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出生在民族意識特別尖銳的南宋初期，他的曾祖父陳知元就在汴京保衛戰中犧牲。

他是積極的主戰派，富有強烈的愛國熱情，對外力主抗擊金朝，對內改變政治弊病。

乾道五年（1169年），他上書宋孝宗《中興五論》，旨在收復失地并維護國家安全。

陳亮一生坎坷，沒有做過官，卻兩次下獄，51歲時狀元及第，授官未行次年就病逝了。

原文賞析：

隆興初，張浚督江淮諸將李顯忠等北伐，潰于符離， 于是和議復決，所得海、泗、唐、鄧及商、秦地，悉以畀金，仍守舊境。
是時，陳亮上中興論》，略云：「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奇變之道，常因地勢。今東西綿亙數千里，地形適中，無所參錯，似乎奇變難施，然必有批吭搗虛形格勢禁之道。

【譯文】隆興初年（1163年），張浚督率江淮各將領李顯忠等北伐，但在符離潰敗。

和議再次商定，宋朝所得到的海州、泗州、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等地，全部割讓給金朝，宋朝仍然堅守舊的疆域。

當時，陳亮上奏了一篇《中興論》，大致內容如下：

“攻守的策略，必須有出奇制勝的變化。這種變化，常常要根據地形來制定。

現在國境東西連綿數千里，地形適中，沒有交錯復雜之處，看似難以施展奇變之術。然而必定有抓住敵人的要害乘虛而入的戰術。

夫齊、秦，天下之兩臂也，今西舉秦，東舉齊，則大河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奈敵人以為天險而固守之。竊觀襄、漢者，敵之所緩，而今日所當有事也。其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誠鎮撫得人，于安、隨、信陽、光、黃列城相援，養銳以伺，一旦狂寇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帥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潁、蔡之間，示必絕其后。

【譯文】齊、秦兩地，是天下的臂膀。如果西取秦地，東取齊地，黃河以南、江淮以北，就都是我們腹中的領土了。可惜敵人把這些地方當作天險固守。

我觀察襄漢地區，是敵人防守薄弱的地方，也是我們現在應該有所行動的地方。

這個地區控制著京洛，側視淮蔡，包圍荊楚，連接吳蜀，沃野千里，既可以耕作也可以防守，地形四通八達，可以左進右出。

如果鎮守安撫得當，在安州（安徽鳳臺）、隨州（湖北隨州）、信陽軍（河南信陽）、光州（湖南常德）、黃州（湖北黃岡）等地建立城池相互援助；

養精蓄銳等待時機，一旦敵人侵犯江淮，荊襄軍隊就率領各路軍隊進討，攻取唐州、鄧州等州，屯兵在潁州蔡州之間，這樣一定能斷絕敵人的后路。

因命諸州轉城進筑，如三受降城法，依吳房故城為蔡州， 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柏山以為固。 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朝廷徙都建業，筑行宮于武昌，大駕時一巡幸。

【譯文】然后命令各州轉城進筑，像三受降城（唐朝軍事防御體系）那樣，依照吳房故城建立蔡州城，使唐鄧兩州相距各二百里，用桐柏山作為固守據點。

敵人來攻就環城固守，出奇制勝；敵人退去就各城相互呼應，首尾相連。

各路軍隊進屯光州、黃州、安州、隨州、襄州、郢州之間，朝廷把都城遷到建業（江蘇南京），在武昌修筑行宮，皇帝時常巡幸。

敵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寇，有間則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 偏將由子午以向長安， 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震三輔， 則秦地可謀矣。

【譯文】敵人知道我們的意圖在京洛，那么京洛、陳州、許州、汝州、鄭州的防備就會日益加強，而東西兩地的形勢就會分散，這樣齊、秦之間就可以趁機攻取了。

四川的統帥，親自率領大軍等待鳳翔的敵人，有機會就命令驍勇的將領出祁山，截斷隴右，另外派遣偏將從子午谷進攻長安。

然后金州、房州、開州、達州的軍隊進入武關以震撼三輔，那么秦地就可以圖謀了。

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杰，陰為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奔走支吾，而大軍兩道并進以揕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于唐、鄧、上蔡，而不更謀進取，坐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于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吭搗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我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矣。」

【譯文】同時，命令歸附宋朝的山東人士去游說當地才智出眾的人，暗中作為內應。宋朝水軍由海路進攻，直搗金朝的后背。

當金朝軍隊疲于奔命、手忙腳亂的時候，宋朝的大軍從兩道并進，直搗其胸腹。這樣，齊地就可以圖謀了。

我們雖然表面上顯示要進攻唐州、鄧州、上蔡，但實際上并不真正謀取這些地方，而是坐鎮東西，互為援手，形成如猿臂之勢。

這樣金朝將更加懷疑我們有意進攻京洛，而我們則故意表現得穩重，不輕易進攻，使京洛的防備更加嚴密，而我們就可以順利在齊秦兩地實現既定目標了。

一旦我們穩定了齊秦兩地，京洛將何去何從呢？這就是所說的抓住敵人要害乘虛而入的戰術。

即使我們還沒有進行東西兩地的進攻，金朝也不敢輕易離開京洛來侵犯江淮了。”

端倪解析：

陳亮在乾道五年（1169年）上奏的《中興論》，是他向宋孝宗呈遞的《中興五論》中最重要的一篇。

在《中興論》中，陳亮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論述了北伐中原、實現統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批判了茍且偏安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和軍事上的策略。

他極力主張建立以襄、漢為中心的戰略基地，從東西兩翼向中原突出奇兵進行合圍。

然而，陳亮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意欲偏安的皇帝身上，淳熙五年（1178年）陳亮至臨安上宋孝宗三書，孝宗心動，想要召見他。

而權貴曾覿因求見陳亮不得，而感到不悅，從中作梗，遂不見用，陳亮憤而歸鄉，他的建議最終并未被南宋朝廷采納。

但陳亮這篇文章切中了當時的要害，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陳亮作為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哲學家，曾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

他在知天命之年狀元及第時還寫了一首報恩詩說道：“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發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