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構改革能不能走向深入，關鍵還是有沒有決心。

撰文丨熊志

精簡行政機構，砸碎鐵飯碗，越來越多的地方動真格了。

最近，湖南人口最少的縣——湘西州古丈縣公布了人口小縣機構改革成效。

2024年，古丈全縣機構限額由改革前33個調整為23個、核減科級領導職數55名，產業園區編制、科級領導職數分別精簡69.2%、83.3%，縣級議事協調機構由271個減至21個，精簡率達92%。

體制內的改革風暴來臨，這還只是開始。

01

官方數據顯示，湖南湘西州古丈縣總人口14.3萬人，2023年全年GDP只有35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只有2.36億元，是典型的人口小縣，在編人員占常住人口的比例達到3.93%。

從機構縮減的數量來看，古丈縣的改革力度相當大。

在全國范圍內，類似古丈的人口小縣還有很多——根據《中國縣域統計年鑒2021（縣市卷）》，納入統計的2075個縣域單位中，20萬人口以下的縣（市）多達400多個，其中10萬人以下的縣（市）有206個，5萬人以下的“袖珍縣（市）”有90個。

近年來，這些人口小縣，人口流失越來越嚴重，原有的機構設置、編制規模，已經呈現出高度的冗余狀態，財政供養負擔加劇，機構改革的緊迫性越來越強。

在此背景下，2020年，山西以臨汾市浮山縣和忻州市河曲縣為試點，率先打響機構改革的第一槍。很快，這一輪風暴席卷全國，古丈縣只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就在前不久，政策面再次定調，“穩妥推進人口小縣機構優化”。從中央部署，到地方探路，裁撤冗余機構，給編制做減法，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趨勢。

中央編辦主任李小新此前曾透露，97個人口小縣機構改革全面完成。這標志著，首輪聚焦人口小縣的改革基本完成。

具體到各地方來看，參與試點改革的人口小縣，基本都大幅縮減了原有的機構和編制數量。

如陜西太白縣將32個黨政機構壓縮精簡至25個，縣級議事協調機構由87個減少為20個。山西太原的婁煩縣，事業編制數量更是從3000多個減少到341個，縮減率達到88.6%。

02

體制內精簡編制的機構改革，其主要目的，一是為了減輕財政壓力，二是為了提升行政效能。

而之所以以人口小縣作為突破口，是因為縣作為基礎性的行政單元，面臨的改革阻力相對更小。同時，縣城，尤其是那些人口小縣，改革的緊迫性又是最高的。

我們知道，在科層制體系下，政府機構的設置，通常遵循上下對應的原則，即省、市、縣各級往往會根據上一級的部門設置，來建立相應的機構。

然而，省、市由于規模較大，能夠容納種類繁多的部門。反觀那些人口小縣，全縣可能只有幾萬人，在人口增長時期，“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眾多機構，尚可勉力維持，一旦遭遇產業空心化，人口持續外流，供養率直線上升，財政壓力陡增。

像湖南古丈縣，總人口14.3萬人，在編人員就一度接近6000人。

再比如山西的浮山縣，人口不到10萬，在編人員更是多達5900人，一年光給這些“鐵飯碗”發工資，就得消耗掉4.6億元的財政資金，而當地的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只有1.3億元。

全國2000多個縣城，大多數都沒什么造血能力，產業十分單薄，公共支出嚴重依賴轉移支付。所以，這些地區的體制內人員基本是靠發達地區供養著。

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大，那些相對發達的地區，自己兜里也沒有太多的余糧了，更不要說為落后地區提供充裕的資金支持。

長此以往，這些機構臃腫，且長期依賴外部供養的縣城，給在編人員發工資，慢慢都會成為一個嚴峻問題，至于基礎性的民生支出，更會面臨無米下鍋的困境。

而且，機構設置臃腫，不僅會增加供養成本，還會導致部門之間的溝通協作不暢，嚴重削弱行政效率，出現人浮于事的現象。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機構改革都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時刻。

03

砸碎鐵飯碗，觸動既得利益，當然會困難重重。

不過，這97個人口小縣，通過減機構、減人員、減經費、減層級，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并且改革推進的效率很快。

像湖南古丈縣，2024年3月開始啟動，7月就改革完成，只花了4個月，就達到了精兵簡政的目的。這說明一點，機構改革能不能走向深入，關鍵還是有沒有決心。

當然，要指出的是，這一輪機構改革仍然是圍繞“增量”做文章，大量裁撤冗余機構，但沒有對“存量”的公職人員進行裁員，鐵飯碗還是鐵飯碗。

在人事層面，改革之后，會出現兩個變化。

一是，行政機構精簡合并，不同部門合署辦公后，領導職位的數量變少了。

二是，體制內人員退休后，空出的編制被回收，且新進人員的門檻進一步提升，以前是“退一進一”，現在可能是“退三進一”，也即退休三人、增加一人。這意味著考編更難了。

被裁撤的機構的那些在編人員，既然沒有拿掉他們的鐵飯碗，又該如何分流呢？

從公開報道來看，他們還是在體制內“流轉”。

以2022年就完成改革的山西河曲縣為例，其官方發布提到：對因改革超編的903名事業人員，當地采取到對口黨政部門跟班學習鍛煉、擔任村（社區）“兩委”主干和綜治網格員等多種方式，重新調整配備。

減機構，但不減人員，這就導致一個問題——機構改革之后，地方的行政效率，可能得到了有效提升，然而財政供養負擔，未必會得到大幅度減輕。

如“搜狐城市”統計，從實際數據來看，河曲縣財政供養支出并未明顯減少——2020年至2022年，該縣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重點項目中，（縣級可用財力安排的）用于財政供養人員支出分別為62959萬元、67417萬元、63492萬元。

當然，機構改革茲事體大，復雜性不言而喻，它不可能一步到位，直接就從大城市啟動，也不可能一下子直接過渡到徹底打碎鐵飯碗，立即建立在編人員的退出機制。

改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預料之中。

最重要的，還是要將這種打破既得利益的改革決心貫徹到底，不能因為一些體制內人員的反對就輕易退縮，或者淺嘗輒止。

還需要指出的是，產業空心，人口流失，財政供養壓力大，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類似問題不只困擾著人口小縣，困擾著縣城，它同樣困擾著很多中小城市。

所以，這一輪人口小縣的機構改革，還是前奏曲，在更大范圍全面鋪開只是時間問題，更猛烈的風暴還在后面。

*本文為冰川思想庫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否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