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聊的故事，全部是真實發生過的。

2015年，還是實習記者的日本女孩伊藤詩織，想要尋求TBS電視臺駐華盛頓分局的實習機會，她聯系到了時任首席新聞官的山口敬之。

對方爽快表示職位還有空缺，并約見她晚上詳談。

誰都沒想到，山口當晚在酒中下了迷藥，隨后把神志不清的詩織帶去酒店，并實施了強奸。

酒店的監控拍下了兩人入住時的畫面，詩織明顯腳步踉蹌，必須由人攙扶。

等詩織在酒店房間里清醒過來時，她發現身上竟然壓著禿頭油膩的山口，他十分滿意地表示，自己“通過了考核”，恐懼和屈辱讓她迅速逃離了那個房間。

幾天后，詩織選擇報警，但由于錯過了第一時間留證的窗口期，她只能提交一部分DNA證據。

然而之后的事情，并沒有想象的順利，為了爭取真相和正義，她花了長達四年的時間——《黑箱日記》。

2018年，BBC推出過一部紀錄片《日本之恥》，講的就是伊藤詩織的這段遭遇，而今天聊的這部《黑箱日記》更加特殊，因為它的導演和主角，是迷奸事件核心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本人。

片中既有來自導演的客觀視角，也有主角的第一人稱敘述，記者和受害者的身份重合，讓這部紀錄片注定成為影史中特別的一筆。

影片獲得了圣誕斯電影節、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獎項的提名，目前在豆瓣保持9.3分的超高評價。

事件中詩織指控的山口敬之，是日本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他不僅是TBS電視臺駐華盛頓首席新聞官，而且還是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兩人私交甚好。

正因如此，詩織在報警后聽到最多的話，便是勸說她放棄訴訟。

盡管警方受理了詩織的報警，收集了相關證據，甚至申請好了逮捕令，但是在實施逮捕的前一刻，一通電話叫停了逮捕行動。

不逮捕、不審判，面對這樣一個幾乎能只手遮天的強奸犯，詩織并沒有退縮。

2017年，她決定向大眾公開自己的遭遇。

值得一提的是，伊藤詩織是日本第一位向大眾公開身份的女性性侵受害者，這在大肆消費性、卻又閉口不談性的日本，無疑掀起了一陣巨浪。

01 二次傷害

從那之后，伊藤詩織開始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非議。

坊間流傳起一陣“蕩婦羞辱”，有的指責她不過是為了工作出賣身體，有的篤定她是情人反目成仇，伺機報復。她的一舉一動都被過度解讀，甚至不得不搬出原來的公寓躲避鏡頭。

而在這些路人的議論中，最讓詩織難過的是很多都來自女同胞，她們指責她不檢點，被強奸都是她自己的錯。

還有女性議員公開表示，事件中的山口敬之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從這些與事件毫不相關的人們的言論可以看出，日本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的規訓已經深入骨髓，扭曲到一部分女性踩著其他女性的肩膀，去協助男性物化女性，壓迫女性。

這種強奸之后的二次傷害，其實從詩織報警那天就開始了。

日本的強奸案取證，有一個十分不人道的環節，就是要求受害者利用等比例的假人，還原被侵害的過程，詩織當時就是被假人壓著，被警察拍照、追問：是不是這個姿勢？是不是那個姿勢？

這毫無疑問是對受害者的再次傷害，也讓伸張正義這件事在日本變得異常詭異。

更加詭異的是，詩織與偵辦案件的警探溝通時，希望對方能夠答應公開真實身份，沒想到對方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如果你嫁給我，我就答應。

警探半開玩笑的語氣讓詩織愣在原地，她隨即用假笑掩飾。

這段對話讓每個觀眾都倒吸一口涼氣——似乎沒人在乎詩織這個受害者，只把她當成了利用的工具。

日本社會這種媚男厭女的氛圍，讓實施性侵的山口敬之有恃無恐，他毫不在意詩織的公開表態，甚至通過鏡頭，多次表示一切都是詩織的自愿行為。

02 腐朽的法律

在紀錄片《日本之恥》里，詩織曾描述到一個細節，那晚她發現自己正在遭受山口的侵犯時，立刻用日語阻止他，但她很快就意識到，這反而讓山口更加興奮，于是立刻用英語咒罵他，這才勉強終止了侵犯。

這個細節其實就能暴露出，日本社會的男性和女性，都在被一種錯誤的“性同意”觀念洗腦。

在全球都在如火如荼地響應Metoo運動的時代，日本還在延續“No means yes”的荒誕規則，成為這場運動的漏網之魚。

道德層面如此，法律層面更是如此。

有一個冷知識——伊藤詩織遭遇性侵的當年，日本關于“強奸罪”的法律定義，仍停留在1907年。

這條一個多世紀都沒有修訂的法律規定大致是這樣的：

受害者在受到陌生人攻擊，并且在反擊過程中受傷，才能被算作強奸，如果受害者有醉酒的情形，則不算強奸。

這就意味著，在當時的日本，熟人之間的性侵不叫強奸，酒后迷奸也不叫強奸，受害者沒有反抗并受傷的，同樣不叫強奸。

腐朽的法律成為強奸犯的另一個保護傘，在詩織報警后的第二年，日本檢方以證據不足為由，決定對山口敬之不予起訴。

接下來，詩織只能選擇民事訴訟，同時，她決定把自己的這段遭遇寫成書出版。

她為自己的書取名為《黑箱日記》，以此表明對于日本司法制度的質疑。

詩織甚至寫好了遺書：如果有人發現我自殺，一定要去調查真相，因為我絕不會自殺。

03 艱難的勝利

詩織的民事訴訟漫長且艱難，最困難的是她當時錯過了取證的窗口期，只能依靠監控、目擊者，去證明自己當時是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被山口拖進了酒店。

幸運的是，那晚為他們開車門的酒店禮賓人員，決定站出來為詩織作證，并且爽快地答應可以公開指證。

對方的話語擊中了詩織最脆弱的地方，她拿著電話哽咽哭泣，掛掉電話后更是掩面啜泣。

她感覺自己這幾年的堅持，終于等到了一位重要的正義的伙伴。

這一幕是片中少有的情緒崩潰時刻，大部分時間里，觀眾看到的是詩織作為記者的一面，她沉著冷靜、客觀誠實，對真相有著不懈的追逐動力。

直到她情緒崩潰的時候，作為觀眾的我們才能反應過來，原來她一直都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她的職業素養只能讓她暫時從痛苦的記憶中解脫出來，但永遠無法彌補她遭受過的傷害。

2019年12月18日，日本東京法院宣判詩織勝訴，拿著“勝訴”海報的她，此刻已經30歲。

在大家一同慶祝這場勝利的同時，人群之外傳來異樣的指責聲音，對她大肆痛罵——你從別人的不幸中賺取好處！你怎么敢啊！跟個偶像明星似的！

鏡頭里的詩織和鏡頭外的我們都明白，她是揭露“日本之恥”的第一人，但這場旅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場勝利之后，日本將強奸罪的相關條款進行了修改，是日本刑法110年來的首次大修，加大了對性犯罪的懲處力度，降低了受害者的心理負擔，并且增加了針對家庭內部性犯罪的新罪名。

但這場進步的同時，荒誕的一幕還在日本上演——

當時一通電話叫停逮捕行動的人，成為了日本警察廳長官；山口敬之依舊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沒有犯罪；安倍晉三在選舉活動中遭遇槍擊身亡，而山口敬之是第一個報道死訊的人。

荒誕雖繼續上演，但日本已經注定甩不掉這個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