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戈爾巴喬夫，執掌的是蘇聯這個有能力抗衡美國的超級大國，但同時也是一個空前的經濟爛攤子。

今天的人們，只看到1991年蘇聯的“脆斷”，就好像蘇聯解體這件事情，只是一個純政治事件，如果當時蘇聯領導人做得更好一些，就能阻止該事件的發生，蘇聯至今還在抗衡著美國。

人們都忘了，一個國家的存亡，經濟是絕對的基礎；其中，財政又是維系這個國家政權的命脈。

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它的分崩離析又豈是純政治因素所能左右的？其實，蘇聯解體的本質，是這個“聯合經濟體”已經無法繼續維持其表面上的團結。蘇共的場面話說得再漂亮，也無法光靠語言去支撐他們維系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巨量資源。

蘇聯的經濟，在其解體之前就已經進入了一種漫長的衰退；財政問題則因為這種衰退，而變得日益突出。

所以，蘇聯解體的另一個直接原因在于，崩潰的財政，已經無法養活其龐大而冗余的官僚體系。

蘇聯解體開始于1991年八月的八一九事件，就讓我們將目光回溯，看看之前的蘇聯，究竟發生了怎樣嚴重的經濟問題。

1991年的元旦，戈爾巴喬夫一如既往地在電視上講話，氣氛和諧而充滿希望，沒有人會預料到，這是戈爾巴喬夫地最后一次新年致辭。

不過，戈爾巴喬夫作為一個致力于改革的領導人，在新年致辭中也并沒有避諱經濟已經出現的嚴重問題。

他說道：“最困難的一年已經被我們送走，我們國家挺過了這一年，也作了不少斗爭，未來一年對我們不同尋常，解決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命運就落到未來這一年。對我們大家來說，沒有比保留和復興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聯盟更神圣的事業了。”

戈爾巴喬夫早已感受到，蘇聯經濟深陷危機，隨之而來的是政治上的脆弱，如果再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前途將會十分灰暗。今天很多蘇聯粉，竟然將戈爾巴喬夫看作是毀掉了蘇聯的人，難道蘇聯繼續上去一個勃列日涅夫，甚至上去一個斯大林，這個國家就能變好？

蘇聯經濟當時面臨幾個問題：

第一是經濟失速，1989年GDP增長已經回落到1.7%，經濟發展趨緩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第二是債務嚴重，內債已高達4000億盧布，與此同時政府赤字也變得非常嚴重，高達920億盧布。

然而，1989年的蘇聯人，并未感到十分恐慌，整個國家從政府到民間，都在不斷呼吁刺激經濟，政府也在出臺一系列的措施。蘇聯人一直有自信，這么多年風風雨雨都過來了，眼前的經濟衰退也不過是暫時的困難而已。

在《真理報》上，蘇聯經濟總體向好的報道仍然在持續。不過，經濟問題的嚴重性也已經在某些跡象中無法掩飾：經濟數據的出臺越來越慢，甚至有些數據不再公布；出臺的各種政策越來越迷茫，似乎在解決問題但似乎又充滿了模糊性和隨意性。

到了1990年，蘇聯經濟衰退進一步加劇，問題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

1990年的上半年，蘇聯GDP下降1%，國民收入下降2%，勞動生產率下降1.5%；到當年7月初，國家內債超過4200億盧布，與此同時還在不斷增發貨幣，通過放水來維持經濟、緩解債務。

1990年的蘇聯經濟危機，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而1991年八月所發生的八一九事件，只不過是這種經濟危機的表象。

蘇聯解體的原因，并非“有人要搞垮蘇聯”，而是“蘇聯自己無法維持了”。

有人說什么和平演變，事實上，當時的老布什政府，一直都在給蘇聯政府以支持，并且在事變已經發生的時候，老布什還多次嘗試打電話過去，幫忙緩和局勢，希望蘇聯保持穩定。

無論是事變的“防守方”戈爾巴喬夫，還是“攪局方”葉利欽，都與美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而美國也更像是個“拉架”的角色，而非搗亂者。

事實上，老布什是在度假打高爾夫球途中，在電視上看到了蘇聯一群試圖改變政局的官員所策劃的八一九事件的新聞，這讓他震怒不已：中情局出現了嚴重的情報失誤。

因為美國并不希望看到蘇聯這個核大國走向不確定性，他們希望蘇聯是作為一個穩定的大國，與美國逐步走向信任與和解。畢竟，在蘇聯解體之前，雙方剛剛就核武庫的縮減達成歷史性的協議。

說回經濟。到了1990年下半年，蘇聯經濟進一步惡化。

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和債務問題所搞的嚴重貨幣超發，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被破壞。蘇聯人前一年還在繼續鶯歌燕舞的生活，但從1990年夏季之后開始，排隊買面包的現象越來越多了。

社會越來越充斥著一種不安的情緒，那就是經濟可能真的不行了。與此同時，治安事件頻發，一向安全穩定的社會，似乎開始有了動蕩的苗頭。

在1991年8月的政治事件之前，戈爾巴喬夫仍然在設法為蘇聯經濟續命。他一直與布什保持聯系，希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接納蘇聯，而他的理由則非常尷尬：蘇聯需要加入該組織之后的援助款，以維系經濟和財政。

以前高傲的蘇聯，現在也不得不低頭求人“借錢”了。

那么，從1990年到1991年8月，這期間的蘇聯政府還做過哪些事情，去嘗試挽救經濟？

答案是：幾乎沒有。或者說，做了，但都不切實際。

1990年10月15日，戈爾巴喬夫在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的信函中寫道：

“得到蘇聯人民支持的改革路線，解放了社會復興的強大力量；實施改革方針，使國家從休眠和停滯中掙脫出來；國際合作也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與此同時，行政管理系統遺留下的沉重負擔，貫徹經濟改革措施的間斷和半途而廢，經濟指導中犯下的錯誤，以及不尊重客觀規律等，共同引發了國家的一場嚴重經濟危機。國民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生產規模降低，經濟聯系中斷，分立主義加強，消費品市場出現空洞，預算赤字和國家支付能力接近臨界點，反社會現象和犯罪行為與日俱增，人民生活越來越艱難，人們的勞動積極性下降，喪失對未來的信心，國民經濟處在極其危險的境地，舊的行政管理體系已經崩潰，而新的市場條件下刺激經濟的手段還沒有建立起來。現在需要一種建立在社會和諧基礎上的、有利于穩定經濟形勢和加快改革進程的、沿著市場經濟道路的、充滿活力的新舉措。”

問題是，一堆空話之下，卻看不到什么真正的有力舉措。

當然，這也不能怪戈爾巴喬夫。如果一路往上追溯，勃列日涅夫似乎也沒做錯什么。甚至斯大林也在堅持社會主義路線，他難道做錯了？

蘇聯經濟崩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于一個悖論：蘇聯自上而下的僵化體制導致經濟必然走向衰落，但與此同時又不能進行真正有魄力的改革，因為這種改革往往會導致“背離了原來的路線”。

正是在這種“不能改變路線”的前提下，一切改革都淪為修修補補，空洞無力。

1991年12月25日，在經歷了幾個月激烈的政治斗爭之后，無力回天的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蘇聯正式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