大的商業市場，導致稅基遠沒有想象的那般厚實。落后的財稅管理能力和制度，不僅讓官府難以根據交易規模去擴大稅收（明朝商稅基本全是定額稅），甚至于一些府衙都不知道找誰征收。

原因之二，地方沒有征收動力。這種加征稅收繳后需全部交付朝廷，對于地方來說是費力沒好處卻要擔責的事情。而協助地方民眾減免稅賦，至少可以獲取“為民謀利”的聲望。再加上征收本就困難，趨利避害之下，各地官員會是什么選擇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這導致天啟一朝遼餉征收情況很不理想，基本都在400~550萬兩之間徘徊。并不是什么魏公公愛惜平民、只刮富商。

這也是崇禎登基之后，大幅度廢除雜項并再次提高遼餉稅率的真實原因。因為相對來說田畝附加稅，既容易核算也容易督察。

綜上可以看出，明廷征收遼餉手段相對溫和，加稅的負擔也不算大。那么朝廷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最終滅亡呢？

遼餉是針對天下田畝（貴州和京畿八府除外）的統一征收，根據遼餉總額和稅率，計算可知應征田畝數為5.8億畝。而《明神宗實錄》的記錄以及很多明史專家的研究表明，明末時耕地總量在11~12億畝的規模。換句話說有一半的耕地沒有應稅，它們跑哪里去了？

其一，優待士紳和皇族。

整個明季，朝廷給予士紳的特權是越來越好。洪武時只是免除官員家庭的徭役，“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

到嘉靖朝這種優待不僅擴廣至整個士紳階層，也開始豁免稅賦。“京官一品優免役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優免役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舉、監、生員優免糧二石、丁二人；致仕優免本品十分之七。”

（萬歷三十八年）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
《常熟私志·賦役》

至萬歷朝后期，士紳階層獲取的稅賦減免，僅明面上的數據就非常可觀。再考慮到官僚互相庇護、暗箱操作等，官紳們獲取免稅的田畝數只會更多。而皇莊和各藩王的田畝，明朝就沒有對應的征稅政策。

這就誘發出明朝特有的土地兼并行為“投獻”，各地農戶或主動、或被迫將自有土地，獻寄于皇族、地方縉紳名下。皇族和縉紳們無償獲取租金，農戶得以減輕賦役上的負擔，明廷則損失了應稅田畝數。

其二，軍屯的大量“丟失”。

明朝實行軍衛制，日常各軍衛屯田自養（每戶30~50畝土地）。明初時軍衛屯田不但可以養活自身，還能給予明廷大量補貼。如永樂元年朝廷實收賦稅3129萬石，屯田子粒（軍屯的田租）2345萬石。

到了正德朝屯田子粒收入最低至104萬石，原因很簡單，大量軍屯被軍鎮將領、權貴、皇族給霸占了。后萬歷朝初期雖然有所恢復，但子粒收入也只回升到435萬石的水平。一句話大量實際存在的屯田，從賬冊上“消失”了。

前文提及明朝是以“小農經濟”為支柱的皇朝，這不僅讓明朝的財政收入依賴農業（占比在八成），“開源增收”也靠農業，比如“張居正改革”中為朝廷增收的方法就是清查田畝。所以田畝的大量“丟失”，讓朝廷、地方、軍隊均失去了大量財源。

注：整個明朝的收入可分為三大塊，一為軍屯（大部分產出用于自養，少部分獻于朝廷），一為地方（存留），一為朝廷（起運）。起運與存留的比例大致為3：7

地方缺錢，就會無力賑災，饑寒的民眾會揭竿而起；軍隊缺錢，就會喪失戰斗力，陷入外敵內亂的漩渦；朝廷缺錢，則會失去應對各種問題的手段。所以并不是遼餉壓垮了明朝，而是面臨需要大把花錢的軍事威脅和災荒時，拮據的大明只能徒呼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