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領導的要訣就是自我感覺永遠良好。

——王小波《紅拂夜奔》

指揮員的素質優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軍隊建設和戰爭勝負。孫武對這層道理有較深刻的認識，因此強調將帥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對將領的選拔提出了具體而嚴格的要求。他指出將帥是國君的助手，輔佐周密，國家就一定強盛；輔佐有缺陷，國家就一定衰弱。顯然，他是把優秀將帥的作用提到“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的高度來認識的。為了確保將帥在戰爭中進行有效、靈活的指揮，孫武主張軍權適當地集中和專一，反對國君脫離實際情況干涉、遙控部隊的指揮事宜。

蔣中正熱衷于越級指揮，這源于國軍內部復雜的派系斗爭。

《謀攻篇》指出，國君危害軍事行動的情況有三種：不了解軍隊不能前進而硬讓軍隊前進，不了解軍隊不能后退而硬令軍隊后退，這叫作束縛軍隊；不了解軍隊的內部事務，而去干預軍隊的行政，就會使得將士迷惑；不懂得作戰上的權宜機變，而去干涉軍隊的指揮，就會使得將士產生疑慮。他進而認為，出現這幾類情況，就會導致“亂軍引勝”、自取敗亡的結果。可見，軍事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將能而君不御”，因此，孫子提倡“君命有所不受”，并將它確定為一條重要的治軍原則。

當然，在將帥問題上，孫子最為關注的，是將帥綜合優秀素質的養成。為此，他提出了系統的將帥素質構成體系，這就是《計篇》中說的“將有五德”：“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孫子是兵學家，不是道德家，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將“智”列為首位。這就是說，一個將領是否優秀，是否合格，關鍵是看他是否足夠睿智，是否聰明，能否觸類旁通，能否舉一反三。杜牧注云：“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

普魯士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指出：

“戰爭是充滿不確實性的領域。戰爭中行動所依據的情況有3/4好像隱藏在云霧里一樣，是或多或少不確實的。因此，在這里首先要有敏銳的智力，以便通過準確而迅速的判斷來辨明真相。”

克勞塞維茨真可謂千年之后孫子的異域知己。一個將帥倘若頭腦不好使，那么再仁慈，也屬婦人之仁，再勇敢，亦為匹夫之勇！

戰爭是不確定的藝術，別說外界難以捉摸全貌，就連戰場的當事者也無法洞察全局。

在孫子的將帥素質序列上，緊隨“智”而居第二位的是“信”。這同樣是孫子合乎邏輯的選擇。“信能賞罰”，梅堯臣這樣解讀，還是狹隘了一些。“信”是為人處世上最可貴的情操與道德，是最高的倫理準則，所謂“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也是經國安邦或沙場爭雄的重要保證。

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鞏固和發展，需要有三個基本要素：強大的國防，“足兵”；豐厚的經濟基礎，“足食”；以及“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個最重要的，那便是“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孔子一再強調：“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靈公》）

孫子也認為，作為將帥，必須講信用，守承諾，切忌出爾反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將帥的威信，乃是建立在其講信用、守諾言的基礎之上的，要真正做到信賞必罰，言出必行。另外，孫子突出“信”的地位，將它置于將帥“五德”序列中的第二位，也恰好從一個側面透露出《孫子兵法》一書的成書年代當在春秋后期。當時貴族精神尚未泯滅，“信”是貴族立身處世的核心倫理準則，所謂“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馬法·仁本》）。而進入戰國時期，社會文化氣質和精神風貌有了根本的變化，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周末風俗”條云：“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就是對這種歷史文化嬗變現象的洗練概括。

特朗普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反映的是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傾向。

那種建立在貴族精神上的榮辱觀被徹底顛覆，是非心、感恩心、敬畏心幾乎蕩然無存，代之而成為社會普遍風尚的，是甚囂塵上的功利之心，“泯然道德絕矣······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攻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劉向《戰國策書錄》）。在這種背景下，“信”就相對被邊緣化，不再像春秋時期那樣，是貴族所普遍奉行的最高道德倫理準則。雖然后世儒家所倡導的“五常”之中，尚有“信”的一席之地，但位置已在最后，算是忝陪末座了。故孟子言“四端”，只涉及“五常”中的“仁、義、禮、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而根本無視“信”的存在。對“信”的重視程度之別，說到底就是春秋與戰國時代文化精神之別，孫子對“信”的強調，恰好透露出其書為春秋晚期之產物的信息。

在孫子所倡導的將帥素質綜合指標中，“仁”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要素，位居第三。稍加考察，我們便能發現，孫子所言之“仁”，對將帥來說，其實有兩層含義。 淺層次的“仁”，就是指身為將帥者，當仁慈寬厚，富有悲天憫人的同情之心，能關心普通士卒，愛護廣大民眾，“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與普通士卒勞逸相均，休戚與共。

就深層次而言，孫子所說之“仁”，應該是指身為將帥者應該具備的胸襟和肚量，即， 能做到虛懷若谷，海涵包容，不以己之是非為是非，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能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能夠兼聽則明，集眾人之智。

