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對于中國貴州，有著非凡的文化意義！

正德元年（1506），時任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的王陽明，因上疏批評明武宗閉目塞聽，要求赦免老臣，流放弄權的宦官而被捕入獄， 被廷杖后貶至貴州龍場驛（今貴陽修文）任驛丞。此一行路途遙遠、山高水長，卻因經歷劫難生死之后在龍場悟“知行合一”之道，發展出了“陽明心學”，奠定了王陽明在中國儒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結下了他與貴州的不解之緣。

大儒湛若水在《陽明先生墓志銘》中說，王陽明經歷了“五溺”，即：

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辭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

任俠之習，是指扶危濟困，打抱不平，大約有點江湖習氣；騎射之習，是指騎馬射箭，排兵布陣。王陽明最為佩服諸葛孔明與伏波將軍馬援，學前者活用兵法，學后者立志“馬革裹尸還”；辭章之習，是寫八股，應科舉；神仙之習，是學習道教長生之學；佛氏之習，指王陽明還曾愛好佛學，有不少詩詞流露出他的這一向往。從正統儒家思想看來，這五種學問都不是關乎身心性命的根本學問。但需要指出的是，從“立志做圣賢”的無望轉向佛老可以看出，王陽明對人生根本價值、如何安頓身心性命等重要問題的思考顯然是積極而且迫切的。“五溺”階段實際上醞釀著后來巨大的哲學突破。這一突破，就發生在貴州龍場。

所以，對“生”和“死”的思考，才是真正促進王陽明悟“知行合一”之道的根源。在流放貴州途中，王陽明被刺客追殺，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這些都不斷刺激王陽明去思考生死大問題。當時貴州條件惡劣、道路艱險。地處偏遠的龍場，更是險惡。初到龍場，無處居住，自己搭建草棚。水土不服，隨從病倒，王陽明斫薪取水，煮粥侍候。他們開荒種糧種菜，過著自食其力的生活。面對惡劣的環境和人生的大起大落，王陽明本人經受著考驗。在《瘞旅文》中，他詳述了一位去邊遠地區任職的小吏目，不幸死在趕路途中。吏目死了，其公子與仆人也死了。王陽明帶著仆人為這三人收尸、埋葬、祭奠，觸景生情，聯想到自己被貶謫、放逐，情不能已。文章感情深切，感同身受， 也是王陽明抒發流亡異域的凄苦哀傷之情的寫照。凡此種種，他去體會、去參透，超脫生死念頭。他說：

人于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于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王陽明不斷自問：“圣人處此，更有何道？”他收攝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獨處，都力求澄清雜念，不肯妄言妄行，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追求內心的寧靜與專一。這樣的自我鍛煉終于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為了超脫生死，他“乃為石墩……日夜端居默澄，以求靜一……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意思是：一天夜里，他恍然頓悟，隨即發狂般地歡呼雀躍起來，感覺云開霧散，豁然開朗，不覺手舞足蹈！他終于參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這表明王陽明身處危困之際，念茲在茲的仍是“學為圣賢”，這一根本性的宗旨，為王陽明帶來了巨大且持續的心靈動力，是王陽明哲學突破的動源。格物致知是為圣作賢的工夫基礎，這一點沒有錯，但不像程朱所說，天理存在于外在的事物當中，求天理需要在事事物物上去格；相反，天理就在人人本來就有的天性當中，求天理就只應不斷發明自己從天那里得來的理，而無需向外追尋。原來，圣人之道蘊藏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一直以來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錯了！

這樣，王陽明終于打通了長期橫阻在為學目的和修養工夫之間的關隘，悟通了“物之理”與“人之心”之間的關系！這一悟，史稱“龍場悟道”，他通過“澄默靜一”的修習而超脫了生死之念，同時還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王陽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說法。

在龍場期間，王陽明建造了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等，聚徒講學，培植后進，弦歌不輟。王陽明在貴州不只是悟道、講學，他與這里各民族、各階層的人物相處，播撒中原文化的種子，以仁德感化四方。王陽明認為，“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龍場悟道在陽明學發展史，乃至整個儒學思想史上，都有著無可估量的意義！陽明學作為東亞諸國共同的思想資源，在各國近代化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陳榮捷先生才這樣評價王陽明及其著作：

有明王學展播全國，支配國人精神思想百有余年。其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旨，至今仍為我國哲學一擎天高峰，而四句之教，聚訟數百載，火尚未闌。東渡而異地開花，于明治維新，給大生力。此強健思想之源泉，乃《傳習錄》也。

王陽明的親身經歷也提醒我們，為政之道在于明德、親民。王陽明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時，特別強調明德與親民。他首先強調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為核心價值，引領和實現政治的正義。官德不僅僅是一種職業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業上的直接運用。為官不講官德，就是違背良知。進一步，親民就是要以民為本，視百姓為骨肉親人，尊重民心民意，體察民間疾苦。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王陽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社會教化、社會治理以及具體的行政手段結合起來，治理了很多難治之地，實現了民不駭政、四方咸寧。王陽明的為官之道，對于今天加強黨員干部修養、化解社會矛盾、轉變政府職能等，有借鑒意義。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王陽明曾在貴州參學悟道，貴州在弘揚傳統文化方面有獨特優勢， 希望繼續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創造出新的經驗。”

我想，貴州對陽明文化轉化運用的重視，正是貴州人民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具體體現和身體力行。

貴陽孔學堂作為貴州十二年來的文化地標，在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陽明文化轉化運用方面取得顯著成效。《陽明學年鑒》從2016 年出版以來，一直堅持每年出版一本，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已經是第八本，即使在三年嚴重的疫情期間也未曾間斷，是很值得敬佩的。這正是孔學堂學者學習王陽明“立志勤學”“讀書做圣賢”的真實寫照。編撰《年鑒》是很辛苦的，能堅持近十年，更是難能可貴，希望貴陽孔學堂再接再厲，繼續“在事上磨”，將每一年有關陽明文化研究的精華呈現出來，與全世界的陽明文化愛好者共享。善莫大焉！

同時，也希望大家在研究學習陽明文化的過程當中，自覺轉化運用，創新、創造、借鑒王陽明的修心之道，“ 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在事上磨”出適應當代社會的人生之道，發揮孔子“仁愛”、孟子的“仁民愛物”、王陽明“真誠惻怛”之思想，為個人、為家庭、為社會、為國家貢獻力量。

是為序！

郭齊勇2024年8月1日

文章轉自：“貴陽孔學堂”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