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頻發，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盡管中國政府已經實施了嚴格的電話實名制，但詐騙分子依然能夠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電話卡，實施詐騙活動。

在這一過程中，通信公司的部分高管和員工為了個人利益，明知違法仍參與或協助詐騙，成為了電信網絡詐騙的重要推手，特別是包括基礎電信運營商和虛擬運營商在內的通信運營商在這一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23年9月，湖北省隨州市警方破獲了一起涉及電信網絡詐騙的重大案件。專案組民警對涉案手機卡進行了溯源調查，發現大量手機卡分別通過北京的兩家通信公司銷售總監王某娟、員工李某棟流向電信詐騙團伙。

2021年9月，詐騙團伙通過北京某通信公司的銷售總監王某娟與李某棟簽訂了業務合作協議，先后申領到手機卡1.9萬余張。

李某棟在明知呂某等人使用這些手機卡群發賭博類短信的情況下，為了公司效益和個人收入提成，仍向呂某批量提供手機卡。

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期間，當詐騙團伙與李某棟溝通不暢、產生糾紛時，王某娟一邊從中協調幫助嫌疑人進一步犯罪，一邊安排其弟弟王某強與李某棟合作，又先后申領到手機卡4.86萬張，售賣給了犯罪、被其用于發送涉賭引流短信。

犯罪團伙在群發賭博短信的相關手機卡號被群眾多次投訴后，王某娟利用自己公司高管的身份對相關投訴消極處理，不僅不及時封停相關卡號，而且也沒有采取措施對發出的手機卡用途和去向進行追蹤監管，反而繼續為該團伙又提供了1.5萬張用于詐騙、賭博等犯罪行為。

從湖北隨州警方破獲的這起電信詐騙案來看，向犯罪團伙提供手機卡的通信公司難辭其咎：

首先，實名制落實不力。盡管中國已經實施了電話實名制，但通信運營商在落實這一制度時存在明顯的疏漏。王某娟和李某棟等人能夠大規模申領并出售手機卡，說明運營商在實名制審核和管理上存在嚴重問題。

其次， 內部監管缺失。作為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員工，王某娟和李某棟本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履行好自身的職責。然而，他們卻利用職務之便，與犯罪分子勾結，為非法活動提供便利。這反映出運營商在內部監管和員工道德培訓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第三、消極處理投訴。當犯罪團伙使用手機卡群發賭博短信被群眾多次投訴時，王某娟利用自己公司高管的身份消極處理，未及時封停相關卡號，也沒有采取措施對發出的手機卡用途和去向進行追蹤監管。這種行為不僅縱容了犯罪，也嚴重損害了公眾利益。

最后，經濟利益驅動。王某娟等人為了追求個人或公司的經濟利益，不惜違反法律，這種行為暴露了部分通信行業從業者在面對巨大經濟誘惑時的道德底線失守。

電信網絡詐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把所有的網絡詐騙都冠以“電信網絡”的名頭有失偏頗，在猖獗的緬甸詐騙案中，“電信網絡”只是詐騙分子們使用的詐騙工具之一，而這些工具只是起到了便利詐騙分子行騙的作用。所以，偵破和打擊以電信網絡為工具實施的詐騙案，加強對“電話卡”的源頭管控也是重要的一環。

通信運營商作為電話實名制的落實方，應對其在電話卡實名制落實中出現的疏漏承擔相應責任和義務，同時加強內部管理和技術防范措施，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貢獻更多力量。

通信運營商應當增強社會責任感，建立健全的內部控制體系，加強對員工的職業道德教育，提高風險防控能力。同時，企業還應該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共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保護用戶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