對領導者而言，集思廣益固然重要，但做出決定往往更為艱難和關鍵。

換言之，統帥或決策者千萬不可自以為是，錙銖必較，對屬下強求一律，求全責備。很顯然，孫子的“仁”之深層次考量，把包容性推崇為決策者的博大胸襟之體現、高明領導藝術之特色，乃是合乎春秋時期人們關于“仁”的普遍共識的，當時人們就傾向于將“仁”看作諸多美德的有機綜合。如《左傳·襄公七年》就明確提出：“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合為仁。”“仁”是“德、直、正”三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參合為仁”。

“勇”在孫子的將帥素質序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排在第四。孫子所說的“勇”，同“仁”一樣，也有兩層含義。就低層次來說，“勇”就是不怕犧牲，視死如歸，敢于搏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奮勇爭先死不旋踵，所謂“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九地篇》）。用《吳子》的話來說，就是“臨敵不懷生”，“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后言返”，“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論將》）。

從更高的層次來說，“勇”其實是要求將帥具備毅然決然的擔當精神，不抱怨于上，不諉過于他人。這種敢于負責的勇氣，才是真正的大勇！有些統帥之所以難以讓部下心悅誠服，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優柔寡斷，只會算計，患得患失，缺乏擔當精神，從來不對事情負責。

財富是自由的泡沫，自由是勇氣的泡沫。

有了成績，都貪得無厭地歸功于自己，都是他英明領導的結果，而一旦有問題，有缺憾，他們卻從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總是千方百計甩鍋，推諉責任，找下屬做替罪羊，這如何能讓下屬服氣？下屬心懷怨懟，也就自然而然了！這一點，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也有深刻的詮釋：“（作為統帥）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在法語中被形象地稱為眼力，后者就是果斷。······果斷是勇氣在具體情況下的一種表現······但是，這里所說的不是敢于冒肉體危險的勇氣，而是敢于負責的勇 氣，也就是敢于面對精神危險的勇氣。”

而瑞士軍事學家若米尼的觀點也是相同的，他認為：“一個軍隊總司令的最主要素質永遠是：（1）具有頑強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夠做出偉大決定；（2）冷靜沉著，或具有體魄上的勇氣，不怕任何危險，學問僅居第三位。”由此可見，孫子所說的“勇”，對將帥而言，是擔當，是果斷。“勇能果斷”，梅堯臣的解讀與闡釋，真可謂一語中的。

摘自《孫子兵法十八講》

作者: 黃樸民

出版年: 2023-3

“嚴”，也是孫子的將帥素質序列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和必有之義。慈不掌兵，多是將帥統軍理兵的客觀要求。旅進旅退，令行禁止，這是軍隊克敵制勝的前提條件。所謂“嚴能立威”，按照《尉繚子·兵令上》的邏輯，其最高境界，乃是要讓士卒畏將如虎，“卒畏將甚于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在這個問題上，東西方軍事學家的看法是殊途同歸的。古希臘軍事學家色諾芬也主張：“一支沒有懲罰的軍隊是沒有好處的。一個兵要執行好勤務，不傷害朋友，或是毫無遁詞去攻擊敵人，他必須對指揮官怕得比敵人厲害。”荀子在《荀子·議兵》中有云：“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

戰國時期，秦軍之所以能夠成為虎狼之師，戰勝攻取，所向披靡，關鍵就在于秦軍軍紀最為嚴酷，這在反映秦國軍事思想的兵書《尉繚子》一書中有充分的體現。它記載了大量的軍紀軍法，而且十分嚴酷，沒有任何的寬貸，動輒就誅殺無赦，并株連家人同僚，充斥著血腥之氣，令人聞風喪膽：

迦太基的軍隊在戰敗時就變得更加橫暴，他們往往把將領釘死在十字架上，由于本身的膽怯而懲治他們的將領；在羅馬人那里，執政官則把臨陣脫逃的士兵的十分之一處死，然后再率領余部去殺敵。（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

統兵一千人以上的將領，作戰時打了敗仗，防守時投降敵人，擅自脫離陣地、拋棄部屬逃跑的，稱之為“國賊”。對這種人，要殺戮其本人，抄沒他的家產，削去他的戶籍，挖掘他的祖墳，并暴尸鬧市予以示眾，將其家中男女老少全部籍沒為官奴。這種嚴刑峻法，使得秦軍將士在戰斗中不敢有任何的僥幸心理，只能一往直前，與敵生死相搏。這才有“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賈誼《過秦論》），于公元前221年實現天下一統，六合混同，“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李白《古風》之三）。/

圖書簡介：《孫子兵法十八講》的主要內容是黃樸民老師對古今兵家脈絡的梳理，以及從《孫子兵法》的淵源、思想性、版本學研究等方面進行闡述，是黃樸民老師幾十年以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心血結晶。

作者簡介：歷史學博士，師從王仲犖和楊向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略部3室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執行院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圖書館館長、博導，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兼副秘書長。